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接触与政府服务评价：基于“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的证据
发布时间：2021-07-22 17:11
中国近二十年来各级政府行政服务改革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创新之一是通过建立"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促进行政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去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已成为公民直接接触政府部门的最主要方式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一站式"行政服务中心服务评价的研究仍不多见。本文借助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搜集的数据,首次从效率、程序、成功率等三个维度大规模测量公民对各地区（县）级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评价,并且通过引入公民接触（citizen contacting）的理论视角分析公民直接接触与间接经历对行政服务中心服务评价的影响。基于因子分析、两阶段赫克曼选择模型的一系列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直接接触对于公民对地方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评价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负面间接经历则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在理论与实证上拓宽了政府服务评价的研究视野,在实践上也为继续建设完善"一站式"政府、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提供了证据支持。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图1 分析框架
为测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接触，本文在问卷中设计并加入了如下问题：“在过去三年里，您是否在本地的区（县）级行政服务中心（或行政许可中心、行政审批大厅）办过事？”受访者的答案选项包括“去过”“知道有但没去过”“本地没有这样的中心”“不知道有没有”。本文将“去过”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换言之，本文比较的是去行政服务中心办过事和没去行政服务中心办过事的人们对行政服务中心服务水平的评价。在这里，没去行政服务中心办过事的人们对其服务水平的评价类似于既有文献中的政府腐败感知、政府能力感知等指标，属于通过间接渠道和主观印象获取的感知性评价，而非一手、客观的评价。图2报告了公民接触与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评价的粗略关系（即未控制其他变量）。其中纵轴为受访者的平均同意程度，横轴是根据公民是否去过行政服务中心所做的分组。图中还报告了95%置信区间。由图2可看出，相对于没去过地方行政服务中心的受访者，去过的受访者对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的评价明显更高。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H1。当然，有些公众通过网上办事等方式与行政服务中心打交道，但考虑到这部分公众往往占比非常小，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在线办事主要内容往往是咨询或预约，其目的仍旧是为线下办事做准备，因而对自变量测量精度的影响应该较小。为测量本文的另一关键解释变量———间接经历，本文在问卷中设计并加入如下问题：“请您回想一下，在过去三年中，您是否曾经受到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受访者的答案选项包括“是”“否”“不知道”“不回答”。本文将“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该变量与上述直接接触变量同时取值为1的观测值数为379（稳健性检验将针对此问题做进一步分析），因而主要测量的是受访人与行政服务中心之外的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接触经历。由图3可看出，相对于没有受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受过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对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的评价明显更低。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H2。
为测量本文的另一关键解释变量———间接经历，本文在问卷中设计并加入如下问题：“请您回想一下，在过去三年中，您是否曾经受到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受访者的答案选项包括“是”“否”“不知道”“不回答”。本文将“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该变量与上述直接接触变量同时取值为1的观测值数为379（稳健性检验将针对此问题做进一步分析），因而主要测量的是受访人与行政服务中心之外的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接触经历。由图3可看出，相对于没有受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受过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对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的评价明显更低。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H2。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潜在的竞争性解释是公民因为对地方行政服务中心的评价高，所以才去办事，即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但是，考虑到公民通常找政府办事主要原因是因为存在针对某方面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由个体的各方面特征决定，已在模型中控制），而且政府公共服务存在垄断性，公民通常找不到其他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因此，本文认为，公民接触相对于服务评价为外生变量，反向因果不会威胁本文的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现状、热点主题与演化脉络——基于CSSCI文献的科学计量分析（2008—2018年）[J]. 葛晓龙. 经营与管理. 2019(11)
[2]公众参与政府效能评价的悖论、困境与出路:一个基于三维机制的整合性框架[J]. 杨黎婧. 南京社会科学. 2019(09)
[3]国际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基于SSCI（2008—2017）的文献计量分析[J]. 孙斐,叶烽.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9(05)
[4]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J]. 郁建兴,高翔. 浙江社会科学. 2018(04)
[5]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总体性问题与应对策略[J]. 尚虎平. 政治学研究. 2017(04)
