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
发布时间：2020-12-19 14:05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核心议程设置,培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借鉴跨学科的研究,从国家的视角出发,将国际议程设置过程还原和分解为议题形成(问题显现、内部决策和政策博弈)、议题传播(观念性、关系性、制度性和体系性渠道)和议题制度化(认知议程和制度议程)三个存在时序的阶段。这一新的分析框架清晰地呈现了国际议程设置的权力属性:国际议程设置是表达自我偏好、认知和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塑造或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的必要过程,也是创立或修改国际制度的关键路径。因此,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并与其他类型的国际权力相互影响。分析框架构建的三个案例分析("华盛顿共识""新国际金融结构"和宏观审慎性监管)为中国提升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带来如下启示:国际问题的选择顺序和策略是国际议程设置的前提,具有广泛共识性、较高负面外部性和急迫性的国际金融问题是中国设置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的突破口;提出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具有现实关怀性、公共产品属性、可操作性和中立性的"中国方案"更易于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有意识地培育...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06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7 页
【部分图文】：
国际议程设置的分析框架
因此，议程设置的首选问题是达成广泛共识的、具有极大负面影响且亟须解决的高紧迫性“低政治”问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银行业监管、冷战结束后的发展模式之争、“华盛顿共识”的危机以及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具有此类属性的问题往往存在于体系遭受外部冲击之后的有限时期内，这正是前文体系性渠道的内涵所在。决策者须保持对这类国际问题的敏感性，利用体系性传播渠道及时采取行动。然而，在多数时间里，同时具有高共识性、高负面外部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并不常见。因此，在国际问题的选择时，共识性应被置于优先位置，负外部性和紧迫性次之。据此逻辑，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应从如金融普惠、金融监管信息缺口与统计不全、宏观审慎性政策整体性评估不足、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订和执行、绿色金融、发展融资等具有共识性的问题着手，再到宏观经济失衡、中美债务关系、传统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存在一定分歧的问题，然后逐步过渡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美元竞争、金融抑制或金融自由的经济意识形态、金融制裁或金融关系武器化等分歧更大的问题。其次，提出针对具体问题的“中国方案”是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在选定适当的国际问题后，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步骤是制定解决方案。易于进入国际议程的方案至少应具有现实关怀性、公共产品属性、可操作性和中立性。现实关怀性主要是指相关方案必须反映国内外行为体的切实金融需求，如确保投资安全、增加融资渠道、缩小贫富差距、预防金融危机等;公共产品属性主要是指相关方案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并非完全为满足自我需求而设计，而是兼顾他国需求，具有共享的属性;可操作性是指相关提案必须切实可行，如恢复金本位或建立超主权货币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在短期内不具备可操作性;中立性是指相关方案不能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应从改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规范性角度出发。对非霸权国家而言，其方案是否具有这些属性更为重要。这正呼应了一项研究关于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更加需要强调全球利益和国际道义的结论。(1)对于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中国而言，提出更具国际道义和全球利益的“中国方案”和建立“尚道型”(而非“霸道型”)的国际话语权应是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首要目标。(1)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J]. 李昕蕾.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04)
[2]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J]. 徐秀军,田旭. 当代亚太. 2019(02)
[3]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J]. 孙吉胜.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03)
[4]共识与争论——宏观审慎性全球金融治理评析[J]. 张发林. 太平洋学报. 2019(02)
[5]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国际议程设置分析[J]. 张发林.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1)
[6]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J]. 张发林,张巍. 国际安全研究. 2018(06)
[7]中国宏观审慎性金融监管问题评析[J]. 张发林.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8(05)
[8]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J]. 吴志成,李冰.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09)
[9]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美国霸权与中国方案[J]. 张发林. 国际政治研究. 2018(04)
[10]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中国的角色[J]. 盛斌,马斌. 社会科学. 2018(08)
本文编号：2926032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06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7 页
【部分图文】：
国际议程设置的分析框架
因此，议程设置的首选问题是达成广泛共识的、具有极大负面影响且亟须解决的高紧迫性“低政治”问题，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背景下的银行业监管、冷战结束后的发展模式之争、“华盛顿共识”的危机以及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具有此类属性的问题往往存在于体系遭受外部冲击之后的有限时期内，这正是前文体系性渠道的内涵所在。决策者须保持对这类国际问题的敏感性，利用体系性传播渠道及时采取行动。然而，在多数时间里，同时具有高共识性、高负面外部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并不常见。因此，在国际问题的选择时，共识性应被置于优先位置，负外部性和紧迫性次之。据此逻辑，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应从如金融普惠、金融监管信息缺口与统计不全、宏观审慎性政策整体性评估不足、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订和执行、绿色金融、发展融资等具有共识性的问题着手，再到宏观经济失衡、中美债务关系、传统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存在一定分歧的问题，然后逐步过渡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美元竞争、金融抑制或金融自由的经济意识形态、金融制裁或金融关系武器化等分歧更大的问题。其次，提出针对具体问题的“中国方案”是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在选定适当的国际问题后，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步骤是制定解决方案。易于进入国际议程的方案至少应具有现实关怀性、公共产品属性、可操作性和中立性。现实关怀性主要是指相关方案必须反映国内外行为体的切实金融需求，如确保投资安全、增加融资渠道、缩小贫富差距、预防金融危机等;公共产品属性主要是指相关方案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并非完全为满足自我需求而设计，而是兼顾他国需求，具有共享的属性;可操作性是指相关提案必须切实可行，如恢复金本位或建立超主权货币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在短期内不具备可操作性;中立性是指相关方案不能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应从改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规范性角度出发。对非霸权国家而言，其方案是否具有这些属性更为重要。这正呼应了一项研究关于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更加需要强调全球利益和国际道义的结论。(1)对于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中国而言，提出更具国际道义和全球利益的“中国方案”和建立“尚道型”(而非“霸道型”)的国际话语权应是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首要目标。(1)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供给与话语权竞争——以中国气候研究影响IPCC知识塑造为例[J]. 李昕蕾.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04)
[2]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J]. 徐秀军,田旭. 当代亚太. 2019(02)
[3]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J]. 孙吉胜.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9(03)
[4]共识与争论——宏观审慎性全球金融治理评析[J]. 张发林. 太平洋学报. 2019(02)
[5]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国际议程设置分析[J]. 张发林.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1)
[6]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J]. 张发林,张巍. 国际安全研究. 2018(06)
[7]中国宏观审慎性金融监管问题评析[J]. 张发林.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8(05)
[8]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J]. 吴志成,李冰.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09)
[9]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美国霸权与中国方案[J]. 张发林. 国际政治研究. 2018(04)
[10]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中国的角色[J]. 盛斌,马斌. 社会科学. 2018(08)
本文编号：2926032
本文链接：https://www.wllwen.com/jingjilunwen/huobiyinxinglunwen/29260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