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再国际化”困境的国内政治因素:资源交换与首相主导

发布时间：2020-11-13 15:53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官方日元"再国际化"启动后不久即再度停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涉及国内政治因素。小泉执政后,日元国际化的政策目标与其旨在短期内脱离通货紧缩的经济方针发生了严重冲突。随着"官邸主导"的逐步确立,大藏省(2001年后改为财务省)对日元再国际化政策过程的"单边主导"传统受到了首相以及官邸因素的实质性干预与制约。研究表明,在首相、财务省以及日本银行的多边互动中,借助预算编成权力强化以及对日本银行人事权的主导等"资源"的灵活运用,小泉对财务省和日本银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施压;财务省和日本银行则分别依托财政领域的"专业性"积累以及法定的金融政策"独立性"的"资源",在积极配合首相提振经济的同时成功维护了组织利益和核心政策理念。政策参与者间的多边"资源交换"本质使首相在有效缓解政策对立的同时,客观上推动形成了财政、货币与金融三大经济政策相互依存的政策连带效应。首相对货币政策过程的实质性主导成为日元"再国际化"急剧转变的关键因素。国内政治环境的上述变化使日本官方丧失了推动日元国际化的政治动力,这比经济因素产生的负面效应更为深刻与持久。
【部分图文】：

MOF是日本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中最重要的职能部门(桥本行政改革后金融职能被剥离,另立金融厅),在日本被视为“省厅中的省厅”“最强官厅”。MOF在国际货币政策领域的“主导性”特征通过国际局(International Bureau)的职能发挥得以具体体现(9)。国际局的职能范畴涉及外汇管理、国际经济调查分析、与国际机构开展合作与交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开发援助等。国际局在国际货币政策领域拥有比外务省更大的权限[23]。如图1所示,在国际局的主导下,通过“调查科主持议题筛选→关税、外汇等审议会(以下简称外审会)讨论→根据外审会讨论结果,制定国际货币政策的初步方案,通过听证会环节确定草案→MOF内部传阅后提交财务大臣”(10)一系列流程,形成了完整的“自下而上”的政策过程。在以上政策过程中,外审会是一个尤其需要注意的核心环节。相关议题首先要进入外审会的程序才能纳入政策考虑范畴,并且需要在外审会中进行多轮的反复探讨和听证。因此,外审会中的议题情况(如是否被列为专题以及该议题的讨论力度等)可以作为判断某时段内日本官方国际货币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通过整理危机后10年间外审会相关资料(主要为分科会、专门部会以及主要研究会等会议记录)发现,1997年以后日元国际化问题在外审会机制下设的日元国际化专门部会(1998年7月至1999年4月)、亚洲经济与金融议题专门部会(2002年至2003年)以及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1999年9月至2001年6月;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亚洲债券市场研究会(2003年)、我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研究会(2003年)等政策平台中得到了集中和广泛的讨论,参加者包括MOF官僚(上级官僚主持)、国家智库成员以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等。此阶段日元国际化的讨论往往与东亚经济再生、东亚金融合作等区域议题结合,展现了MOF在区域合作框架下推动日元国际化的积极姿态(11)。

根据金融学理论,干预汇率的最主要目的是保持外汇市场中本币的币值稳定(「日本銀行法」第40条第2項),这也与日本官方常规的汇市干预目标一致。然而,根据图2可知,2003年汇市干预以前,尽管在“911”事件后外汇市场出现了日元走高的趋势,但这仅仅是前期日元快速贬值后的一种常规的市场波动反映,并未呈现出日本官方多次强调的大规模日元投机情绪,更离日本官方设定的“最终防卫线”有着很大的距离[25]。当时汇市干预的执行负责人溝口在接受专访中首次对行动的最主要目的进行了明确说明,即为了阻止日元汇率不断走高导致通货紧缩现象进一步恶化[25]。这表明,2003—2004年汇市干预行动的核心初衷事实上偏离了货币稳定、避免外汇市场混乱的传统外汇目标,而是指向了对国内“通货紧缩”问题的关切。仅从这点来看,2003—2004年的汇市干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案例。其次,当时干预行动的具体路径选择更值得我们关注。为了保证干预的隐蔽性、促进干预在短期内取得成效,MOF在具体操作中运用的是单边干预且不事先告知(即“覆面介入”)的手法,这与日本此前干预中普遍实施“协调干预”的行动理念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干预方式本身也十分罕见。这从侧面进一步证明,当时实施干预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日本国内日益深刻的通货紧缩问题,而这正与小泉执政初期的整体经济政策目标相吻合。(二)小泉的两难选择:结构性改革的渐进性与脱离紧缩的紧迫性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

相关期刊论文 前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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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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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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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相关期刊论文 前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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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82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