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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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来源：写论文网 关键词：经济增长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剧，以及宏观经济周期性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城镇失业和下岗现象日益严重。1995—2002年期间，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一方面，由于以失业、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等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已经成为经济周期现象，另一方面，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已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所以，从一般的角度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从特殊的方面揭示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特点，具有理论上和政策上的迫切性 年终工作总结 。
在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并产生对经济学研究巨大需求的情况下，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日趋活跃，但大多数讨论却不能揭示就业、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含义，从而降低了这些研究成果的政策实用性。本文以回答为什么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的增加为问题出发点，将更深入探讨就业弹性，分析城镇失业原因，并从促进就业的角度评价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对症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结构和就业增长模式
由于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统计信息令人扑朔迷离，，许多发表的统计数字又往往与实际观察到的情形不一致，所以，在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理解上面形成诸多误导。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质疑官方的城镇失业率数字。由于公布的数字是登记失业率，而不是具有可比性并且更接近实际情况的调查失业率，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各种间接的估计，得出远比官方统计数字高的失业率。第二是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就业没有增长，甚至可能绝对减少。例如，罗斯基（rawski）就把“就业增长几乎为零”，作为质疑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速度的依据之一。第三是通过计算就业弹性，得出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越来越少的结论（李红松，2003）。
本文作者之一已经对实际失业率数字和就业是否增长的问题给予了回答（蔡昉，2004），指出由于口径的不同，城镇实际失业率的确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2002年达到6.1%.由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就业不足造成的在统计上的影响，实际失业率并不像许多估计数字那样高（见表1）。同时，由于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统计体系不再能够涵盖全部城镇就业，因而“单位就业”统计范围内的数字也不再能够充分反映就业的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增量性质，使得大量新增就业（如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和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是通过一些传统统计不能涵盖的渠道实现的。例如，2003年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2.56亿，而统计的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1亿，两者之间的差额达1.47亿。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依据传统统计渠道的就业增长数字，妄下关于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减少的判断。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字估算。
由于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当，目前关于就业弹性的计算都得出了日益减小的结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总体就业弹性的计算反映的是城乡全部就业和gdp 总量之间的增长关系。一方面，在统计上，农业起到的是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凡是非农产业未能吸纳的就业都被计入农业中了。所以，这个总量分析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分部门计算就业弹性，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包括单位就业渠道之外的就业，这样，大量的就业增长被排除在计算之外，就业弹性被大大低估。实际上，我们关心的是城镇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相应的城镇就业，以及弹性有多大。因此，依据全部城镇就业和gdp 数字，单独估算城镇的就业弹性更能够反映真实的情况。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城乡总体的就业弹性和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的话，我们会得出与大多数其他研究相同的结论，即就业弹性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一旦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观察其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看到不同的景象。我们首先从gdp 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城镇gdp 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与城镇gdp 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这个指数。我们按照三年移动平均的方式将其绘于图1.
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本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也就是说，城镇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0.19个百分点。这个就业弹性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由于这个计算与以往计算所使用的就业数字不同，所以，这个较大的就业弹性来自于单位外就业的作用。换句话说，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结论并不准确，而只能说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
尽管依据全部城镇就业数字估算的就业弹性表明，经济增长并非没有带来就业增长，但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所以，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个命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仍然有意义。为了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对目前的失业率进行分解，以便观察其对经济增长反应灵敏程度。
在宏观经济学中，失业通常被分解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形式，前两种形式的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而被称作自然失业。首先，当劳动者从一种生产活动转移到另一种生产活动时，通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滞后，由此而产生摩擦性失业。这种失业形式并不意味着工作岗位的缺乏，只是需要时间和信息把劳动者和岗位连接起来。其次，当技术进步或产业结构变动造成一部分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新的岗位需要时，便产生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并不意味着岗位总数少于劳动者总数，只是后者的技能不能适应新的就业岗位的要求。由于经济活动从而劳动者永远是处于动态中的，而且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了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正常的经济不可能消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以，这两种失业合并起来被称为自然失业。第三，宏观经济处于周期波动中，当相对衰退发生时，就产生周期性失业。随着宏观经济相对高涨，总需求增加，这种失业现象得以缓解甚至消失。
因此，自然失业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但诸多可变因素都可以影响到自然失业的水平。例如，如果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幅度和速度较快，就可能比较经常和较大幅度地引发自然失业。但是，如果信息传递、职业培训、政府规制状况等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和运行效率的条件良好，就可以通过劳动者对变化的更快适应而降低自然失业率。此外，社会保障覆盖率和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可能会通过影响劳动者寻找岗位的激励，而影响自然失业水平和持续时间。可见，自然失业实际上并不是“自然的”和不可变的（ottosen 等，1996）。因此，除了我们熟知的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抑制或刺激需求的作用影响周期性失业之外，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作为改变自然失业的水平。而一个经济中总体失业由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构成的相对比例，决定着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效果。
