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及其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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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经济学家既需要关注宏观稳定的状况和经济运行的态势，更需要了解涉及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理论，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方式的改革理论，宏观管理和调控改革的理论。只有在这些理论进展的基础上，才能稳步推进宏观调控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改善。本文对于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在中国的进展作了概述和评论。

[关键词] 经济运行 宏观调控 宏观分析 宏观经济理论

随着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日益展开和完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无论社会公众、各类企业或各级政府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和宏观调控政策走向的关注程度及敏感性也越来越高。但是，经济学家们所提供的宏观形势分析和宏观调控政策主张仍然存在取向千差万别和水平参差不齐的局面。除了当前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现象外，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相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以及经济学界不善于总结和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各方面进展。本文以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分析及其理论发展为主线，主要涉及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理论，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方式的改革理论，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改革和完善理论。希望以此作为契机，推动中国宏观调控理论和政策的科学化和合理化。

一、经济运行与增长方式及其理论

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理论进展主要有关于经济运行中的“冷”“热”判断和波动状况分析。

（一）经济运行中的“冷”与“热”

1.从物价指数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关于目前经济形势“冷”“热”的各种分析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关于CPI（消费物价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GDP（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等关于物价指数水平的指标争论。前几年担心通货紧缩，人们逐渐同意以西方国家的-1%以下作为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这两年担心通货膨胀，人们似乎又有些“转向”，忘记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以3%～4%以上作为出现通货膨胀的衡量标准。据国家权威部门的最新估算和预测，中国今年（2007年）全年的CPI为3%。所以，中国的物价指数仍然处于-1%～3%的适度区间。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各种驱动因素来看，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宏观调控适宜于在微调范围内进行。

面对中国经济中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担心，最佳的一剂理论“良药”莫过于回顾一下当初我们对于CPI即消费物价指数偏低的分析。当时认为，中国的消费价格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国际化使得各个国家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使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能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这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趋势改变没有？显然没有。相反，随着中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和生产更高价值链一端的产品，中国市场消化过高需求和过高成本的能力更强。二是我国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而且社会保障制度落实不到位，形成人为的劳动力低成本；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向着“二元经济”转型拐点的趋近，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地需要调升。但是

这种调升在很大程度上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抵消。三是高储蓄率和高外汇储备及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价格相对便宜；很明显，这种趋势在今天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四是由于地区之间的竞争使得对资源的利用还不合理,对环境的保护还很不到位；这一状况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生产为主体，这一挑战可能使中国经济社会崩溃，而不是通货膨胀问题了。如果我们把这一挑战当作机遇，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和新型工业化，以及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型，那么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上升就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正如西方发达国家所曾经经历的那样。五是近几年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过大的产能可能形成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从目前国内外出现的生产价格促升因素来看，无论是农产品和房屋租价的上涨，还是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其影响都是局部和短期的，仍然受到其他总供给因素的有效制约。六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投资品生产行业和投资品价格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我循环,使得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很难传递到居民消费价格，这是中国需要进行装备更新和重新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以前，中国的这种价格消化能力是不可忽视的。

2. 从投资变化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和韩国在投资率最高的时候都分别在30%和40%以下；而中国自2002年以来都在40%以上，并且逐步上升，2005年达45%，2007年上半年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GDP）更达到50.7%。日本的投资消费比最高时是20世纪70年代，达70%；韩国最高时是20世纪80年代，达到过60%，而中国2005年高达77%。因此，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投资的变化不是属于总量问题，因而与总体经济过热与否、是否需要实施宏观降温的调控政策无关，而是属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问题，因而与关于经济结构形成的背景，以及结构性宏观调控政策是否需要实施相关。

其实，投资的高增长（投资增长率）和高比重（投资率），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目前阶段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在社会保障网络建设上尚未完善，城乡居民的许多社会保障和个人发展事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自己，同时，企业尤其是特大型企业的利润率随着企业创新等因素的加强不断升高，政府的财税收入连续十余年以超过经济增长率两倍左右的速度增长，从而造成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在内的整体储蓄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抵抗内外部冲击能力的增强和持续十几年的稳定，物质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法治和政治体制的合理化，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健全，经商文化的上升，居民总体收入和总需求的扩大和升级等等投资环境和市场预期的改善，在客观上，形成对于投资活动的巨大吸引力，内外资投资持续高涨。当然，中国客观存在的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也是投资活跃的主观方面因素之一。于是，作为支撑最近几年高达10%至11.5%经济增长率的投资增长率，在2002年以来处于20%以上，2007年上半年达到25.9%。投资率更是高达50.7%。但是，这种高比率，是在中国特有的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固然需要密切关注其不利方面，并且需要及时实施相应的宏观政策予以调控，但简单比较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数据，并据此判断中国经济总体上过热与否，则是不恰当的。

3. 经济运行趋向高位微波化。除了投资指标以外，也有学者提出将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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