[6]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满意度测量及其实证研究——以2014年度广东省为例[J]. 郑方辉,何志强.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6(02)
[7]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的政府绩效评价[J]. 郑方辉,尚虎平. 中国社会科学. 2016(01)
[8]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J]. 朱旭峰,张友浪. 管理世界. 2015(10)
[9]我国政府绩效治理体系构建及其对策建议[J]. 包国宪,王学军. 行政论坛. 2013(06)
[10]中国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J]. 高小平,盛明科,刘杰.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6)
本文编号：3297552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1 页
【部分图文】：
图1 分析框架
为测量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之一——直接接触，本文在问卷中设计并加入了如下问题：“在过去三年里，您是否在本地的区（县）级行政服务中心（或行政许可中心、行政审批大厅）办过事？”受访者的答案选项包括“去过”“知道有但没去过”“本地没有这样的中心”“不知道有没有”。本文将“去过”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换言之，本文比较的是去行政服务中心办过事和没去行政服务中心办过事的人们对行政服务中心服务水平的评价。在这里，没去行政服务中心办过事的人们对其服务水平的评价类似于既有文献中的政府腐败感知、政府能力感知等指标，属于通过间接渠道和主观印象获取的感知性评价，而非一手、客观的评价。图2报告了公民接触与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评价的粗略关系（即未控制其他变量）。其中纵轴为受访者的平均同意程度，横轴是根据公民是否去过行政服务中心所做的分组。图中还报告了95%置信区间。由图2可看出，相对于没去过地方行政服务中心的受访者，去过的受访者对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的评价明显更高。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H1。当然，有些公众通过网上办事等方式与行政服务中心打交道，但考虑到这部分公众往往占比非常小，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在线办事主要内容往往是咨询或预约，其目的仍旧是为线下办事做准备，因而对自变量测量精度的影响应该较小。为测量本文的另一关键解释变量———间接经历，本文在问卷中设计并加入如下问题：“请您回想一下，在过去三年中，您是否曾经受到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受访者的答案选项包括“是”“否”“不知道”“不回答”。本文将“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该变量与上述直接接触变量同时取值为1的观测值数为379（稳健性检验将针对此问题做进一步分析），因而主要测量的是受访人与行政服务中心之外的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接触经历。由图3可看出，相对于没有受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受过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对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的评价明显更低。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H2。
为测量本文的另一关键解释变量———间接经历，本文在问卷中设计并加入如下问题：“请您回想一下，在过去三年中，您是否曾经受到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受访者的答案选项包括“是”“否”“不知道”“不回答”。本文将“是”编码为1，“否”编码为0。该变量与上述直接接触变量同时取值为1的观测值数为379（稳健性检验将针对此问题做进一步分析），因而主要测量的是受访人与行政服务中心之外的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接触经历。由图3可看出，相对于没有受过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受过不公平对待的受访者对行政服务中心效率、程序、成功率的评价明显更低。这些发现初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理论假设H2。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潜在的竞争性解释是公民因为对地方行政服务中心的评价高，所以才去办事，即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但是，考虑到公民通常找政府办事主要原因是因为存在针对某方面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由个体的各方面特征决定，已在模型中控制），而且政府公共服务存在垄断性，公民通常找不到其他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因此，本文认为，公民接触相对于服务评价为外生变量，反向因果不会威胁本文的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现状、热点主题与演化脉络——基于CSSCI文献的科学计量分析（2008—2018年）[J]. 葛晓龙. 经营与管理. 2019(11)
[2]公众参与政府效能评价的悖论、困境与出路:一个基于三维机制的整合性框架[J]. 杨黎婧. 南京社会科学. 2019(09)
[3]国际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基于SSCI（2008—2017）的文献计量分析[J]. 孙斐,叶烽.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9(05)
[4]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J]. 郁建兴,高翔. 浙江社会科学. 2018(04)
[5]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总体性问题与应对策略[J]. 尚虎平. 政治学研究. 2017(04)
[6]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满意度测量及其实证研究——以2014年度广东省为例[J]. 郑方辉,何志强.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6(02)
[7]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的政府绩效评价[J]. 郑方辉,尚虎平. 中国社会科学. 2016(01)
[8]创新与扩散: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J]. 朱旭峰,张友浪. 管理世界. 2015(10)
[9]我国政府绩效治理体系构建及其对策建议[J]. 包国宪,王学军. 行政论坛. 2013(06)
[10]中国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J]. 高小平,盛明科,刘杰. 中国社会科学. 2011(06)
本文编号：329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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