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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关于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流变及思考，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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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流变及思考 作者：杨亚庚 郭飞君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8年第24期

［摘要］生命教育自上世纪60年代末提出以来，已经为世界各国教育界所广泛关注，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生命教育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在实践上也基本实现了制度化、课程化。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教育理论事业的不断深化和扩大，生命教育也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文章试从生命教育理论的内涵及其嬗变入手，对生命教育的理论意义做出阐释，，以期对我国的生命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现代教育观念的确立与发展有所推动。

[关键词]生命教育 理论与实践 对策

[作者简介]杨亚庚（1973- ），女，吉林农安人，长春师范学院团委，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郭飞君（1969- ），男，浙江诸暨人，长春师范学院教务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基础理论。（吉林长春130032）

[中图分类号]G40-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8）36-0168-03

一、生命教育的提出和原初含义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特殊实践活动，无疑自产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提升人的生命质量的使命。换言之，关注“人之为人”，意在更好地“人之为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而这与人的生命意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文献记载，古代希腊“自由的学问”的智慧教育和我国古代孔、孟、老庄的人性教育都崇尚人的生命价值。然而，随着宗教文化的畸形发展，神性取代了人性，人成为神的奴仆。虽然在历经千年的神学蒙昧后，人性终于战胜了神性，但随之而来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幻影又逐渐湮灭了精神文化的光芒。科学与人文的分离，让西方的人性工具化沦为机器——资本的奴隶。在中国，由于农业文明的早熟和封建专制的无孔不入，人性成为礼制与管制的附庸，皇权高于一切，取仕成为教育的唯一。

从上述东西方教育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作为社会制度的工具与手段的仆从性质给人性造成的戕害，这就是马克思曾经尖锐批判过的人的“异化”。这种“异化”非但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完成而有丝毫改变，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而愈加显现出其与人的本质的背离。正是这种背离，使人类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继续演绎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同时，贫穷、疾病、生态恶化、灾害与事故频发乃至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个体对生命的自戕、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与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面对种种生命危机，人类的理性在困惑中发出了生命可贵的呼唤。生命教育也正是在这一呼唤中，开始了对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人类生命带来威胁和销蚀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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