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混合方法的发展、哲学基础与设计应用

发布时间：2020-10-13 12:29

　　 教育研究方法的范式经历了从量化、质性到混合方法的转变与发展,经过了涵义的争论与术语的流变,混合方法已经成为教育研究方法中的"第三范式",被教育研究者广泛采用。混合方法的哲学基础与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存在本质区别,"实用主义"作为混合方法的哲学基础摆脱了以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为基础的单纯量化与质性研究的二分壁垒,其多元性和多重操作属性在研究教育复杂问题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三角互证"可以作为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理论框架指导混合方法整体设计与应用实施,整合性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主要分为设计开发、证据收集、转换、数据分析、解释、整合六个阶段,混合方法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的优势,在揭示教育现象完整图景方面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和洞察力。
【部分图文】：

教育研究中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可以将三角互证框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隐喻。作为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三角互证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一方面，该框架可以帮助描述研究中定量和定性结果与理论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展示定量和定性数据相结合的方式，以促进对特定现象的深度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帮助产生新的理论。[40]设计三角框架中三角形的点代表来自定量和定性数据的理论命题和实证发现，三角形的边代表这些命题和发现之间的逻辑关系。依据分析结果不同，三角形的性质和用途也会随之改变，分析结果可以产生三种不同的类型:(1)收敛型，定量和定性的结果导致相同的结论，收敛型结果能够增加研究结论的深刻性与可信度。(2)互补型，定量和定性的结果相辅相成，彼此弥合，能够填补单独研究结果中的空缺，互补性结果有助于深入问题的本质，有助于研究者获得更加全面完整的研究现象图景。(3)发散型，定量和定性结果的组合提供相异、冲突或矛盾的结果。发散性结果为研究余留了反思和再构的空间，从矛盾的结论中剖析机理更有可能为建构新理论打开思路。[41]无论是三种分析结果中的哪一个，都需要一种不同的方式将理论命题与经验发现联系起来。(二)整合式混合方法设计应用

混合方法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代西方哲学，单一或普遍真理看待世界的方法源于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的早期论辩，与此相反，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和高尔吉亚(Gorgias)等诡辩论代表则主张多重或相对真理论辩。与两种极端看世界的方法不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及温和怀疑主义者西塞罗(Cicero)、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克斯(Sextus Empiricus)等哲学家则追求一种极端的平衡原则或混合的“中庸之道”，这些论辩的精神今天仍然存在于三种教育研究方法的不同观点中。[5]这场对于方法的争论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知识，期望发现什么，以及如何寻找和证明知识的整个过程。混合方法研究的定位是在极端的柏拉图(量化研究)和诡辩派(质性研究)之间，试图充分尊重这两种观点的智慧，同时也为许多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寻求一种可行的中间解决方案。混合方法最初被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定量和定性，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分隔(如图1所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探讨如何从独立的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之间建立联系，从这种联系中产生了混合方法的想法，并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方法论和研究设计应用等方面展开讨论。[6]尽管对于混合方法的研究思路由来已久，但它是随着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潮流而兴起的一种新的运动、话语或研究范式。[7]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和人文科学近代史上，混合方法研究始于方法学家，他们认为量化或质性的方法和范式在解决他们的研究问题时是有局限的。20世纪初期，文化人类学家开始有意识地使用混合方法来进行研究问题的解答，然而，混合方法的标签并未在研究方法领域被作为一种新的范式而固定下来。

(二)整合式混合方法设计应用基于“三角互证”设计框架，研究者们进行了不同的混合方法设计。克雷斯威尔(Creswell)和汉森(Hanson)将混合方法设计分为顺序设计和并发设计两大类:(1)顺序设计是指在初始阶段收集定量或定性数据，然后在第二阶段收集另一种数据类型;(2)并行设计是指在同一阶段收集两种类型的数据。[42]鉴于量化和质性方法各有利弊，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将是有利的，这种方法能够结合质性文本叙述的描述性深度，又能提供量化方法测量和假设检验的精确度。[43]因此，有研究者提出了整合的混合方法研究(Integrated Mixed Methods,IMMR)设计，图3显示了IMMR的设计实施步骤范式。这种方法的一个核心特征是研究设计的并行性，其中整合始于将信息统一化，共同作为研究证据，它可以采取口头文本叙事证据(定性)或数据证据(定量)的形式，这种IMMR设计在形式上最接近于克雷斯威尔(Creswell)等人所描述的“并发三角互证”设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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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39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