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观嬗变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济特征1、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范围狭窄中国早在明朝中后期(即16世纪)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和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相比，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却异常艰难，速度缓慢，范围狭窄。中国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后，却仍在封建道路上徘徊。而西欧在14、l5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率先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随后在法国南部、莱茵河畔等地的城市出现并迅速发展，仅仅用了短短的三个世纪就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方国家相比，表现出自己不同的特点，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程度不同。中国只是出现在江南个别地区和个别手工业部门，而欧洲产生途径更广泛，既有城市手工作坊转化为手工工场，也有商业资本的直接作用，还有农村资本主义农场的出现；其次，社会环境不同，中国封建制度顽固，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封建政府压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欧洲封建制度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容易突破封建主义束缚发展兴起；最后，结局和影响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形成强大的历史潮流，推动欧洲各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从而使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冲击着东方落后制度，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受到封建主义扼杀，止步不前，拉大了与欧洲的差距，造成落后挨打的局面。

　　2、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16世纪的中国与西欧都经历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大增长，这已为史学界公认，甚至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研究表明，在1600年明朝就达到了人口的高峰。人口增减与盛衰互为因果，说明此时社会的繁荣程度并不比西欧差。从明清经济的发展情况看，我国直到2O世纪前期都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封建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其根源应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

　　3、白银的大量流人并没有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明初严厉的推行钞法，多次禁用金银交易，甚至禁止使用铜钱(1394年)，而宝钞到永乐初就已贬值90％。在这种情况下，宣德年间进行了一场货币改革，银两成为计价标准。而此时的世界白银也开始大量流人中国，根据对各不同渠道流人中国白银数量的各种估计，整个明清时期，流人中国的白银数量约6亿两。 如此庞大的白银数量，应该会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但研究表明，明清时期的大规模投资并不盛行。同样，在16世纪下半叶，米价也有半个世纪的下降期。政治腐败与地区性战乱都不应该造成米价的长期下降，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货币供应量的不足。说明了明朝长期的物价下降、大量白银流入并没有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相反，而是经济社会的普遍缺银。

　　二、阳明学道德内涵的嬗变

　　(一)背景阳明学的产生可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观的第一次嬗变，而其后期的发展则是其道德观内涵的第二次嬗变，对应着这两次道德观嬗变的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缓慢发展。

　　15世纪后期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大、中城市不断发展，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时期。在腐败的封建政府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同时，中国程朱理学的种种烦琐僵死的教条也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当时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宦官集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问，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这一时期也恰好是阳明学的产生与发展时期。

　　(二)阳明学、新教的道德内涵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比较虽然中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很大的差异，但在16世纪，中西方几乎同时爆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西方的宗教伦理与东方的阳明学的道德内涵也在嬗变过程中达到了诸多的一致。事实上，阳明学蕴含着与传统的价值观不同的新的道德取向，这种新的价值观促使了明实学家道德观念的转变，并为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辟了道路。而新教改革则通过一系列教义的改变，通过宗教的方式极大的改变了西欧的社会道德观，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1、自律与自强精神资本主义精神首先是强调自强与自律。阳明学对自律和自强精神的重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阳明学的一大原则是“心即理”，“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12]王阳明否认了程朱理学倡导的“即物穷理”，并认为所谓的格物就是格心，王阳明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由于在自己的本心就能探寻到真理，“阳明学”的这一原则也就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阳明学认为所谓的“良知”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良知，就是“是非之心”。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良知作为内在的是非准则，它有能力指导意念活动中的善与恶，即知善去恶是良知的内在的能力，这便从哲学角度说明了提高自身修养，发挥本心作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同样，新教教义也强调了人的自律与自强。新教认为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凭借信心和圣灵的工作，使得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很显然，在新教这里人的自律(信心)和自强(圣灵的工作)已经取代了对天主教皇的依附，成为了信徒得救的唯一途径。而“圣经的最高权威性”更是直接否认了天主教会对教义解释的绝对权威，突出了教徒对圣经领悟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阳明学和新教都强调了主观的能动性，突出了人自律与自强的重要性。

　　2、平等要素平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要素，实际上，这一要素在阳明学和新教中都明显的体现了出来。阳明学中的“良知”是至善的，是人人皆有的，良知就是天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致良知”来寻天理。这一思想发展到泰山学派时被表述为“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一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部分理学家和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更是强调了平民大众的力量以及众生的平等。新教对平等精神的普及则体现在其一系列教义中，新教的一大原则“因信称义”。认为信徒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信徒凭借信心，通过圣灵的工作，笔耕论文，可以使信徒和基督成为一体。这一教义与“致良知”高度相似，它也从人的内心能力的角度证明了众生在神面前的平等性。而作为新教四大原则之一的“信徒皆可为祭司”也从宗教角度强调了众生在神前是平等的。

　   3、思想自由要素新教的“因信称义”教义与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观念有高度的相关性，正如新教认为灵魂的得救不是依靠教会，而是依靠对神的虔诚信仰一样，阳明学也认为真理并不在心外，凭着对“良知”、本心的追求就能找到真理。因为“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孑L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更是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怀疑批判精神。“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则对天主教用来垄断救恩的圣事观和圣职制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从宗教教义上打破了天主教教会对思想的垄断权力。而“致良知”这一观点则从儒教原则上打破了程朱理学在观点上的垄断，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埋下了种子。

