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的生育抑制效应——基于改善性需求的视角

发布时间：2020-10-08 21:34

　　以2011年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CFPS家庭微观数据首次实证分析房产税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三重差分等方法的实证研究发现:房产税扩围改革显著抑制了上海地区城镇家庭生育率,重庆地区由于主要针对高档住宅试点征收,受到的生育抑制效应并不明显;房产税主要通过阻碍家庭改善性需求进而抑制家庭生育意愿,背后更深刻的根源在于国内住房私人品属性和准公共品属性的二元割裂;房产税的生育抑制效应表现出持续性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演进,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随着未来房产税扩容到全国,房产税生育抑制效应的作用渠道可能会改变,但生育抑制效应仍将广泛存在。上述结论意味着,房产税改革的推进有可能对当前鼓励生育产生不利影响,未来房产税的试点扩容和方案设计必须要兼顾生育政策因素。
【部分图文】：

学区,家庭,私人品,准公共品

二孩政策的放开可能会激发家庭的住房改善性需求。一方面，养育更多的孩子需要更大面积的住房，而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与其他国家相较而言仍偏小（见图1）。另一方面，养育更多的孩子需要更高质量的住房。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利他倾向较高[1]，愿意为其购置更优的房产，“学区房房价飙升”现象便是这一倾向的充分体现[2]。《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详细统计了受访家庭购房动机，结果显示，改善性需求是当前家庭的主要购房动机，基于狭义的改善居住条件的购房动机占到32.1%，基于改善学区需求的购房动机占到6.5%[3]。微观数据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以上分析（见表1），新生儿家庭样本现住房面积的平均增加值高出全样本平均水平约17.55平方米，新生儿家庭中在两年内购置其他住房的比例高出全样本4%左右。虽然二孩政策带来的住房改善性需求形式多样，但隐藏在背后的催化剂是住房私人品属性和准公共品属性的二元割裂(1)。住房私人品属性表现在居住功能；而准公共品属性表现在其所隐含的公共服务（如教育资源）取得权。以学区房为例，在二元割裂影响下，生育子女将放大两种类型家庭的改善性需求：一是有宽敞房子的户主为了孩子更好地享受教育资源，希望能够购买优质学区的二套房落户。生育子女越多，那么学区房所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对学区房的需求也就越加强烈(2)[2]。二是只有小户型学区房的家庭，虽然拥有了准公共品资源，如果要多生育一个子女，私人品性质的居住服务反而捉襟见肘，势必要面对户型的升级需求。因此，改善性住房需求增大了生育的影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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