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深化幼儿园教育改革

　[摘要]以《幼儿园工作规程》的颁布为标志，我国幼儿园教育改革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至今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关于这场改革成效的研究应当成为我国当前幼儿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为我国幼儿教育政策决策服务。但目前已有研究基本上建立在主观判断或现状描述的基础之上，缺乏实证依据的支持。开展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研究应当抓住影响改革成效的关键阶段与关键问题，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客观、公正、全面地分析和评价我国幼儿园教育改革的成效。
　　[关键词]教育改革；幼儿园教育改革；改革成效
　　
　　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幼儿园教育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颁发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为标识的、由国家行政力量推动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幼儿园教育改革到今天已历经十年。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试行，一场新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运动正在全国各地全面展开。这场教育改革的实际效果如何?改革的预期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在幼儿园教育实践层面上实现?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我们重视，并通过科学研究来做出回答的问题。
　　
　　一、目前关于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研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幼儿园教育改革最初从“民间”自发地兴起。1989年以后，以国家教委颁布的《规程》和《纲要》为标志，转向了由国家行政力量主导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迄今为止，这场“革命”方兴未艾。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如何评价这场改革的成效。他们的基本判断是改革带来了幼儿教师教育理念的普遍变化，教育实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课程范式“正从科学中心主义课程向社会建构中心课程转变”；教学范式“正由‘传递’‘训练’为主的单向教学向‘引导’为主的互动教学转变”；“幼儿自由活动时间增多”一，活动区“基本杜绝了没有材料的现象”；“目的性计划性贯穿于一日活动各个环节”，让幼儿消极“等待的时间在减少”等。与此同时，对于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质疑也日益增多。如有学者认为“教育改革理论研究不够，提出种种说法匆忙，问题集中在：理论研究含混模糊，脱离国情。忽视历史经验，对教育实际不太了解，对教育改革的特点和复杂性估计不足，缺乏反复实验、检验，目标定位不准……(致使)幼儿园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脱节现象严重”，如教师对幼儿的个别关注仍然很少，重上课、轻游戏的倾向依然存在，幼儿园教育改革停留在表面形式的模仿上，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前会教的教师不会教了，以前不会教的教师更逍遥了”。教师不是深入参与幼儿的游戏，而只在幼儿发生冲突时短暂介入，根本没有发挥作为观察者与监督者的作用等。
　　上述这些关于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反思和判断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基本上都属于经验判断或感性直觉，缺乏实证研究依据。可以说，目前关于、我国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研究被边缘化与模糊化了。长期以来，上至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下至基层的学校、幼儿园，人们在评估教育改革的成效时往往把人力物力的投入(包括编写的学习材料、组织的培训研习、教学观摩等)、成品展现(如新出版的教材、体现新的教育理念的教育活动案例和指导手册等)、工作经验总结及教师对有关文件的知晓程度(如教师是否熟知《纲要》内容等)当作幼儿园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效”，满足于对教育改革效果的主观“估计”和事实描述，而很少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实证性研究方法来证明教育改革对于教育实践的影响。这种重主观判断、轻科学研究的倾向不仅使得关于教育改革成效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也使教育改革的成效模糊化，使人们无法准确地判断教育改革的实际成效，从而无法决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二是目前关于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目前关于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研究多是对幼儿园教育改革历史阶段的回顾与反思，或对幼儿教育事业整体发展状况的调查等，鲜有关于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实证研究。导致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尚未形成研究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学理分析。框架。自然无法编制或设计分析和评价幼儿园教育改革成效的适宜研究工具与有效研究手段。
　　
　　二、我国幼儿园教育改革的特点和研究改革成效的必要性
　　
　　我国幼儿园教育改革的显著特征是“自上而下”。即哈夫洛克(R.G.Havelock)所谓的“研制推广型”或“中心—外围型”的教育改革模式。就其优势而言。这种改革借助于政府和专家在权力和学术方面的“权威”，容易“自上而下”地大规模发动和推广；这种改革在传播推广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可供学习和借鉴的计划方案，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而容易广为接受。但是，这种改革也可能发生以下问题：一是决策者对于当前教育客观实际和改革需要的认识不一定全面或准确：二是改革精神在传递过程中可能发生损失和偏离：三是“所倡导的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差距；四是改革的动机来自于“上面”而非“下面”，幼儿教师被要求进行痛苦的“自我否定”，从而使改革可能遭遇幼儿教师自觉或不自觉的抵抗；五是改革投入的成本和实际的产出之间不相称。借助于各级行政力量推动的大规模教育改革往往投入的成本较大，但对实施阶段改革成效的监控与评估关注不够。
　　本来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指导下对这场涉及面如此之大的教育改革成效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些判断都仅仅以主观之“我见”或描述性的经验事实为依据，就都不足以令人信服，也就无助于解决纷争。这也就是说，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结论都应当以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提供的“事实”为依据。这是当前各国教育改革政策决策和研究的重要趋势和特点，以美国学前教育领域中几个有代表性，笔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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