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企业污染违规
发布时间：2021-11-27 14: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都与地方政府在环保履职中的失职直接相关。为遏止以往“唯GDP论”带来的环境溢出效应,中央政府在“十八大”之后,开始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等城市环境绩效指标纳入到地方政府的人事考核之中。自此之后,各地市陆续发生了地方官员因环境治理不力而被免职的事件。这种紧随官员更替的环境污染必然折射了地方官员的个体特征,如何从微观层面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影响,或许有助于揭示中国目前的环境治理困境。本文以地方官员更替为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在企业污染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及治理动机,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地方官员更替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污染违规?（2）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污染违规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具体的,失信惩戒是否满足这一传导条件?（3）在不同晋升压力下、不同政治关联下,失信惩戒满足什么样的中介特征?在理论层面,基于传统的晋升锦标赛理论,本文提出了基于环境绩效的底线考核原则,试图以此剖析地方官员在环境治理中的治理动机和激励来源。在实证层面,本文以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地区的758家废水国控重点监控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上述48个地市（包括3个直辖市）97...
【文章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 211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92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环境整改不力免职官员一览
除地方党委外,地方环保部门承担了地方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主要责任。然而,地方环保部门执法不到位、监管不得力却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环保法律、政策目标有效实施的主要困境。部分学者认为,双头领导可能是导致环保部门履职不力的制度因素(曹俊,2014)。如图1-2所示,中国的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兼具“条管”与“块管”的特征。在总体上,以国务院实行统一协调领导,其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自上而下进行业务指导,实现条状管理。在地方上,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环境治理,并由地方政府提供人、财、物等支持,实现块状管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同属条管和块管,但市级层面的激励最为关键,即所谓“黑头(法律条文)不如红头(政府文件),红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罗文君,2012)。由于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党委,对地方环保部门有着更强的约束性,因此直接影响了地方环保局长的行政工作。环保局的财力不仅由地方政府下拨,其最核心的人事、编制等权限也都由上级政府所控制(类似遭遇的部门还有:检察、审计等)。上级环保厅的政策在推进到市级环保局时,一旦遇到地市一把手的阻力,常常以失败告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环保部门在环保工作中不规范性和随意性。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科学、有效的环保问责机制,实践中,常常环保事故一出,地方官员又可以利用手中权力让环保部门来承担责任,环保部门的负责人就成了最终的“替罪羊”。这也部分导致,在现行的体制下,环保部门在地方政府的决策发言权较小,并不能对地方政府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明示起鉴,本文绘制了两组晋升压力下失信惩戒中介效应图(图7-1)。图7-1显示,无论晋升压力高低与否,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当晋升压力高时,失信惩戒对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较低。为进一步检验上述差异是否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本文通过Bootstrap法计算高晋升压力与低晋升压力两组中,在Step 2组回归中,失信惩戒回归系数的差异是否显著不同。使用Bootstrap计算出的经验P值,可以检验组件系数之间差异的概率。其检验逻辑如下:(1)将来自高晋升压力组(High Pressure,HP)和低晋升压力组(Low Pressure,LP)的企业城市样本混合起来,放入一个样本池(sample pool)中,两组中废水国控企业的数量分别为169家和185家,则总计有N=169+185=354家。(2)在每一次抽样模拟的过程中,从样本池中随机抽取169和185家废水国控企业,并将其记为HP组和LP组。(3)分别估计两个组别中的失信惩戒的回归系数值,并写入系数差异值di。(4)将第2步和第3步重复进行k次(本文中k=100),从而计算出di(i=1,2,…,k)大于实际系数差异d0的百分比,最终得到与传统检验相一致的经验p值。如果经由Bootstrap法计算的组间p值,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则表明两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方法有别于传统的回归分析中,仅通过比较组间系数大小或显著性进行推断的方法,并且更为稳健(连玉君等,2010)。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失信惩戒与寒蝉效应——来自地区环保处罚记录的经验分析[J]. 尹建华,弓丽栋,王森. 科研管理. 2020(01)
[2]我国城市雾霾污染、工业企业偷排与政府污染治理[J]. 冯阔,林发勤,陈珊珊. 经济科学. 2019(05)
[3]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效应研究[J]. 郭树龙. 世界经济研究. 2019(09)
[4]逐利本性还是市场激励?——基于重污染企业绿色行为的调查研究[J]. 马喆亮,胡元林. 生态经济. 2019(09)
[5]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李桂荣,温绍涵,王乐娜.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9(05)
[6]制度同构下企业环境战略的异质性响应——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分析[J]. 尹建华,王森,张玲玲.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7]环保投入、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J]. 唐勇军,夏丽. 科技管理研究. 2019(10)
[8]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J]. 罗开艳,田启波. 现代经济探讨. 2019(05)
[9]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河长制演进:基于官员年龄的视角[J]. 金刚,沈坤荣. 财贸经济. 2019(04)
[10]企业环境治理的驱动机制研究:环保官员变更的视角[J]. 胡珺,汤泰劼,宋献中. 南开管理评论. 2019(02)
博士论文
[1]环境规制、漂绿行为与企业研发投资研究[D]. 金宇.天津财经大学 2018
[2]政府科技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D]. 王闽.中国矿业大学 2017
[3]基于家族上市公司政治策略视角的供需双维度审计质量研究[D]. 黄琳琳.北京交通大学 2017
[4]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D]. 李永辉.天津大学 2015
[5]论我国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激励机制[D]. 罗文君.上海交通大学 2012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D]. 李瑶.中国海洋大学 2012
