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州城镇化进程的驱动因素变化研究
发布时间：2020-12-21 09:42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大理州2008—2018年的相关数据,运用LMDI分解模型考察城镇化驱动因素的阶段性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大理州人口城镇化水平正处于稳步上升阶段,虽与全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与云南省的差距有着逐步减小的趋势。经济增长、人口密度与产业调整是推动大理州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因素,土地利用对城镇化进程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人口密度与产业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也并非始终为正向,当城镇承载能力与人口增长规模失衡,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时,便会出现负向影响。
【文章来源】：大理大学学报. 2020年07期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2008—2018年大理州人口城镇化进程
图1 2008—2018年大理州人口城镇化进程表1展示了2017年大理州12个县市的户籍城镇化情况，从不同的县市来看，大理州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内部差距，并且还有着明显的层次差异。由表1可知，12个县市中，大理市的户籍城镇化率最高，达到了50.15%。其次是永平、祥云和宾川，户籍城镇化率分别为35.49%、34.18%和31.20%，属于第二层次。而其余县市的户籍城镇化率均未超过30%，属于第三层次。其中，南涧的户籍城镇化率最低，只有13.70%，与大理市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漾濞、剑川、鹤庆和弥渡的户籍城镇化率也同样较低，均未超过20%。值得注意的是，大理州各县市的城镇化发展呈明显的金字塔型，并且属于金字塔底部的县市多达8个。一、二层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较大，从户籍城镇化率来看，整体相差15个百分点左右。上述情况表明，大理州的城镇化发展还任重道远。
从各因素贡献率的阶段性变化来看（如图3所示），经济增长虽对大理州的城镇化进程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时期的驱动效应却有着明显的波动。并且从图3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的抑制效应与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有着正好相反的变化轨迹。意味着当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越强时，土地利用对城镇化的抑制效应也会越强，两者表现出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土地除具有基本的承载、养育功能，能为人类提供粮食的生产外，还具备生态和生活功能，涉及人类生存、社会生产、水土生态环境利用与保护之间如何动态平衡与协调的问题[16]。同时，土地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对地方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土地财政的出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土地财政的管理不当也使得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产生过度依赖的倾向[17]。以土地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会打破“人”与“地”之间的平衡，进而加剧人地矛盾，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人口密度虽对大理州城镇化进程的总体影响为正，但是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向影响的情况。同样，产业调整在2014年和2015年对大理州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也出现了由正转负的情况。这表明两个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并非始终为正，当出现城镇承载能力与人口增长规模失衡，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时，会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武汉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土地承载力状态测度[J]. 白素苹,陈银蓉,甘臣林. 城市问题. 2019(12)
[2]我国土地财政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研究[J]. 崔华泰.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08)
[3]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基于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调研分析[J]. 张明斗,葛于壮. 民族学刊. 2019(02)
[4]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分析与展望[J]. 蒋彬,王胡林.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06)
[5]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民族地区城镇体系优化对策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J]. 陆艺,姚莉. 贵州民族研究. 2017(11)
[6]论民族地区城镇化战略精准实施的政策研究[J]. 曾冰. 贵州民族研究. 2017(07)
[7]“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J]. 张永岳,张传勇,胡金星.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01)
[8]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及路径探析[J]. 王平.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2)
[9]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J]. 焦开山. 民族研究. 2014(04)
[10]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 魏后凯. 中国工业经济. 2014(03)
本文编号：2929614
【文章来源】：大理大学学报. 2020年07期
【文章页数】：6 页
【部分图文】：
2008—2018年大理州人口城镇化进程
图1 2008—2018年大理州人口城镇化进程表1展示了2017年大理州12个县市的户籍城镇化情况，从不同的县市来看，大理州的城镇化发展极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内部差距，并且还有着明显的层次差异。由表1可知，12个县市中，大理市的户籍城镇化率最高，达到了50.15%。其次是永平、祥云和宾川，户籍城镇化率分别为35.49%、34.18%和31.20%，属于第二层次。而其余县市的户籍城镇化率均未超过30%，属于第三层次。其中，南涧的户籍城镇化率最低，只有13.70%，与大理市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漾濞、剑川、鹤庆和弥渡的户籍城镇化率也同样较低，均未超过20%。值得注意的是，大理州各县市的城镇化发展呈明显的金字塔型，并且属于金字塔底部的县市多达8个。一、二层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较大，从户籍城镇化率来看，整体相差15个百分点左右。上述情况表明，大理州的城镇化发展还任重道远。
从各因素贡献率的阶段性变化来看（如图3所示），经济增长虽对大理州的城镇化进程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时期的驱动效应却有着明显的波动。并且从图3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的抑制效应与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有着正好相反的变化轨迹。意味着当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越强时，土地利用对城镇化的抑制效应也会越强，两者表现出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关系。土地除具有基本的承载、养育功能，能为人类提供粮食的生产外，还具备生态和生活功能，涉及人类生存、社会生产、水土生态环境利用与保护之间如何动态平衡与协调的问题[16]。同时，土地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对地方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土地财政的出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土地财政的管理不当也使得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产生过度依赖的倾向[17]。以土地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会打破“人”与“地”之间的平衡，进而加剧人地矛盾，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人口密度虽对大理州城镇化进程的总体影响为正，但是在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向影响的情况。同样，产业调整在2014年和2015年对大理州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也出现了由正转负的情况。这表明两个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并非始终为正，当出现城镇承载能力与人口增长规模失衡，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不合理时，会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武汉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土地承载力状态测度[J]. 白素苹,陈银蓉,甘臣林. 城市问题. 2019(12)
[2]我国土地财政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研究[J]. 崔华泰.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08)
[3]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及路径创新——基于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调研分析[J]. 张明斗,葛于壮. 民族学刊. 2019(02)
[4]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分析与展望[J]. 蒋彬,王胡林.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06)
[5]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民族地区城镇体系优化对策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J]. 陆艺,姚莉. 贵州民族研究. 2017(11)
[6]论民族地区城镇化战略精准实施的政策研究[J]. 曾冰. 贵州民族研究. 2017(07)
[7]“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J]. 张永岳,张传勇,胡金星.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7(01)
[8]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及路径探析[J]. 王平.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2)
[9]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J]. 焦开山. 民族研究. 2014(04)
[10]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两极化倾向与规模格局重构[J]. 魏后凯. 中国工业经济. 2014(03)
本文编号：292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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