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生成逻辑——基于2000—2017年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发布时间：2020-12-07 23:13
本文探讨了合法性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网络生成逻辑的影响。合法性意味着组织行为被他人认可,是组织间合作得以形成的基础。基于此,结合合作关系形成的两种互补性逻辑——制度约束逻辑与关系约束逻辑,本文提出了权威假设、传递性假设、优先连接假设以及制度邻近性假设。本文根据2000—2017年中央层级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管文件,建构合作监管网络;并利用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考察合作监管网络动态,检验上述假设。研究发现,除优先连接假设模型总体收敛比过大未得到证实外,其余假设均成立;同时,权威假设的作用强于传递性假设和制度邻近性假设,构成了主导性因素,表明制度约束逻辑是正式合作网络形成的主导性逻辑。本文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未能关注不同时段网络演化遵循的逻辑是否不同;随机行动者模型将网络演化视作马尔可夫链式过程,存在简化现实的风险。本文的意义在于,考察了网络演化的动力机制,弥补了既往纵贯性研究的不足。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2020年01期 第18-30+46+169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合作生成逻辑
新世纪伊始，食品产业飞速发展，食品链条不断延伸、食品类别日益多样加剧了监管工作的复杂性，加深了对合作监管的需要。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食品安全合作监管尚处于混沌状态，多为针对某项具体任务的临时性安排，尚未内化为基本工作原则。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鸿沟为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随着对监管所处的生态环境变化的认识加深，政府监管策略做出了适应性调整。2003年，食药局成立，明确将“组织协调”作为一项职能赋予该机构。由此，揭开了系统推进合作监管的大幕。2010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这一高层次的、专门性组织协调机构，彰显了高层力图破除协调不力、合作不足这一问题的决心。至此，合作监管步入了快速发展期。期间，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分段监管体制终于顺应时势变化做出了制度变迁，统一权威的监管体系初步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则是合作监管迈向深化发展的关键契机。此时，合作监管不再局限于政府内部机构合作，将关注点投向了更为广泛的非政府主体。这一思想被凝练为“社会共治”，作为监管原则写入了新《食品安全法》。由此，开启了统一权威监管与社会共治齐头并进的新阶段。而对合作监管网络的初步描述性分析也显示，上述时段内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见表1）。基于此，本文以2003、2010、2015年为节点对考察时段进行划分。4.3 研究方法
表5汇报了模型结果(4)。模型1仅纳入了网络结构效应———密度与传递性三方组，结果显示二者均具有显著性。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行动者模型均纳入了密度效应，它反映了特定时间内网络连线形成趋势。由于密度会受可用资源、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且这些因素通常难以衡量[40]。因此，在估计其他效应的作用时，需要控制该变量。密度参数系数为-1.71，表明组织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倾向较低，这与稀疏的网络结构密不可分：2000—2017年，网络密度在0.039～0.306间变化，始终小于0.5。传递性三方组参数系数为0.24，表明组织倾向于与存在间接联系的对象合作，H2成立。模型2增加了与核心监管部门有关的效应———活跃度与趋同性。活跃度衡量了组织在网络中的活跃度、受欢迎程度，相应系数为0.51，表明核心监管部门的度数中心度增长速度快于非核心部门，在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佐证了H1。趋同性反映了同类组织之间合作的趋势，虽然相应系数为0.06，但在统计学上不具有显著性，表明核心监管部门与同类组织合作的倾向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国家食品安全战略基本框架[J]. 胡颖廉. 中国软科学. 2016(09)
[2]统一市场监管与食品安全保障——基于“协调力-专业化”框架的分类研究[J]. 胡颖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2)
[3]从“一元单向分段”到“多元网络协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路径[J]. 李静.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
[4]走出多部门监管的困境——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J]. 马英娟. 清华法学. 2015(03)
[5]从行政监管到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突破——基于网络分析的视角[J]. 丁煌,孙文.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01)
[6]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之公众参与:借鉴与创新[J]. 谭志哲.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3)
[7]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分析[J]. 颜海娜. 学术研究. 2010(05)
[8]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基于体制变迁与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J]. 刘鹏. 公共管理学报. 2010(02)
本文编号：2904047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学报. 2020年01期 第18-30+46+169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合作生成逻辑
新世纪伊始，食品产业飞速发展，食品链条不断延伸、食品类别日益多样加剧了监管工作的复杂性，加深了对合作监管的需要。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食品安全合作监管尚处于混沌状态，多为针对某项具体任务的临时性安排，尚未内化为基本工作原则。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鸿沟为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随着对监管所处的生态环境变化的认识加深，政府监管策略做出了适应性调整。2003年，食药局成立，明确将“组织协调”作为一项职能赋予该机构。由此，揭开了系统推进合作监管的大幕。2010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这一高层次的、专门性组织协调机构，彰显了高层力图破除协调不力、合作不足这一问题的决心。至此，合作监管步入了快速发展期。期间，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分段监管体制终于顺应时势变化做出了制度变迁，统一权威的监管体系初步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则是合作监管迈向深化发展的关键契机。此时，合作监管不再局限于政府内部机构合作，将关注点投向了更为广泛的非政府主体。这一思想被凝练为“社会共治”，作为监管原则写入了新《食品安全法》。由此，开启了统一权威监管与社会共治齐头并进的新阶段。而对合作监管网络的初步描述性分析也显示，上述时段内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见表1）。基于此，本文以2003、2010、2015年为节点对考察时段进行划分。4.3 研究方法
表5汇报了模型结果(4)。模型1仅纳入了网络结构效应———密度与传递性三方组，结果显示二者均具有显著性。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行动者模型均纳入了密度效应，它反映了特定时间内网络连线形成趋势。由于密度会受可用资源、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且这些因素通常难以衡量[40]。因此，在估计其他效应的作用时，需要控制该变量。密度参数系数为-1.71，表明组织之间形成合作关系的倾向较低，这与稀疏的网络结构密不可分：2000—2017年，网络密度在0.039～0.306间变化，始终小于0.5。传递性三方组参数系数为0.24，表明组织倾向于与存在间接联系的对象合作，H2成立。模型2增加了与核心监管部门有关的效应———活跃度与趋同性。活跃度衡量了组织在网络中的活跃度、受欢迎程度，相应系数为0.51，表明核心监管部门的度数中心度增长速度快于非核心部门，在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佐证了H1。趋同性反映了同类组织之间合作的趋势，虽然相应系数为0.06，但在统计学上不具有显著性，表明核心监管部门与同类组织合作的倾向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国家食品安全战略基本框架[J]. 胡颖廉. 中国软科学. 2016(09)
[2]统一市场监管与食品安全保障——基于“协调力-专业化”框架的分类研究[J]. 胡颖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2)
[3]从“一元单向分段”到“多元网络协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路径[J]. 李静.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
[4]走出多部门监管的困境——论中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合作[J]. 马英娟. 清华法学. 2015(03)
[5]从行政监管到社会共治: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突破——基于网络分析的视角[J]. 丁煌,孙文.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01)
[6]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之公众参与:借鉴与创新[J]. 谭志哲.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3)
[7]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基于整体政府理论的分析[J]. 颜海娜. 学术研究. 2010(05)
[8]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基于体制变迁与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J]. 刘鹏. 公共管理学报. 2010(02)
本文编号：290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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