　　(三)东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差异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社会所孕育着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基因的有机胚胎，阳明学与新教伦理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土壤下进发的两粒资本主义种子，它们产生的背景，核心的内涵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中西方的主流文化分别来源于儒教与基督教，而道德观作为文化的核心，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三点：

　　1、衡量标准不同中西方衡量是否道德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加强调个人的私德的重要性，认为私德通了则公德也通，公私一致，但公德大于私德。而西方就不是特别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认为只要社会大众认定是道德的就可以，至于私德如何并不是很重要。西方的道德从公德出发，特别看重群体对违反道德的惩罚性，并倾向于对不遵守道德的行为进行社会性的惩罚，此时的西方道德观就更具有社会强制性。

　　2、效用不同中国儒教认为道德是客观规律的要求，只有顺乎道德才能顺利发展。儒教从社会性说起，让人们明白遵守道德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事，并因此而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道德要求。而西方的道德观则带有很强的神学色彩，西方人普遍相信人是有罪的，既然有罪就必须不断的通过忏悔来改善人格和德性。这一因素在西方社会的道德规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3、本位不同在道德价值观上，中国以人伦或群体为本位，而西方社会则以个人为本位，更加强调个人价值。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是忽视个人体验的，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把这种价值观推上了高峰。

　　三、道德嬗变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一)历史发展的佐证这两场在中西方几乎同时发生的道德嬗变使得传统的道德内涵越发符合资本主义精神，这也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整体的发展路径上趋同。傅衣凌指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只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但到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虽然中西资本主义萌芽都遵循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它们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影响却不尽相同。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主流思想阳明学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精神，而事实上，阳明学的本质思想确实能极大的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甚至日本石门心学和朝鲜霞谷心学都继承了阳明学的诸多核心思想。阳明学传人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了庵桂悟。而阳明学真正在日本兴起则始于中江藤树。中江藤树虽原是朱子学的追随者，但后期的他认识到了朱子学种种僵化思想的不足，转而倾倒于阳明学。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并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但此时的阳明学仍然难以动摇朱子学在日本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江户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倡导人世自强的精神符合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数据表明，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夕的手工工厂已有400多个，涉及20个行业，全国八分之七的财富集中在商人阶级，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已远超当时的中国。 而这段时间，也正好是阳明学和石门心学在Et本兴起并逐渐普及时期。而朝鲜的霞谷学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从历史的发展看，13本、韩国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实则殊途同归。

　　(二)阳明学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几乎同时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然而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中西方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对于这两种命运，韦伯给出的答案是新教精神与儒教精神的差异。而某些差异在道德的嬗变过程中并没有消失，正是这些差异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没有按照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途径而发展。

　　1、阳明学道德观对科学技术的轻视阳明哲学从来都是不重视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的，王阳明说“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n 这种对道德的高追求与对知识的低追求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了阳明学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阳明学对科学技术的轻视显然已付出了代价，这也从思想根源上解释了为什么明末经济的增长很难转化为经济的发展。2、阳明学道德观对节俭积累的态度尽管儒家也有对利欲和财富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却很难和节俭结合起来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新教是鼓励获利，反对消费的。“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具有使自由获取行动摆脱传统主义伦理桎梏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对所谓获取冲动的束缚，不仅使其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而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了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

　　虽然早期的阳明学也崇尚节俭，但儒教徒的节俭是出于君子的身份礼节。一旦这种礼节发生转变，这股节俭之风也会随之转变。

　　阳明学这种追求道德上的审美价值的节俭是与俗世的职业理念相冲突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期却开始崇尚消费。儒家的生活方式虽然也是理性的，但却不像清教那样发白内心，而是由外部制约的，儒家的理性主义只是理性地适应于现世，新教的理性主义则是理性地支配世界。这也说明了当时中国为什么白银的大量流入并没有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3、阳明学道德观对契约精神的忽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一种交换行为，这种交换行为所固有的并形成由交易所涉及的惟一的人际关系，就是契约关系。l6世纪时期，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的普及程度远超过当时的中国，西方社会中“约”的概念来源于“圣经”中的耶和华与人类祖先立的“约”，要求人类遵守“约”的规则，通过道德的生活换来上帝保佑的教义。由于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这种原罪观使得道德具有契约功效。新教改革家在圣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约”的概念，将上帝与人类之“约”的概念普及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阳明学作为儒教的一种，它的道德核心在于仁。仁和契约一样，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不一样的在于：契约没有价值评判标准，属于中性词汇。仁是一个褒义词，它追求人与人之问的关系向善、和谐。所谓仁者爱人。

　　新教这种道德的契约功效发展到后期就成为了一种市场经济的道德。中国的道德核心在于仁，这种观念千年未变，所以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没有契约精神。

　　总之，阳明学的道德内涵和新教一样，具有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要素。这种道德内涵的趋同使得阳明学可以极大的促进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也正是阳明学的一些道德内涵使得16世纪的中国经济增长难以换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呈现出与其它资本主义萌芽不同的特点，它发展缓慢，发展程度低，但又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增长。隐藏在这些特点背后的，是一场足以与新教改革媲美的中国式道德嬗变—— 阳明学的兴起与发展。所以笔者认为阳明学引发的这场中国道德观嬗变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源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