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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波动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动态——经验事实与理论解释

发布时间:2021-06-23 10:10
  我们使用带有随机波动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考察经济产出和劳动就业的波动性、相关性及两者间的协同共动性特征,探讨了经济产出和劳动就业在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下的时变脉冲响应,并进一步通过构建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寻求经验事实的理论解释,理论模型的动态分析很好地匹配了经验证据。据此我们发现:经济产出和劳动就业间的协同共动性特征在金融危机后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转变。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迅速下降是金融危机后产出和就业衰退的主要原因,也是两者联合动态结构性转变的重要驱动因素,同时经济结构转变和系统性经济政策的实施减缓了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模型中名义粘性的设定对冲击的扩散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且不同的名义粘性对产出和就业波动的影响不同。 

【文章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0,(03)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23 页

【部分图文】:

产出波动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动态——经验事实与理论解释


产出的时点和分段脉冲响应

三维图形,劳动就业,脉冲


图11清晰地展示了劳动就业在不同结构冲击下的时变脉冲响应。其中:第一行表示劳动就业在技术冲击、非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下的全样本三维脉冲响应;第二行表示劳动就业在不同结构冲击下的时期脉冲响应,不同时期分别为2期、8期和16期。正向单位标准差的技术冲击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即正向的技术冲击对劳动就业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技术冲击在金融危机期间对劳动就业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并且2010年后抑制作用明显减弱甚至消失。从响应时期图形来看,技术冲击对劳动就业的抑制作用在8期左右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减弱,同时技术冲击对劳动就业在长期内无永久性效应,表现为时期脉冲响应具有明显的衰减趋势。需求冲击对就业的脉冲响应在样本初期较为明显,且响应强度逐渐减弱,2010年后需求冲击对就业的响应非常微弱。从全样本三维图形来看,货币政策冲击对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总体来看,货币政策冲击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从样本初期开始不断减弱。图12表示劳动就业在不同结构冲击下的时点脉冲响应和分段脉冲响应。其中:第一行表示就业在技术冲击、非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下的时点脉冲响应,不同时点分别为:2008Q2、2012Q2和2018Q2;第二行表示劳动就业在不同结构冲击下的分段脉冲响应,其中虚线表示样本在2002Q1—2009Q4区间内脉冲响应的均值,实线表示样本在2010Q1—2018Q2区间内的脉冲响应均值。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样本区间内结构冲击对劳动就业的时点脉冲响应表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技术冲击对就业的抑制作用在2008Q2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2012年后对就业的响应强度非常微弱;需求冲击对就业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并在8期附近达到最大值后缓慢下降,在20期之后回归初始值;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对劳动就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表明2010年后劳动就业的下降主要来自技术冲击和需求冲击作用的减小,同时货币政策冲击却对就业的增加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从样本分段脉冲响应的图形中可以看出,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对劳动就业的脉冲响应方式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转变。冲击对就业脉冲响应均值的强度在样本2002Q1—2009Q4区间明显强于在2010Q1—2018Q2区间内,且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在区间2010Q1—2018Q2内的脉冲响应均值都发生了明显的减弱。

长期趋势


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的方程(1)可以重新写为:Yt=μt+FtYt-1+Vt的形式,var(Vt)=Ω*t。其中:Yt={yt,lt,R};μt、Ft和Ω*t分别表示时变参数模型的截距、系数和误差的协方差。因而,估计产出和就业的时变无条件均值的局部线性近似可表述为:E(Yt)=eN(1-Ft)-1μt,其中eN为一个选择矩阵。图1中展示了产出和就业的无条件均值的估计值与实际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产出和就业的长期趋势与波动特征。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2007年之前产出的无条件均值缓慢上升并在2007年上半年达到最大值,这与当时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刺激手段致使经济过快增长的经济事实相一致。金融危机后产出的无条件均值开始缓慢下降,在2013年—2016年间保持相对稳定后迅速下降,危机后中央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衰退,倾向于房地产和重工业投资的经济刺激手段在短期内迅速稳定了总体经济的衰退(Chang等,2016[6]),但同时也导致了长期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调,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的严重问题,进而导致经济在长期内开始缓慢下降。就业的长期趋势与产出略有不同,在2008年之前基本保持了相对平稳的波动,而在2008年之后迅速上升并伴有较大波动,在2014年达到最大值后开始迅速下降并在2016年后保持相对平稳。就业均值在金融危机后的迅速上升与积极的经济刺激计划相一致,2014年后的迅速下降也真实地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实施后对就业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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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变视角下中国经济波动的再审视[J]. 祝梓翔,邓翔.  世界经济. 2017(07)
[4]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区间的冲击来源及其差异性分析[J]. 郑挺国,黄佳祥.  世界经济. 2016(09)
[5]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J]. 姚敏,周潮.  经济问题探索. 2013(07)
[6]工资加成、就业抑制与最优货币政策分析——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反馈?[J]. 刘宗明.  南开经济研究. 2013(01)
[7]劳动交易成本、选择性路径依赖与劳动就业动态[J]. 刘宗明,李春琦.  管理世界. 2013(02)
[8]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大稳健”——时点识别与原因分析[J]. 林建浩,王美今.  经济学(季刊). 2013(02)
[9]随机冲击、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J]. 张成思.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0(06)
[10]中国经济波动的结构分析及其政策含义:兼论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特征[J]. 高士成.  世界经济. 2010(09)



本文编号:324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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