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

  本文关键词：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摘要：把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方式与变化条件是推进教育公平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因能力分化和结构授予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具有不同的变化机制，而家庭资源因其禀赋差异对两类不平等的影响各有侧重，为此，家庭资源可区分为内生性与外依性两种类型。基于第三、四、五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就1976年至2000年间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内生性家庭资源因其较少受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的干预，它们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将是持久而稳定地增长的；而外依性家庭资源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则可能因教育扩展或其他大规模的平等化社会过程而下降，也可能在相反的社会条件下被强化。

　　关键词：基础教育；机会不平等；先赋性资源

　　作者刘精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煜博士对本研究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资助，特此致谢。

　　一、问题的提出

　　从1976年"拨乱反正"至1982年这段历史转折期，中学阶段教育机会持续下滑，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回升。如1978年小学毕业升学率已达到87.6%，初中毕业升学率达到40.9%（在恢复高考的刺激下，初中毕业升学率在1980年一度高升到45.9%）。但由于教育结构和管理模式的调整，到了1982年，两个升学率分别降至66.2%、32.3%.新一轮机会增长是从1990年开始的，到1994年前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开始恢复到1978年的水平。从总体趋势看，1990年代以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到2000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初中毕业升学率超过50%，高中毕业升学率达到73.2%；高校大幅扩招也在1990年代末出现。1976年以来的这些变化不禁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早年机会供给下降的时候人们对教育公平问题似乎置若罔闻，在教育机会不断扩大的今天却反而对教育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呢？机会扩展时的教育不平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同样的问题在国外学术同行中展开了一场仍在继续的持久争论。最初关于这一问题的"现代化假设"认为，伴随现代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基于社会出身的教育不平等都将下降。后来的"再生产假设"则坚持教育是社会精英阶级为抢占较好职业位置而排斥其他社会阶级的工具（教育具有维持精英再生产的能力），，但也不排除，为将统治体系中的主流价值观念灌输给其他阶级的社会成员而推广、普及最为基本的教育。因此，较早阶段的学校教育扩展将降低基于出身的不平等，而较后教育阶段的升学因与劳动力市场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所以社会出身的影响上升。"不平等最大化维持"（MMI ）假设从"再生产假设"的前半部分（即教育是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排斥工具）出发，进一步强调排斥者的主导性作用，认为教育扩展本身就是优势社会阶层为占据较好职业位置而推动的一场教育变革，因此机会扩展过程中不平等将最大程度地维持抑或有效地维持。此外，还有一些从生命历程与社会制度变迁角度提出的研究假设，都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再生产假设"的内涵，并有较严格的实证支持。

　　然而，当上述研究假设在注意到教育扩展中教育不平等仍然继续维持时，对一些特例情况却缺少深入考察。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对瑞典、荷兰、德国、法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在教育扩展时期的不平等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其下降趋势是相当普遍的；还有一些研究则发现，教育不平等的变化在不同教育阶段上也有所不同。在普遍下降趋势背后，可能存在一些带有某种规律性特征的教育平等化机制。由此说来，教育扩展如何影响不平等的变化并非"持续/非持续、增强/减弱"这样的表述可以完全捕捉。大多数情况下，不平等的下降、维持抑或增强，都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同时发生的。当我们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主题的时候，也许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1.当教育机会不平等面临某种平等化过程冲击的时候，哪种形式的教育不平等将会率先下降，哪些不平等可能会坚韧地维续，甚至增强？2.更进一步，为什么有的不平等会下降，有些不平等则不容易发生变化？各种形式的教育不平等各自运作的基本机制与逻辑是什么？

　　六、结论及未来研究议题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目标是分析和阐释教育扩张条件下各种社会不平等的变化模式与变化过程。通过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作者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如果某种先赋因素是通过改变儿童自身的学习能力从而导致儿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话，那么这类不平等将是持续的，不容易发生变化；如果某种因素是通过对儿童教育机会予以结构性配置从而导致教育不平等的话，那么这类不平等就容易受到改变这种配置方式的力量的制约，并发生增强或减弱的相应变化。这一观点背后更深层次的解释是，由于儿童与家庭间天然的依赖性联系，塑造儿童秉性、培养儿童能力的家庭影响以及资源与机会的优势传承，都离不开对家庭资源的利用。因此，外在社会力量不容易干预的那些家庭资源（本研究称之为"内生性家庭资源"）对儿童学习能力和教育机会的影响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并在优势传承驱动下得到加强；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依赖外在社会经济与制度条件的家庭资源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则容易随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大规模的社会平等化运动和持续的教育扩张就是类似的社会力量。根据上述理论思考，本研究选取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就中国基础教育的机会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上述主要理论观点。

　　教育不平等是社会学的持久性研究主题，它的变化方式引起了学界与教育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所提出来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议题，其中有两个方面是颇为重要的。首先，虽然作者提出对先赋因素进行有效区分以考察其不同的"不平等功效"，但是如何在测量上加以区辨，仍将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研究。其次，宏观社会过程是如何影响先赋性不平等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性营养与健康条件、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变化、国家干预、现代化过程、市场化过程，乃至人口结构的变动等因素，对家庭背景的不平等效应起着什么样的干预作用？这些是深入讨论教育公平、制定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政策时需要详加考察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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