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 王旭辉：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

  本文关键词：作为开放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基于七个人文社会学科权威刊物的引文分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56]批判教育学就是在部分地吸收了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的成果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教育学研究领域，它的兴起和发展充分反映了当时西方教育思想界的重要理论动向，对当代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大冲击。虽然我国高等教育学这个学科还比较年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诸如后现代理论、批判理论、后实证主义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但相关思潮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已初露端倪，仔细分析前文提到的一些文献，就能或多或少地窥见这些多元认识路径的影子。应该说，这些新路径、新思潮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方兴未艾。

　　 (二)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的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高等教育文献的专题分析和整体分析，对未来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可以作如下期待。

　　 1.未来发展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高等教育学的未来发展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继承优良传统与自由探索的关系，要实现有继承的突破；二是要处理好研究方向与学科发展的关系，要实现“向心力”与“离心力”的优化组合；三是要处理好高等教育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要致力于“大科学”与“大人文”交融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建立和完善。只有处理好第一种关系，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才能始终有创新、有突破，并像滚雪球一样实现知识的积累性增长；只有处理好第二种关系，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结构才能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实现知识的精明增长；只有处理好第三种关系，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才不会走极端，实现知识的平衡增长。

　　 2.积极推进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提升交叉领域创新能力

　　 高等教育学要进一步打破学科间、领域间的话语障碍，坚定不移地促进跨学科、跨领域交流和思想碰撞，提升交叉领域的创新能力。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至今，之所以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部分地因为它坚持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的对话。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经济学，又如何懂得“增长”与“配置”；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管理学，又如何懂得“绩效”与“战略”；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社会学，又如何懂得“公平”与“正义”；一个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如果不懂心理学，又如何懂得“动机”与“向度”；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统计学，又如何懂得“变量”与“指标”；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如果不懂哲学，又如何懂得“批判”和“建构”。如果高等教育研究是建立在单一教育学基础上的研究，那么学科不仅不会得到大发展，反而有走下坡路的危险。高等教育学要缩小与其他成熟学科间的差距，只有通过不断的交流，取其精华，营造更肥沃的学科成长土壤。

　　 3.深化经典研究领域，拓展新兴研究领域

　　 既要注重经典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使高等教育学不断向深度发展，也要加强新兴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使高等教育学逐渐向广度发展。一方面，高等教育学自身的传统理论相对薄弱，如高等教育“适应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实问题，但显然过于“外向”和宏大，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内部问题阐述得不够具体，也因此引发了最近的一波学术争鸣。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经典理论并有所突破，就必须要掌握更先进的理论构建方法论及其附带方法，对其他经典领域的深化研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要拓展新领域，使学科向广度发展，就需要高等教育的研究紧跟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提高学术敏锐性。对“慕课”的最新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4.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相结合

　　 展望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妨“两极化”——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并将两者有机结合，使学科发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不悖。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的理论和实践动向，研究的视野要更加开放、更加创新，研究的话语、范式、技术等要与国际接轨，研究的主题要对人类的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而避免研究中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倾向。当然，拥有国际视野并不只是对国外的问题做一些介绍性研究，切不可捡了“视野”丢了“质量”。另一方面，要深入关注地方问题，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创新行动，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抽象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经验表明，是对地方问题而非宏大问题的研究，产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总之，有效地将国际视野和地方行动相结合，是未来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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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大光，厦门大学副校长,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

　　 王旭辉，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博士生

　　 来源:《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

　　 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学，历来重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理论文章的比重相对较低。综观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进展，涵盖了众多高等教育问题，如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招生与就业、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教师发展问题等。令人振奋的是，在各类话题的探讨中，部分研究成果出现了研究重心向基础理论研究偏移的迹象，并在讨论中出现了一些视角独特、有思想、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学者之间出现了学术争鸣；在立场和观点上，产生了质疑和反质疑。

　　 一、关于高等教育“适应论”的争鸣

　　 在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文献中，最精彩的学术风景莫过于高等教育“适应论”之争。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高等教育“适应论”是一个较新的提法，该术语在近几年才出现并流行。深究其内容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老话重提和老话重议。高等教育“适应论”，是一个被人淡忘了将近20年后又重新成为热点并产出了新观点的理论话题，也是一个对于高等教育学科而言无法回避的话题——关于高等教育是否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有学者质疑潘懋元先生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质疑“两个规律理论”无法指导高等教育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甚至可能存在误导。由此引发了质疑者与反质疑者的持续争鸣，并有其他学者也加入了这一讨论，给多年来相对沉闷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活力。

