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教育技术研究的品质
本文关键词:应用“三角互证法”提升教育技术研究的品质,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2014.10?中国电化教育?总第333期文章编号:1006—9860(2014)10—0023—06?
Theory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理论与争鸣
应用“三角互证法”提升教育技术研究的品质 *
林?刚,张诗亚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摘要:“三角互证法”利用文献、考古学和人类学三种方法的相互印证,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定量与定性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技术路线,可以大大提高研究的有效性。教育技术具有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学科交叉性的特点,在进行教育技术研究时采用简单性的研究范式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该文将“三角互证法”作为一种混合方法研究范式引入教育技术研究,可以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找准研究切入点,构建规范的研究谱系,并通过进入教育实践现场开展实地考察,丰富教育技术研究的材料,促进教育技术研究的本原回归,提升研究的品质。
关键词:三角互证法;文献;考古;人类学;教育技术研究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兴未艾,研究领域逐步扩大,研究主题不断深入,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但若冷静反思,我们就会发现当前教育技术乃至整个教育领域的研究存在着诸多弊病,有不少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梳理,综合来看,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崇洋媚外,无视传统。研究者盲目同西方教育比较或攀比,鼓吹外国的月亮圆,依附西方教育理论,唯西方马首是瞻,而对于中国悠久而璀璨的传统文化熟视无睹,不善甚或不屑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养分。
二是浅尝辄止,功利性强。对国内外教育名著和思想理论的学习、研究不肯下功夫深入钻研,在进行课题研究时,满足于遵循统一的所谓研究模式,不是以解决问题、提升理论为目的,而是盯着行政管理制度的指挥棒,制造出虚假繁荣的所谓研究成果。
三是闭门造车,疏离生活。当前很多研究基本是书斋式研究,不愿走进“活”的教育生活,不善于从那“活”的教育中提炼问题,把教育研究同社会文化现象隔离开来,画地为牢,坐井观天,使教育研究缺乏现实基础,流为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1][2]。
上述“病征”绝不可小觑,它表征着教育技术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式单一,?找不到“真”问题,缺乏科学有效的研究范式。总之,当前教育技术研究的健康状况不良,研究的品质亟待提升。针对此,我们开出的“药方”是:运用文献、考古、人类学三种方法“互证”的范式来指导教育技术问题研究,提升教育技术研究的品质。
?一、“三角互证法”:溯源及释义
近代之前的历史研究常常只是运用文献记载作为唯一的考据材料。近代学者打破传统,推陈出新了二重证据法。如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初的发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南边疆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现状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JJD880028)和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南民族地区民生改善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1AMZ00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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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三重证据法是建立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研究历史的考据方法。对于其具体内容和运用,因学科领域不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3]。
在教育研究领域,一般认为通过文献、考古、人类学三种方法相互印证研究教育问题,可以大大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提升研究的品质。我们姑且称之为“三角互证法”。
(一)文献方法
文献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的方法。这是一种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文献记载着人类社会活动留下的蛛丝马迹,人类活动与认识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与认识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逝去的事实时必须借助于文献。
学界有一种误解,认为在做研究,撰写论文时,只要是翻阅了书籍,查阅了资料,就是使用了文献法。实际上,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文献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祖归宗’,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定位。有时候一篇文献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文本本身,而只有把它放到一个学术史的脉络中去,放到一个学术传统中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文本”。文献研究“首先是为了尊重并真正进入一个学术传统,?其次才是利他主义功能——为他人提供文献检索的路线图”[4]。因此,文献法并不只是列出几篇“参考文献”那么简单的。
国际上的顶级学术刊物,几乎所有研究论文都有比较翔实的文献综述,可见国外研究者对于文献的重视。我们在进行课题研究时,也一定要树立文献研究的意识,围绕研究主题,利用包括工具书在内的多种文献来厘清关键概念的中西文辞源、历史背景、最早出处、发展演变脉络以及最接近的相关研究状况,以“滚雪球”的方式建立起该主题的研究图谱。
(二)考古学方法
考古学(Archaeology)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其他国家多从属于人类学,也有划归艺术史的。考古学是一门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如器物、纪念物和其他遗存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从该术语(Archaeology)的本意出发,这门学科应该被理解从物质材料来探索人类的来历,了解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是如何产生,以及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的[5]。
