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关系研究——来自CGSS的证据
发布时间:2020-11-16 07:51
农村民间组织的出现及其对农民择业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是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经济社会现象。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民间组织会影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选择,其影响途径主要依靠信息共享、声誉机制、关系型就业与风险分担以减少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非农就业的效用水平,进而产生就业的分化。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定量研究证实了民间组织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民间组织网络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大大提高。同时,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地区的群体中存在差异性。进一步研究还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信息传播与获取能力的大幅提高,民间组织具有的这种影响会随之弱化甚至消失。
【部分图文】:
图1中的曲线表示个体效用函数。当农村劳动力选择农业就业时,实现的收入为,效用水平为,对应图1中的C点。选择非农就业时既可能实现效用水平u(w n)(对应A点),也可能实现u(wn-π)(对应D点),再根据发生风险的可能性1-θ得到相应的状态A与状态D的效用加权值(F点)。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不确定性过高以及劳动力风险规避的特点(1),在F点实现的效用水平(图1中用Ewn表示)会低于C点的保留效用水平,此时农业就业是最优选择。处于民间组织网络之中的个人会在迁移中扩大活动半径和信息传播的空间距离,结果,各类组织就会衍生出许多经济的、社会性的功能。处在同一组织中的成员会搜集并扩散有关非农就业的信息,这就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关于非农就业不确定性的预期。有些组织成员之间还会经常发生资金互助行为,帮助急需用钱者渡过难关,甚至会接济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成员,有的组织还会在内部设立带有互助性质的小额信贷基金,这无疑提高了组织成员的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农户迁移和外出打工所面临的风险,提高了组织成员在非农就业状态下的效用水平。与非组织成员相比,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非农就业上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在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上也因为组织网络的存在而整体性地优于后者。图1显示,民间组织至少能够在两个方面影响个体非农就业的期望效用水平:一方面降低了遭遇风险事件时的损失,也即损失从π降低为π"(相对应地,非农就业者的效用水平就由点D移动到了点E);另一方面由于关系型就业以及信息流动的高效性,发生不确定性风险的概率(1-θ)减小了,这意味着最终的期望效用会向A点靠近,在图中,B点在纵轴上的取值就表示非农就业者依附在民间组织网络后所能实现的非农就业效用水平(图1中用Ew n"表示),此时的效用高于保留效用。结果,民间组织成员和非组织成员在非农就业的选择集上以及在风险分担和担保上和在非农就业的成本与预期收益上就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
图2显示了民间组织和相关网络的存在造成成员就业选择分化的形成过程,对于民间组织如何影响就业选择给出了一个直观的描绘。归属于某一民间组织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依托组织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提高对非农就业的预期,从而提升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民间组织的社会网络所衍生出的社会资本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传统宗族网络的优势替代,通过风险分担、信息共享、关系型就业以及声誉机制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性信念,最终形成民间组织成员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就业选择分化。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当农村劳动力面临就业选择时,民间组织及其社会网络能够改善成员的社会资本,从而通过改变个人的信息结构以及降低非农就业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促进组织成员非农就业的实现。
【相似文献】
本文编号:2885816
【部分图文】:
图1中的曲线表示个体效用函数。当农村劳动力选择农业就业时,实现的收入为,效用水平为,对应图1中的C点。选择非农就业时既可能实现效用水平u(w n)(对应A点),也可能实现u(wn-π)(对应D点),再根据发生风险的可能性1-θ得到相应的状态A与状态D的效用加权值(F点)。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不确定性过高以及劳动力风险规避的特点(1),在F点实现的效用水平(图1中用Ewn表示)会低于C点的保留效用水平,此时农业就业是最优选择。处于民间组织网络之中的个人会在迁移中扩大活动半径和信息传播的空间距离,结果,各类组织就会衍生出许多经济的、社会性的功能。处在同一组织中的成员会搜集并扩散有关非农就业的信息,这就客观上减少了他们关于非农就业不确定性的预期。有些组织成员之间还会经常发生资金互助行为,帮助急需用钱者渡过难关,甚至会接济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成员,有的组织还会在内部设立带有互助性质的小额信贷基金,这无疑提高了组织成员的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农户迁移和外出打工所面临的风险,提高了组织成员在非农就业状态下的效用水平。与非组织成员相比,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在非农就业上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在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上也因为组织网络的存在而整体性地优于后者。图1显示,民间组织至少能够在两个方面影响个体非农就业的期望效用水平:一方面降低了遭遇风险事件时的损失,也即损失从π降低为π"(相对应地,非农就业者的效用水平就由点D移动到了点E);另一方面由于关系型就业以及信息流动的高效性,发生不确定性风险的概率(1-θ)减小了,这意味着最终的期望效用会向A点靠近,在图中,B点在纵轴上的取值就表示非农就业者依附在民间组织网络后所能实现的非农就业效用水平(图1中用Ew n"表示),此时的效用高于保留效用。结果,民间组织成员和非组织成员在非农就业的选择集上以及在风险分担和担保上和在非农就业的成本与预期收益上就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
图2显示了民间组织和相关网络的存在造成成员就业选择分化的形成过程,对于民间组织如何影响就业选择给出了一个直观的描绘。归属于某一民间组织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依托组织网络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提高对非农就业的预期,从而提升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民间组织的社会网络所衍生出的社会资本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环境下对传统宗族网络的优势替代,通过风险分担、信息共享、关系型就业以及声誉机制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性信念,最终形成民间组织成员与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就业选择分化。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当农村劳动力面临就业选择时,民间组织及其社会网络能够改善成员的社会资本,从而通过改变个人的信息结构以及降低非农就业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促进组织成员非农就业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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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8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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