　　 质疑方学者指出，从理性分工的角度看，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再生产活动，其首先应该符合的是认知理性发展的要求。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失误在于：一方面，它颠倒了认知理性与各种实践理性的关系，试图用工具理性、政治理性和传统的实践理性等取代认知理性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核心地位，使国内高等教育难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它在选择某种实践理性为主导的时候，又不惜压制其他各种实践理性的发展，以至于在高等教育的各种目标之间、不同目标与手段之间，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要回归认知理性，建设完善的学术市场，我国高等教育就必须要摆脱“适应论”的思想束缚。[1]

　　 该观点一经发表，就有一些学者发文对之进行反驳。有反驳者指出，高等教育“适应论”是经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是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对推动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而不是什么“历史误区”。用哲学上的一个普通概念“认知理性”来否定和取代高等教育“适应论”和“两个规律论”，甚至将“认知理性”提高到高等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不适当的。[2]反驳者从高等学校职能演变、教育本质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史、国家教育方针等多个方面论证了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历史必然，而非历史误区，并重新解读和诠释了潘懋元先生“两个规律论”和“适应论”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正确认识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适应”关系，是科学把握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关键，不能用“贴标签”的方式对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进行简单的概念化归类，而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理论”的历史性、人文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这个理论和思想本身释放出来的好东西。[3]有反驳者集中批驳了质疑方提出的“从理性分工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再生产活动”这一核心观点，认为认知理性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人才培养而不是知识再生产。[4]也有学者认为，虽然“理性视角”的确反映了部分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心声，但其判断和分析还是有值得再商榷的空间。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认知理性是否代表高等教育活动的本质，“理性视角”是否能超越“适应论”等问题。[5]该学者在较为委婉地批判了“理性视角”一文后，转而指出高等教育“适应论”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并提出了高等教育传统理论的转型问题。其结论是：教育理论转型的时机开始临近，因为我们再也无法用一个理论来解释所有的教育问题，这要求我们必须从归纳出发去构建实质性理论，否则理论就很难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6]

　　 面对支持“适应论”者的反质疑，质疑方从“认知理性观”的立场，再度发表论文为其观点进行辩护。该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剖析了高等教育“适应论”可能存在的四重误读和误构，旨在重新讨论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规律和制度等问题，以澄清理论是非、纠正认识偏差、解脱思想羁绊。[7]文章指出，“适应论”作者很可能误读和误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著名论断，以至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且该理论一直没有严格地区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并存在把高等教育直接等同于上层建筑的错误倾向。但长期以来，它对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理论诠释作用，因此，获得了某种官方学说或者权威理论的地位，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影响至深。[8]当然，也有学者支持质疑方的学术立场，赞同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认为它是受特定年代计划经济和传统理论模式影响的历史产物，在新的历史时期则需要探索新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9]

　　 此外，还有学者对以上争鸣采取了较为折中的立场。如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合理存在的哲学基础表现为对高等教育本质与功能的认识，以潘懋元先生为代表的高等教育“适应论”以政治论为其哲学基础；以展立新和陈学飞为代表的“认知理性观”以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尽管这两种观点因其哲学基础不同，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从实践上来看，两者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大学是以学术研究为重，还是以服务社会为重，需要根据学校的类型具体定位。[10]也有学者指出，“适应论”是否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取决于如何理解适应，对适应的正确理解又取决于我们秉持何种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种复杂现象，高等教育领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适应论”与“超越论”绝非二元对立，坚持从实践出发的高等教育研究，对“适应论”既不应夸大其科学性，也不应否认其合理性。[11]

　　 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有一些学者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展开了辩论，然而此次争鸣，学者们讨论的中心问题已经不是“外部与内部”是否成立之争，而是高等教育发展是否要同社会经济相适应的问题，或者说“外部关系规律”能否成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能否正确指导高等教育实践的问题。在这次争鸣中，涉及的问题包括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规律、哲学基础及人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讨论的范围涵盖了哲学反思、概念辨析、基本理论、历史经验、逻辑推理等多个维度。本文无意重新讨论这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仅就这场发生在高等教育学内部的学术争论本身，从“学理”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发表若干看法。