考古学方法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强调物质材料的重要性。胡适在谈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时,也着重强调了材料的重要性。
“顾炎武、阎若璩规定了中国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伽利略、解白勒、波耳、牛顿规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他们的方法是相同的,不过他们的材料完全不同。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伽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钻来钻去,总不出这故纸堆的范围;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的最大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已。实物的材料无穷……
“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定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J.G.Anderson)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所以,“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6]由此,实物材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三)人类学方法
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狭义的人类学即文化人类学,它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常采用实地参与观察、全面考察、比较等注重“质”而非“量”的研究方法。当代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过:“这个新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学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类学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越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学研究的特性[7]。
人类学研究有两个最显著的标志:一是他者言说立场;一是田野考察方式。
人类学研究关注“别人的世界”,即人类学家研究具体的人群时面对的不同于自己的文化——“他者”(Other)。在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与文化时,人类学家还十分强调“主位”和“客位”观察方法的区分。主位的观点代指被研究者(局内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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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文化的看法,客位的观点代指这个文化的局外人的解释。主位的观点于是延伸来指一种研究的态度:人类学家强调要从被研究者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且拒绝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将被研究的文化切割成零星的碎片。
田野考察法是人类学最有特色的一个研究方法。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惟一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调查。人类学家通过参与到另一种文化之中并与之打成一片,才获得了将一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相比较和参照的材料与资格。
他者的立场和田野考察方式昭示着人类学的核心价值,让研究更理性更有效[8]。
上述三种方法各有特色和优势,在研究中将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三角的互释互证,能发挥每种方法的最大威力,彰显研究的价值。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人类学
文献
三角互证关系图
考古
“三角互证法”作为一种混合方法的研究范式,以复合的方法论为指导,兼容并蓄多学科研究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描述相结合,理论梳理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实现多个主体、多方信息源、多种理论视角的相互印证,最大限度提升研究有效性。其互证关系具体包括如下几重含义:一是信息的三角互证,即涉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人;二是研究主体的三角互证,即不同研究者(理论研究者、实践研究者、研究参与者等)之间相互查验;三是理论的三角互证,即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四是方法论的三角互证,即不止使用一种方法进行研究;五是每个“角”的自我互证,比如借助不同时期、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文献相互验证;人类学考察中通过观察、访谈等不同途径获取的材料相互验证。
二、教育技术研究为何需要“三角互证法”我们为何提倡运用“三角互证法”来主导教育技术问题的研究,提升其研究品质?这是由教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教育技术学科特点共同决定的。
(一)教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
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教育应是陶冶的,但这种陶冶应在真实的此在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在一种大全的陶冶境地获得大全的陶冶,使人成为人,成为此在的人[9]。
与自然科学关注物质客观性的研究不同,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关注的是人,关注人的灵魂的发展。自然科学多做定量的、实验的研究,可以操作、控制、预测、证实,具有必然性。而人的研究特别是精神的研究则不可预测、不可控制,具有或然性。这是因为“人是复杂的精神和肉体的非线性复杂体”“教育实践面对的是‘总体’的人,不是这个人的所谓的‘德、智、体、美’各个方面,而是这些所谓‘素质’?部分构成的整体,整体绝对不等于部分之和。所以教育实践更应该关注‘人’,而不是人的各个部分”“教育培养人就应该以一种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教育中的人和教育自身。”[10]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不管是构成教育系统的组成要素、从事教育活动的人,还是形成教育实践的教育现象、教育行为,以及教育本身与社会、教育与人等关系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分析、因果就能完全把握的。教育系统内在的复杂性,当然需要以复杂性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教育,并提出更为合理的教育实践建议。”[11]
