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的策略选择与学习路径研究——基于跨案例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1-06-08 12:00
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从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的视角出发,对四个案例进行剖析,探究了地方政府治理策略选择、协作治理学习路径对于跨域环境协作治理的影响。文章认为,跨域环境协作治理受到横、纵两个方向治理因素的影响。从治理纬度上来说,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组织外部环境因素对于科层发包型协作、适应调整型协作、市场契约型协作和多元参与型协作四种治理策略的选择,影响着环境协作关联的达成;从治理经度上来说,环境协作的达成受到协作主体间学习路径的影响,即环保政策是否在经历了地方政府的创新和试点、环保政策的反馈与选择、环保政策上升为规章制度等三个阶段后而最终保存下来。只有某种治理策略被选择并在经历三个阶段的学习路径后最终保存下来,才有可能最终形成协作治理的集体行动。
【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文献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会根据跨域环境问题的情境选择不同的治理策略。按照跨域环境治理的外部需求程度和社会参与的广泛性两个维度,本文将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的策略分为四类:科层发包型协作、适应调整型协作、市场契约型协作和多元参与型协作(见图2)。(一)科层发包型协作
在跨域环境协作治理过程中,各个行动主体的互动和学习过程也基本遵循了这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见图3)。首先,在跨域环境治理中,区域水污染或大气污染危机会促使某个地方政府首先进行治理形式的创新;或者说中央政府会选择某个典型的或急迫需要治理的地方政府进行试点,试点的地方政府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而“发明”出某种创新举措,这可以称之为“变异”阶段。例如,前文案例中无锡市应对太湖蓝藻危机而发起的“河长制”、川滇黔三省共治“美酒河”中应对跨域水治理而设立的“环保法庭”、安徽浙江在新安江流域(千岛湖)开展的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贵阳市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作为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清镇模式”等等,都是应对水污染危机或跨域治理难题而进行的“创新”或变异。其次,在这些“创新”或试点实践之后,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方政府会进行观察学习。如果治理效果不错,其他地方政府会纷纷来“创新”地或“试点”地学习和“取经”,并把学来的经验应用在当地的环境治理中;上级部门发现后也会加以总结经验,然后再进行系统试验。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反馈意见,这些反馈意见会汇集到上级政府,上级或中央政府根据这一举措的实施情况,进行甄别和筛选,同时社会组织、相关企业和民众也会对这一环境政策进行反馈,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选择”。当然,在选择过程中,这些创新的样式也会被不断修正和改进。例如,在无锡推出“河长制”之后,全国其他地区在原来“河长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了“双河长制”,即“民间河长”、“专家学者河长”与“政府河长”相配合进行流域治理。又如,皖浙跨省新安江流域(千岛湖)“亿元对赌”生态补偿模式案例中 ,在第二轮试点中,中央政府和安徽、浙江两省都增加了补偿额度,并且提升了补偿的水质标准。再如,贵阳市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政府签订《公众参与环保第三方监督委托协议》,它作为第三方监督主体,与当地政府共同打造“清镇市环保模式”。在此过程中,专家学者和民众参与监督治理并给出环保建议,从而不断影响和修正地方政府跨域环境协作治理的政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动态演化视角下区域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网络研究——以京津冀大气治理为例[J]. 孙涛,温雪梅. 中国行政管理. 2018(05)
[2]区域组织间关系与区域间协同治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J]. 柳建文. 政治学研究. 2017(06)
[3]从传统到现代:地方水资源治理中政府与民众关系研究[J]. 崔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2)
[4]新安江:深化生态补偿机制 共护母亲河[J]. 财经界. 2017(02)
[5]对贵阳市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参与环境保护的调查报告[J]. 杨文,邓祖善,王天生.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6(05)
[6]大气污染多元协同治理的比较研究:典型国家的跨案例分析[J]. 杨立华,张柳. 行政论坛. 2016(05)
[7]跨界环境问题的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理论讨论和三个案例[J]. 范永茂,殷玉敏. 公共管理学报. 2016(02)