　　 首先，布鲁贝克早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就已提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分别是“认识论”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就像一个钟摆，在两者之间来回摆动，这就是高等教育的两难问题。可见，相关的争论是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始终存在的，甚至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百年争论。类似的情形也一样存在于其他学科中，如发生在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和政府管制的价值分歧，发生在公共管理学中的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之争，等等，无不是学科内部不同理论思潮间的交互更替和两难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走“认识论”路线还是走“政治论”路线，是一个谁也说不清的命题。高等教育学之所以有其产生和存在的魅力，就在于其发展中有矛盾、有分歧、有争论、有更迭。关于近几年在国内被重新激活的这个老问题，有学者认为，教育依附于政治或经济诚然不可取，但教育完全脱离政治和社会经济同样不可取。这不仅在客观上不可能，而且在理论上不成立。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距离如何设定，需要靠实践摸索来解决，这跟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分不开，如果双方足够理性，那么就可以找到这个合适的距离。[1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本文的看法，明智的做法不是从抽象意义上去讨论哪种哲学观或认识论更好，而是应该通过与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比较，从比较的意义上、相对的意义上去分析“度”的问题。

　　 其次，不难看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质疑者持有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情结，他们呼吁重新找回大学中失去的乐园。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大学不存在适应外部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难的问题，因为社会上没有人会对大学的知识提出质疑，从而大学的教学、科研等活动是“单边性”的，其“主体性”得以充分体现。而到了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还普遍按照“闲逸的好奇”模式来运行，它的活动尤其是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大量的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作为支撑，而这些外部投入不可能是完全无条件的，这就使大学不得不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使相对独立，也必须面向整个外部系统。从历史上看，大学从“寺庙式的大学”变为“小城镇式的大学”，最后变成“大都市式的多元巨型大学”，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趋势，其背后隐含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模式转向大众模式之后“适应论”必然性的道理。需要说明的是，高等教育“适应论”中的“适应”，应当是广义上的适应，即它不但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积极引领和改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并非像有学者所说的“无视和否认高等教育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作用”[13]。高等教育“适应论”应是强调高等教育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间的良性互动甚至耦合，，而非单纯的消极适应，并且“适应谁”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高等教育行政化”是一种适应，“高等教育市场化”又是一种适应，孰优孰劣、各自的利弊得失都应当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而不应仅停留在“适应论”层面做宏大叙事，因为它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正如一位学者对“象牙塔”情结的看法：“古典大学已是落日余晖，夕阳残照，余音绝响，我们今天的大学不可能回到古典大学时代，大学的理念、制度、模式已经并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大学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一致的、高度同质化的学术组织。大学的变革是永恒的，我们承认异化、选择是有代价的，但它又是大学本身满足现实和适应长远发展的结果，它可以换来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大学领导者、研究人员和社会面临的共同抉择。”[14]

　　 再次，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立场是探寻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纳入科学的轨道。事实上，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高等教育“适应论”的提出者确实概括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内外部关系规律”对现实世界具有较好的解释力。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其中的不足，高等教育“适应论”反映的是我国过去乃至当下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但能否成为学科的核心理论或特有范式是可以商榷的。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很像是一个“框架性”条例，它没有对高等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做出深入解释，尤其是把高等教育的内部问题作为一个“黑箱”来处理，从而造成了在这个宏大条例之下，高等教育本身回到了一个除适应需求之外，可能有一个不可研究的“黑箱”。因而该理论无论在自身发展还是在指导实践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它无法像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理论”或行政学中的“官僚制”理论那样具有核心作用。也正因如此，才引起了部分学者诸如“知识逻辑的缺失”、“自主权的缺失”、“只见关系不见人”等一系列质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适应论”是在特定背景下提出的，折射的是“历史的捍卫者”和“实践的捍卫者”的双重价值。诚然，如果只是专注依过往的经验著述现在，则所构建出来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在吸纳了某些成分的同时，也忽略了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政治论”哲学观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上风，高等教育也因此面临诸多问题，而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方式所构建的理论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度，并在理论和实践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下，使之趋于“锁定”状态，甚至有时成为政策制定者和政策诠释者的“尚方宝剑

本文编号：193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