教育技术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一个子领域,是从技术学的视角透视教育现象,分析教育问题,解决教育矛盾。教育技术研究的多数问题也属于跨学科的劣构的综合性问题,所以,教育技术研究也要直面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从多个视角出发,整合多种研究方法,采用复杂性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有效性。
(二)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质:交叉性和实践性教育技术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以“促进学习、改善绩效”为目的的学科,其发展过程就是整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念、原理、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程,具有教育和技术的双重属性。它综合了教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技术,逐步形成了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学习理论、系统理论、非线性科学理论等基本理论。因此,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教育学其它兄弟学科相比,教育技术学提倡在教育现场发现问题,追求问题的改善方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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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方案,它着眼于改善现实和未来的教育,开发出有效的手段与方法、技术和系统。因此,教育技术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践意味[12]。
?除上述两点外,大而言之,“一切学术研究,皆由设置问题开始。但是,由于现今过度区分专业和学科细分,使得每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只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对所研究问题加以描述。当研究者叙述出问题所表达的现象后,最关键的是去了解其原因和背后意义,但这显然是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所以任何一项有深度的、有效的研究绝非是某一个学科、某一种研究方式所能胜任的[13]。
综上所述,教育技术面对的教育实践复杂多样,“要把握技术与教育的关系,利用技术促进教育的发展,需要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认识和解决问题,通过多取向研究环境形成教育技术研究复合的方法论”,运用科学的研究范式指导教育技术研究[14]。
三、“三角互证法”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应用:作为一种研究范式
有学者分析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受到世界范围内重视多元、强调对话的思潮的影响和推动,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之间的结合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跨范式的热门话题,继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解释/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范式日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并逐渐纳入研究实践[15]。笔者认为,“三角互证法”就是一种混合方法的研究范式,将其应用于教育技术的研究,能极大提升教育技术研究的品质。
(一)拓宽教育技术研究的领域
当前教育技术学界有一种不好的跟风现象,即一旦出现一个(翻译的或者本土化制造的)流行概念,便会蜂拥而上,运用既定的研究套路,把自己圈定在一亩三分地里闭门造车,追求的不是问题的解决和成果的创新,而是为了追赶时髦、自我把玩。在这种狭窄的视野和不良的研究风气下产出的只能是一些学术伪劣品。紧跟时代前沿、关注技术更新并没有错,但我们不能仅对此情有独
钟,而对于一些传统的、“边缘”的却富有价值的问题域熟视无睹。“三角互证法”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可以帮助我们开阔学术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时空。比如关于教育技术史和民族地区教育技术应用的研究,就可以借助三角互证的研究范式大做文章。
开展“教育技术史”专题研究,专门对人类运用教育技术不断促进教育发展的历史渊源、作用、价值进行深入研究,以史为鉴,继往开来,这无论对教育技术本身,还是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16]。但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特别是对古代中外教育技术发展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教育技术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技术具体的发展历程,包括过去的事实本身,也包括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因此教育技术的史学研究要以文献法为基础,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富集教育智慧和闪烁教育技术思想的经典文献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借鉴考古学方法,尽可能对于教育技术史上的“器具”①进行考证,并由关注器物转向信息提炼,解读物质材料的内在意义,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探究教育技术的真正起源,理顺教育技术的发展流变历程。同时,深入社会实践,寻找教育活化石,通过实地考察、观察、访谈,取得更加公正、客观的研究成果。