[8]从合作区到区域合作网络:结构、路径与演进——来自“9+2”合作区191项府际协议的网络分析[J]. 马捷,锁利铭,陈斌. 中国软科学. 2014(12)
[9]空气污染整体治理:英国实践及借鉴[J]. 蔡岚.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02)
[10]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J]. 汪伟全. 公共管理学报. 2014(01)
本文编号：3218403
【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文献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会根据跨域环境问题的情境选择不同的治理策略。按照跨域环境治理的外部需求程度和社会参与的广泛性两个维度,本文将跨域生态环境协作治理的策略分为四类:科层发包型协作、适应调整型协作、市场契约型协作和多元参与型协作(见图2)。(一)科层发包型协作
在跨域环境协作治理过程中,各个行动主体的互动和学习过程也基本遵循了这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见图3)。首先,在跨域环境治理中,区域水污染或大气污染危机会促使某个地方政府首先进行治理形式的创新;或者说中央政府会选择某个典型的或急迫需要治理的地方政府进行试点,试点的地方政府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而“发明”出某种创新举措,这可以称之为“变异”阶段。例如,前文案例中无锡市应对太湖蓝藻危机而发起的“河长制”、川滇黔三省共治“美酒河”中应对跨域水治理而设立的“环保法庭”、安徽浙江在新安江流域(千岛湖)开展的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贵阳市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作为第三方监督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清镇模式”等等,都是应对水污染危机或跨域治理难题而进行的“创新”或变异。其次,在这些“创新”或试点实践之后,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地方政府会进行观察学习。如果治理效果不错,其他地方政府会纷纷来“创新”地或“试点”地学习和“取经”,并把学来的经验应用在当地的环境治理中;上级部门发现后也会加以总结经验,然后再进行系统试验。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地方政府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反馈意见,这些反馈意见会汇集到上级政府,上级或中央政府根据这一举措的实施情况,进行甄别和筛选,同时社会组织、相关企业和民众也会对这一环境政策进行反馈,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选择”。当然,在选择过程中,这些创新的样式也会被不断修正和改进。例如,在无锡推出“河长制”之后,全国其他地区在原来“河长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推出了“双河长制”,即“民间河长”、“专家学者河长”与“政府河长”相配合进行流域治理。又如,皖浙跨省新安江流域(千岛湖)“亿元对赌”生态补偿模式案例中 ,在第二轮试点中,中央政府和安徽、浙江两省都增加了补偿额度,并且提升了补偿的水质标准。再如,贵阳市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政府签订《公众参与环保第三方监督委托协议》,它作为第三方监督主体,与当地政府共同打造“清镇市环保模式”。在此过程中,专家学者和民众参与监督治理并给出环保建议,从而不断影响和修正地方政府跨域环境协作治理的政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动态演化视角下区域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网络研究——以京津冀大气治理为例[J]. 孙涛,温雪梅. 中国行政管理. 2018(05)
[2]区域组织间关系与区域间协同治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J]. 柳建文. 政治学研究. 2017(06)
[3]从传统到现代:地方水资源治理中政府与民众关系研究[J]. 崔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02)
[4]新安江:深化生态补偿机制 共护母亲河[J]. 财经界. 2017(02)
[5]对贵阳市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参与环境保护的调查报告[J]. 杨文,邓祖善,王天生. 贵阳市委党校学报. 2016(05)
[6]大气污染多元协同治理的比较研究:典型国家的跨案例分析[J]. 杨立华,张柳. 行政论坛. 2016(05)
[7]跨界环境问题的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理论讨论和三个案例[J]. 范永茂,殷玉敏. 公共管理学报. 2016(02)
[8]从合作区到区域合作网络:结构、路径与演进——来自“9+2”合作区191项府际协议的网络分析[J]. 马捷,锁利铭,陈斌. 中国软科学. 2014(12)
[9]空气污染整体治理:英国实践及借鉴[J]. 蔡岚.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02)
[10]空气污染的跨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J]. 汪伟全. 公共管理学报. 2014(01)
本文编号：321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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