改革以来，特别是触动存量调整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动以来，国有企业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竞争中失去了市场生存能力，一方面产生大量亏损和破产企业，另一方面谋求生存的企业也开始削减冗员，使得一部分城市职工的铁饭碗被打破，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处于下岗和失业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与改革前相比有了长足的发育，但工资水平适应供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的市场机制仍然不完善，市场信息、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等劳动力市场服务也不完善，仍然不能适应重新配置劳动力的需要。由此产生自然失业，并在时间上得以延续。虽然在同一期间，宏观经济也处于相对紧缩状态，因而周期性失业也推动总体失业率的上升，但自然失业率高并且构成较大份额，应该是这一时期总体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自然失业率虽然无法直接在现实生活中观察，但可以通过观察失业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估算。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就是这种相互关系，即名义价格水平的变化和反映需求的实际指标（如失业率）之间的关系（phillips，1958）。通过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可以间接地估算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不变的自然失业率为1.0%.然而，社会经济条件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所以，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对美国经济的经验观察表明，至少从1984年开始到20世纪末，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处于稳定下降的阶段。由于劳动力年龄构成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增强，以及工资预期与实际生产率增长更加协调等因素，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较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高峰值，下降了约1.5个百分点（stiglitz，1997）。
就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市场条件乃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力度加大，都会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应该按照变化的假设对自然失业率进行估计。用计算不变自然失业率类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为了观察自然失业率与总体失业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我们将两者绘于图2.通过对总体失业率的分解和对自然失业率的量化，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失业率变动的构成及其性质的变化，因而对于治理失业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具有较高的并且继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表明单纯依靠宏观反周期政策不能完全消除或缓解失业现象，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要求综合一系列政策手段。
三、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促进就业？
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了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大规模发行国债，并将银行信贷与国债投资密切配合，重点投向基础设施领域。而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投资尤其是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予以贷款配套，加大对这些领域的信贷投入。在1998—2002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五年间，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28万亿元，除财政增发国债6600亿元外，其余大部分为银行贷款。仅2000年一年，金融机构直接增加对国债项目的贷款就达2000亿元。在这种政策下，政府主导和引导的投资行业取向非常明显，主要是将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粮食仓库和城市公用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也就是说，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
以2002年为例，当年国债投资实际完成额约933亿元，按照投资比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农林牧渔业（25.5%）、交通运输邮电业（18.8%）、电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6.0%）、制造业（13.9%）、建筑业（8.7%），累计占全部国债投资的83%（刘如海等，2003）。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特点，我们构造一个行业就业密集度指数。该指数系特定行业的劳动—资本比与平均劳动—资本比的比值。计算表明交通邮电、电力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商贸餐饮业的就业密集度指数依次大幅度提高，但在国债投资中的优先顺序却恰好相反，即积极财政政策所引导的重点投资领域，却恰恰是就业密集程度低的行业（图3）。
除加大对国债项目的信贷投入之外，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持续下调利率，以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利率不断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已经成为丰裕的生产要素。中国刚刚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远远没有超越发展经济学认为存在资本和外汇双缺口的发展阶段。因此，调整利率所导致的资本相对价格下降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形成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工资的形成机制仍然是制度性的，即使在失业现象已经十分严 班主任工作计划 峻的情况下，传统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仍然呈现较快的上升趋势。1997—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分别达到4.2%、6.7%、12.9%、10.9%、16.2%和16.3%，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样，对于那些容易得到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资本变得相对便宜，劳动相对昂贵，从而诱导出产业和技术选择中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产值增长不能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生产要素被人为扭曲的判断，可以从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差异得到印证。如果资本价格没有扭曲，并且按照市场原则进行配置的话，资本的流动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最后会在各部门间形成趋于均等的边际报酬率。否则，在那些易于获得资本，并且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世界银行（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远远高于城市工业，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1990年农村非农产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城市工业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这一期间农村非农产业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增长速度是城市工业的4.3倍。这里，城市工业可以代表受到资本供给优惠，从而存在价格被低估倾向的部门，农村非农产业因企业规模小和民营性质，从银行贷款则因金融机构严格的贷款条件而往往被拒之门外，因而资金需求只能从其他渠道获得，成本高昂，接近于以真实市场价格获得资本。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一般劳动力难以进入国有部门尤其是国有垄断部门就业。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这些正规部门、国有垄断部门恰恰是具有充足廉价资本供应的部门，在资本的价格长期被压在均衡水平之下、就业存在体制性障碍的条件下，这些部门必然进一步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导致高投资、低单位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不十分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这个失业组成部分并不能通过宏观反周期政策予以消除。而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又由于政策导向不是就业最大化，以致当宏观经济政策刺激起经济增长时，就业增长效果并不显著。
因此，了解目前中国城镇失业产生的原因和组成部分，可以有针对性地制订和实施治理措施。失业是由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两部分构成的。相应地，治理失业也需要从两个方面着眼，即一方面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 取向，而以扩大就业作为首要目标，治理周期性失业，另一方面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等角度治理自然失业。具体来说，在引导政府和社会投资时，参照各行业的就业吸收能力确定重点投资领域的优先序。信贷政策需要改变那种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国有经济的倾向，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农村非农产业的资金需求，取消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让这些部门能够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资本要素。进一步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矫正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政府的扶助就业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此外，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非正规部门的政策扶持，从投资、税收、融资、技术改造等多方面予以扶持。 办公室工作总结 本文★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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