关于民族地区的教育技术研究,目前还停留在简单描述和片面分析的初级阶段。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南、西北)自然人文生态富集、教育类型多样,但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这一尖锐的矛盾冲突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基于此,在先期了解当地文化历史概况,仔细阅读与考察相关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勇敢地走进民族地区的教育现场,遭遇研究情境,清醒认识自己在调查中的参与程度,搜集第一手资料,以三角互证的研究范式为指导,力求做到调查对象的全面性、调查时限的共时性、调查区域的广泛性、调查内容的系统性、调查资料的时效性、调查手段的多样性、调查成果的完整性和调查方法的承续性等,自下而上深入探究出在民族地区进行教育技术应用的实效性途径。从根本上改变远离活的教育、浅尝辄止的研究现状[17]。
①?有学者认为关于教育技术起源的标准至少应具备3个条件:其一是促进教学效率提高的工具;其二是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使用的教学工具;其三是有文物支持和文字说明。并据此认为,世界古代最早的教育技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的“泥板书”图画文字。除此,古希腊军事教育和雅典中应用的教具、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用具、福禄贝尔的恩物、中国历代的诸多的发明(造纸印刷机械、明代针灸铜人像、清代图文教科书)包括幻灯、投影等等均可以作为教育技术“考古”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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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教育技术研究的材料
教育技术研究者往往过度追求方法的新异,忽视了问题和材料。三角互证的研究范式重视不同来源的信息互证,要求研究者掌握丰富的材料,提升材料发掘的深度、广度和整理水平。“三角互证法”不迷信权威,不受官方渠道材料的束缚,注重民间材料的挖掘,通过教育调查、考古和观察多种方式,利用口述史、访谈、民族志等多种方法获取更接地气的第一手材料,多维度多视角对教育技术问题做出系统、深入理解和价值判断。
比如,现在的多媒体网络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人类学习、心智、情感的发展影响很大。要研究这些活的东西,不能单凭既有理论、简单的问卷调查或者二手材料主观推测,更不能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人为制造研究情境,去“验证”自己的臆断。而只能从自己的土壤中去“化”人类已有的知识,通过田野考察,走向生活,去研究活的教育。我们可以用文献了解多媒体网络影响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研究现状,用问卷掌握研究对象的态度和行为,用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个案法等,通过与研究对象亲密接触,在互动和交互过程中,了解研究对象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知觉规则、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充分收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多方材料相互补充,继而揭示行为事实表面隐含的心理动因,获得真实的研究结果。
(三)促使教育技术研究回归本原
教育是指向人的,教育技术从技术学视角观察研究教育,其最终指向无疑也是活生生的人,促进人的自身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精神的发展—是无限的。在无限面前,任何了不起的‘用’,都是有限的,都是人的发展的无限的本质,即教育的一时、有限的外显形式而已。因此,不能因追求一时的功用而影响,乃至伤害其根本。”因而教育研究必须回归本原,实现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18]。
在三角互证的范式中,文献和考古材料的互证是基础,人类学方法是关键,是核心。人类学倡导的田野考察法“能够深入人的发展的立体层面,深入教育实践,展示最真实而鲜活的教育现实,成为教育研究的源头活水”。因此在该范式指导下,教育技术研究必然要本着从实求知、眼光向下的原则,告别书斋式研究,走进田野,深入真实恬淡的生活,扎根原汁原味的教育场域,寻找真问题,研究活教育。
“人类的活动充满了活的教育,研究它不是从我们现在的书本、学科规范出发,而应该实实在在地走进生活,只有走进去得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我们强调走进去,不是要抛弃理论指导,任何研究,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理论前提,不可能没有个方法论基础。但是,不走进去,不去研究那活的教育,只逗留在既有理论圈子里,怎么从活的教育中找出能够升华的东西?研究那活的教育,走进活的教育,才是‘学’的发展之源。”[19]
四、结束语
三角互证作为一种研究的范式对于教育技术的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在实际运用时还要厘清以下几点:
(一)范式是开放的,不是相互排斥的
艾尔·巴比认为,社会科学中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也就是说,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范式本身只有用处多少的区别[20]。同样地,作为具体层面的方法也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用不适用,一切以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为指向。因此,只要必要,对于教育技术研究来说,可以采取多种研究范式,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
(二)“三角互证法”并非处处适用
教育技术研究面对的问题纷繁复杂,并非所有的都得去“三角互证”。我们提出“三角互证法”,是要提倡研究者全面观察问题、系统分析问题的研究态度,是要树立研究者理论联系实际、宏观结合微观的研究意识,是要培养研究者兼容并蓄的研究视野,是要锤炼研究者眼光向下、从实求知的研究品格。这也是我们把“三角互证法”提升到“范式”高度的主要原因。
(三)“三角互证法”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甚高当前教育技术研究诸多的弊病反映出研究者学养不足、功底薄弱等先天性缺陷。三角互证的研究范式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扎实的研究功底,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既有“板凳要做十年冷”的坚定信念,更有“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践行精神。
参考文献:
[1]?南国农.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J].现代教育技术,?2010,?20(4):?5-7.
[2]?滕星,巴战龙.从书斋到田野——谈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1):?19-22.
[3]百度百科.二重证据法[EB/OL]?url=CWwxL4PK3em-ja5KrKG8PWXZxIjgEsp63pcfArqDd5ro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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