[7]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环境污染问题研究[D]. 郑周胜.兰州大学 2012
硕士论文
[1]环境信息披露、声誉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D]. 杨明.青岛大学 2016
[2]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机理研究[D]. 伍彬.湖南大学 2014
[3]辩白还是告白？[D]. 郭肪汝.暨南大学 2013
[4]土地生财机制支撑下的地方债务风险研究[D]. 张大伟.中共中央党校 2012
[5]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D]. 周春娜.湖南大学 2012
本文编号：3522478
【文章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 211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92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环境整改不力免职官员一览
除地方党委外,地方环保部门承担了地方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主要责任。然而,地方环保部门执法不到位、监管不得力却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环保法律、政策目标有效实施的主要困境。部分学者认为,双头领导可能是导致环保部门履职不力的制度因素(曹俊,2014)。如图1-2所示,中国的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的是“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兼具“条管”与“块管”的特征。在总体上,以国务院实行统一协调领导,其他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自上而下进行业务指导,实现条状管理。在地方上,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的环境治理,并由地方政府提供人、财、物等支持,实现块状管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同属条管和块管,但市级层面的激励最为关键,即所谓“黑头(法律条文)不如红头(政府文件),红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罗文君,2012)。由于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党委,对地方环保部门有着更强的约束性,因此直接影响了地方环保局长的行政工作。环保局的财力不仅由地方政府下拨,其最核心的人事、编制等权限也都由上级政府所控制(类似遭遇的部门还有:检察、审计等)。上级环保厅的政策在推进到市级环保局时,一旦遇到地市一把手的阻力,常常以失败告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环保部门在环保工作中不规范性和随意性。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科学、有效的环保问责机制,实践中,常常环保事故一出,地方官员又可以利用手中权力让环保部门来承担责任,环保部门的负责人就成了最终的“替罪羊”。这也部分导致,在现行的体制下,环保部门在地方政府的决策发言权较小,并不能对地方政府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明示起鉴,本文绘制了两组晋升压力下失信惩戒中介效应图(图7-1)。图7-1显示,无论晋升压力高低与否,失信惩戒在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之间均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当晋升压力高时,失信惩戒对市委书记更替与企业污染违规间关系的中介效应较低。为进一步检验上述差异是否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本文通过Bootstrap法计算高晋升压力与低晋升压力两组中,在Step 2组回归中,失信惩戒回归系数的差异是否显著不同。使用Bootstrap计算出的经验P值,可以检验组件系数之间差异的概率。其检验逻辑如下:(1)将来自高晋升压力组(High Pressure,HP)和低晋升压力组(Low Pressure,LP)的企业城市样本混合起来,放入一个样本池(sample pool)中,两组中废水国控企业的数量分别为169家和185家,则总计有N=169+185=354家。(2)在每一次抽样模拟的过程中,从样本池中随机抽取169和185家废水国控企业,并将其记为HP组和LP组。(3)分别估计两个组别中的失信惩戒的回归系数值,并写入系数差异值di。(4)将第2步和第3步重复进行k次(本文中k=100),从而计算出di(i=1,2,…,k)大于实际系数差异d0的百分比,最终得到与传统检验相一致的经验p值。如果经由Bootstrap法计算的组间p值,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则表明两组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一方法有别于传统的回归分析中,仅通过比较组间系数大小或显著性进行推断的方法,并且更为稳健(连玉君等,2010)。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失信惩戒与寒蝉效应——来自地区环保处罚记录的经验分析[J]. 尹建华,弓丽栋,王森. 科研管理. 2020(01)
[2]我国城市雾霾污染、工业企业偷排与政府污染治理[J]. 冯阔,林发勤,陈珊珊. 经济科学. 2019(05)
[3]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效应研究[J]. 郭树龙. 世界经济研究. 2019(09)
[4]逐利本性还是市场激励?——基于重污染企业绿色行为的调查研究[J]. 马喆亮,胡元林. 生态经济. 2019(09)
[5]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李桂荣,温绍涵,王乐娜.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9(05)
[6]制度同构下企业环境战略的异质性响应——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经验分析[J]. 尹建华,王森,张玲玲.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7]环保投入、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J]. 唐勇军,夏丽. 科技管理研究. 2019(10)
[8]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J]. 罗开艳,田启波. 现代经济探讨. 2019(05)
[9]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河长制演进:基于官员年龄的视角[J]. 金刚,沈坤荣. 财贸经济. 2019(04)
[10]企业环境治理的驱动机制研究:环保官员变更的视角[J]. 胡珺,汤泰劼,宋献中. 南开管理评论. 2019(02)
博士论文
[1]环境规制、漂绿行为与企业研发投资研究[D]. 金宇.天津财经大学 2018
[2]政府科技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D]. 王闽.中国矿业大学 2017
[3]基于家族上市公司政治策略视角的供需双维度审计质量研究[D]. 黄琳琳.北京交通大学 2017
[4]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竞争、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D]. 李永辉.天津大学 2015
[5]论我国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激励机制[D]. 罗文君.上海交通大学 2012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D]. 李瑶.中国海洋大学 2012
[7]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环境污染问题研究[D]. 郑周胜.兰州大学 2012
硕士论文
[1]环境信息披露、声誉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D]. 杨明.青岛大学 2016
[2]政治关联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机理研究[D]. 伍彬.湖南大学 2014
[3]辩白还是告白？[D]. 郭肪汝.暨南大学 2013
[4]土地生财机制支撑下的地方债务风险研究[D]. 张大伟.中共中央党校 2012
[5]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研究[D]. 周春娜.湖南大学 2012
本文编号：352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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