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红利——从劳动参与率到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转型的实现路径
发布时间:2021-01-02 20:51
人口转变是长周期的动态过程,伴随人口转变不同时期的规律性结果,人口机会窗口的表现形态呈动态变化,人口红利形态也随之动态转型。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数量型人口优势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及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需求的有机结合,积极的就业政策和高劳动参与率是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升高,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发生转型,第一次人口红利积累雄厚的人力资本后,成为促进经济增长转型的积极因素。从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是继续收获人口红利和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求,而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产业内部高级化转型,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路径。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2020年02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人口红利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典型的年轻型,在此期间,两次“婴儿潮”伴随高生育率和快速下降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始终维持在40%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5%。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前两次“婴儿潮”出生队列渐次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相互叠加形成“劳动力潮”,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其占比从60%升至70%以上;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伴随生育率下降而减少,占比降至22.9%,形成成年型人口结构。2010年以来,第一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相继进入老年期,演变为“老年潮”,人口老龄化加速,2018年老龄化水平为11.9%;与此同时,第三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步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处于10亿左右的峰值期,比重始终在70%以上;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继续减少,比重降至16.9%,形成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初期阶段。伴随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人口总抚养比降至低水平,从1960年代的80以上(15~64岁人口=100,下同)开始下降,1978年降至73.2,1994年进一步降至50以下,开启人口机会窗口,2010年跌至最低点34.2,然后开始回升,2018年为40.5。其中,前期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少儿抚养比迅速减轻,后期的总抚养比回升则主要归因于人口老龄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刘伟,范欣.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2]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J]. 蔡昉. 经济学动态. 2018(06)
[3]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J]. 都阳,贾朋. 劳动经济研究. 2018(03)
[4]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 经济研究. 2016(10)
[5]“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 杨云彦,向华丽,黄瑞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05)
[6]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J]. 袁富华. 经济研究. 2012(03)
[7]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 钟水映,李魁. 管理世界. 2010(04)
本文编号:2953621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 2020年02期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人口红利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典型的年轻型,在此期间,两次“婴儿潮”伴随高生育率和快速下降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始终维持在40%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5%。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前两次“婴儿潮”出生队列渐次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相互叠加形成“劳动力潮”,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其占比从60%升至70%以上;少年儿童人口数量伴随生育率下降而减少,占比降至22.9%,形成成年型人口结构。2010年以来,第一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相继进入老年期,演变为“老年潮”,人口老龄化加速,2018年老龄化水平为11.9%;与此同时,第三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步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处于10亿左右的峰值期,比重始终在70%以上;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继续减少,比重降至16.9%,形成老年型人口结构的初期阶段。伴随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人口总抚养比降至低水平,从1960年代的80以上(15~64岁人口=100,下同)开始下降,1978年降至73.2,1994年进一步降至50以下,开启人口机会窗口,2010年跌至最低点34.2,然后开始回升,2018年为40.5。其中,前期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少儿抚养比迅速减轻,后期的总抚养比回升则主要归因于人口老龄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刘伟,范欣.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2]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J]. 蔡昉. 经济学动态. 2018(06)
[3]劳动供给与经济增长[J]. 都阳,贾朋. 劳动经济研究. 2018(03)
[4]增长跨越:经济结构服务化、知识过程和效率模式重塑[J]. 袁富华,张平,刘霞辉,楠玉. 经济研究. 2016(10)
[5]“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 杨云彦,向华丽,黄瑞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05)
[6]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J]. 袁富华. 经济研究. 2012(03)
[7]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 钟水映,李魁. 管理世界. 2010(04)
本文编号:295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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