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和新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观点
发布时间:2014-07-24 16:46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把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看作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条件,作为制度条件的所有制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直接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不同的所有制会形成不同的生产力效率。因此,对不同所有制(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的分析,实际上是要说明所有制效率。当然,这一所有制效率是以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前提的,或者说,所有制效率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总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来谈论的所有制效率,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抽象地判断所有制效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所有制,都曾经是高效率的所有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曾经是高效率的所有制都会转化为低效率的所有制,这一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发生变化。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变化,客观上要有一种新的所有制来取代原有的所有制,这种新的所有制相对于原来的所有制来说,就是一种高效率的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思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思路。
按照这一分析思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也是所有制的起源。所以,研究生产关系或所有制应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出发点。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阶段,当人类的生产成果除了维持自身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外,没有任何多余的可以作为私有对象的时候,人类只能采取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一定的所有制形成后就与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孤立的个人是无法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所有制规范下进行的。这样,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涉及到两方面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生产活动包含的这两方面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制来体现的。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是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问题。
在原始社会所有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又是导致自身所有制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当生产力水平提高到有了剩余产品以后,私有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就具备了物质条件。当一部分人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初私有者,他就会利用所拥有的私有财产去生产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占为己有,而大部分人因不占有财富而成为被统治的对象。奴隶社会私有制在一定历史阶段是一种高效率的所有制。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更高效率的封建制私有制取代奴隶制私有制是历史的必然。封建制私有制之所以比奴隶制私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因为封建制私有制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封建制私有制具有的高效率也存在一个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走向低效率的过程。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封建制私有制也必然被另一种具有更高效率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
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比封建制私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生产资料私有者来看,他除了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外,不再拥有劳动者的所有权,他要得到劳动力的使用权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来购买。在流通领域,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的权利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决定是否购买或出卖劳动力的自主权。从劳动者来看,他除了不拥有生产资料以外,已经拥有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并且这种所有权是完全意义上所有权,他能在市场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特征相联系的是雇佣劳动制度,资本和劳动通过雇佣劳动制度而产生彼此的联系。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实际上是指雇佣劳动制度的效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样是一种历史现象,在这一制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最终又是导致这一制度被一种更高形态的所有制——公有制所取代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的分析。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看,高度社会化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是发达的社会分工。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单个资本已不能适应其发展的要求,社会资本的形式才能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资本形式变化趋势来看,社会资本取代单个资本,以及股份资本成为企业资本的主要组织形式,都验证了资本形式的这一变化。这一变化表明资本的私人性质正在逐步淡化,资本的社会性质正在不断强化,其中包含的“公有”成分也在不断增加。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出的结论是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更高效率。
第二,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来看,公有制实现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平等,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统一,从根本上消除了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对立。因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产生的二者之间的经济对立不存在了,由此导致的其他经济矛盾也不存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根本上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做出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分析。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阿尔奇安认为,通常对比较优势的阐述是在于“劳动”生产率,而没有涉及到“所有制”生产率。考虑比较优势,不仅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还需要考虑所有制的比较优势。所有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阿尔奇安指出,所有制的比较优势在于控制,这种控制又与所有权的专业化相联系。因为作为一个所有者,其各方面能力是有限的,一个所有者如果将他的所有权集中在他自己能力具有优势的领域,那么,这样的所有权专业化将产生收益。按这样的逻辑推论,私有产权制度能较好地实现所有权的专业化,而“公有制实际上消除了所有者(然而不是公有企业雇员)专业化的可能性”。
所有制方面的比较优势除所有权专业化外,还有一个方面是风险承担。阿尔奇安认为,“现代公司的联合所有制已经把所有权和控制权区分开了。这就意味着:承担风险与管理更加分离。每个所有者确实没有他作为惟一的所有者才具有的那种控制权无疑是正确的。对资源的特定用途的风险承担和管理或决策的专业化现在已经成为可能。实际上,‘被动的’所有者是在‘活跃的’所有者的决策上下赌注。”
阿尔奇安通过风险承担来比较所有制的优势要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决策者与他做的决策所承担的风险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私有产权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而在公有产权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不很密切。从风险承担的角度来看,公有制意味着较低的效率。
阿尔奇安指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论:较之在私人产权制度下,在公有制下的任何决策或选择的费用较少地由选择者全部承担。换句话说,这种成本——收益激励体制是朝着较低的费用方向变化的。这个结论的逆命题是:对任何所有者来说,从任何成本——节约活动中得到的利益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这并不意味着真实成本有所减少。这意味着,在由任何选择者承担的费用与做出某项特定选择的费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松散了。类似地,进行这些行动的所有者捕捉利益的能力也降低了。”“与私有财产机构相比,公有安排的费用将变得更高(意味着‘较低效率)。”
阿尔奇安在做出上述分析的同时,又指出公有制尽管在承担费用方面有它的“缺陷”,但也有它适用的地方,如,在一些不能由私人来承担风险,而应由社会来承担风险的领域。阿尔奇安在这里是要说明,社会活动的情况十分复杂,要根据不同情况对所有制优势做出判断,不能因为公有制有“缺陷”,就认为公有制没有适用性,也不能因为私有制有“缺陷”,就要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因为“一种相对缺陷的存在不能证明向另一种制度转换是正当的,因为另一种制度也存在别的缺陷。”“在某些制度中,或在一切制度中承受的‘较小’缺点是它们中的更大优点的代价。我们认为,在承担费用的意义上,私有制即使是它最纯的形式,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我们所有的叙述在承担费用的程度上都是比较而言的。”“社会’减少必须由个人承担的风险,转而由社会普遍地承担(从而减少人们作为个人采取的行动的选择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范围越大,公有产权的范围就越大。”
(三)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一种具有更高的效率,并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马克思既有对私有制高效率的分析,也有对私有制低效率的分析,对公有制高效率的分析也是有条件的,每一种所有制都有其高效率或低效率的范围。脱离条件的约束,简单地做出公有制具有高效率或私有制具有高效率的结论都是片面的,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更高效率,或者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高效率,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实的情况是复杂的,所有制只是影响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不能以现实中的某些现象为依据得出单一性结论。其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发展状况是交错复杂的,因而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既有生产力的因素,又有价值目标的因素。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其存在依据和理由的条件下,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由其价值目标决定的。从社会范围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效率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般来说,私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因为私有产权制度能较好地实现所有权的专业化,同时在私有产权的条件下,决策者与他对此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两方面的优势决定私有制比公有制更具有优势。
第二,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缺陷”,因而它们不能相互替代,在承担费用方面的分析也都是比较而言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具有存在的理由。
第三,在一些领域,公有制也有优势,它可通过由社会来承担风险,从而减少由个人承担的风险,这是用较小的代价来获得更大的优势。这些领域的范围越大,公有产权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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