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与上证综指收益率及波动率关系实证研究

发布时间：2021-04-18 06:24

　　本文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间日度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数及上证综指日收盘价为样本,共280个观测值,首先构建GARCH模型测算出上证综指的日波动率,其次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投资者情绪指数、上证综指收益率及波动率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上证综指收益率是投资者情绪指数波动的Granger原因;二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投资者情绪指数和上证综指收益率均是其波动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最后,从提高投资者专业技能与完善信息发布机制两个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股市运行的建议。 

【文章来源】：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20,36(03)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投资者情绪指数与上证综指收益率时序图

根据拟合的GARCH(1,2）模型，可进一步计算得到上证综指日对数收益率的波动率序列，记为VOLt。波动率序列的时序图如图2所示。图2显示，上证综指波动率存在明显的聚集现象，即2019年1月30日至2019年7月9日间波动率比较大，此后至2020年1月17日的波动率则相对比较小。然而，自2020年1月下旬以后，上证综指数又展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股市出现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将表3中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示成图3所示的形式，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日度投资者情绪指数ISt、上证综指日对数收益率Rt及其波动率VOLt三个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的方向。表4和图3的结果表明，当滞后阶数为1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上证综指收益率不是投资者情绪变化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即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化将会导致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这在常理上是容易理解的，当收益率为正（或为负），股票市场处于上升（或下降）通道时，投资者据此形成股票市场看涨（或看跌）的判断，投资者情绪进而趋向于乐观（或悲观）。这一研究结论与程昆、刘仁和（2005)[13]及鲁训法、黎建强（2012)[7]所得到的结论相似。当滞后阶数分别为10和5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分别拒绝了投资者情绪不是上证综指波动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上证综指收益率不是波动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上证综指收益率、投资者情绪的变化都将会导致波动率的变化。这在常理上也可以得到解释，既然前文已经验证股票收益率的变化会导致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而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势必对其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导致股票市场波动的变化。这一研究结果也与文凤华、饶贵添、杨晓光（2011）得到的结论相一致[14]。此外，研究结果也表明，当滞后阶数为1时，5%的显著性水平下，并不能拒绝投资者情绪不是上证综指收益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即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并不会导致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变化。这一结论虽然与部分国外学者的结论相背离（如Fisher&Statman,2000)[15]，但却与部分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互验证，如鲁训法、黎建强（2012)[7]，即中国投资者情绪的波动并不能带来上证综指收益率的变化。


本文编号：3144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