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流动人口家庭空间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的分析
发布时间：2021-10-22 09:11
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解决流动人口家庭空间分离问题,实现城市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是中国新时代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本研究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家庭空间"团聚-分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夫妇同城务工的比例较高,但携子女与父母共同外出的比例较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分离"状态受所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流入地的城镇化率与流动人口与其子女和父母团聚的可能性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而与流动人口配偶团聚的可能性呈正向线性关系。"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家庭发展诉求,本研究提出,在既定的城镇化模式下,城镇化发展进程存在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离散"的平衡点,在平衡点以下城镇化外部环境以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正效应为主（"家庭团聚效应"）,在平衡点以上外部环境将转为负效应为主,家庭将被迫离散以降低外部负效应（"家庭离散效应"）。正负效应转变的平衡点随着城镇化模式与阶段的转变而变化,改进城镇化模式、提升城镇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将使平衡点向更高水平城镇化区间移动。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 2020,44(05)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空间演化
2.2 家庭流动的发生机制解释在乡城家庭流动的发生机制上,存在多种理论解释,包括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家庭经济理性理论、乡城推拉力理论、家庭发展理性等[21-23]。如蔡禾等[24]提出农民工放弃农村土地进城是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而放弃农业户籍、寻求城市户籍则是寻求制度保障、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计划经济形成的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一直作为重要的人口管控工具而长期存在[25-26],并被认为是引发流动人口社会不公平、城市社会空间隔离的重要制度性根源之一[27]。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紧密相关、互为因果[28],“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也是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大中城市的重要争论点。“家庭发展理性”是基于家庭内在经济理性而被提出的人口流动解释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内部存在基于经济理性的流动沟通协调机制并可转化为家庭不同成员的流动策略,以实现家庭福利最大化,其应用常见于西方国家移民研究[29-30],也被用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人口流动[17]。如斯塔克(Stark)等[31]对“墨西哥-美国”移民的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差距是家庭移民选择的重要原因,同时跨国务工也大幅提升了家庭收入水平。泰勒(Taylor)[32]研究发现移民汇款对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接收地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增强地方发展动力、减少生产和投资限制等。除经济理性之外,家庭关系(家庭照料、家庭支持和家庭责任)、家庭人力资本结构、家庭性别分工、家庭生命周期等也是影响跨国家庭移民策略的重要因素[30,33-34]。在中国人口流动的解释中,范(Fan)等[17]基于“家庭离散策略”(Split-Household Strategy)的视角对中国不同流动人口家庭类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家庭成员离散化流动是以最大化地获得经济收益为目的的家庭劳动分工。不过,不少学者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结构背景对此解释做了修正和改进[18]。虽然早期农村家庭的“离散策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进步[35],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离散式”的农村家庭已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36-37]。流动人口家庭存在提升家庭福利、实现家庭城镇团聚的内在需要并转化为相应的家庭行动策略,空间离散很可能是家庭的被动选择而非主动行为(图2)。
表2分别展示了流动人口子女“团聚-分离”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为子女在18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样本,模型2为子女在18岁以上的流动人口样本。从模型1可见,在城市因素中,城镇化率(发生比=6.695,P<0.01)与城镇化率的平方(发生比=0.431,P<0.01)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表明流入地的城镇化率与流动人口子女团聚的可能性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分析。在不同类型城市中,与一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发生比=1.415,P<0.01)、三线城市(发生比=1.703,P<0.01)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大。在区域层面,与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显著较大(发生比=1.767,P<0.01),而东部地区(发生比=0.779,P<0.01)、西部地区(发生比=0.848,P<0.01)的可能性则显著较小。在流动范围上,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省内跨市(发生比=1.625,P<0.01)和市内跨县(发生比=1.879,P<0.01)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大,即近域流动的家庭完成城市团聚的可能性更大。在人口因素上,流动人口的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发生比=1.081,P<0.01)、年龄越大(发生比=0.973,P<0.01),其与未成年孩子同住的可能性越高。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相比,高中学历的流动人口与孩子同住的可能性更低(发生比=0.900,P<0.01),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与孩子同住的可能性更高(发生比=1.103,P<0.05)。月收入(月收入对数)较高的流动人口与孩子同住的可能性较低(发生比=0.890,P<0.01)。就业层次、收入与工作时长等是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照料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在住房因素中,已买房和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大,即相对较好的住房条件有利于家庭团聚。在政策因素中,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较大。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城镇化的社会效应及城镇化中后期的规划应对[J]. 李志刚,陈宏胜. 城市规划. 2019(09)
[2]城镇化进程中家庭离散化及其应对策略初探[J]. 王兴平. 城市规划. 2016(12)
[3]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J]. 朱宇,林李月. 地理科学. 2016(06)
[4]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来自重庆市的证据[J]. 李晓阳,林恬竹,张琦. 中国人口科学. 2015(06)
[5]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研究——基于六市抽样数据[J]. 陈宏胜,刘振东,李志刚. 现代城市研究. 2015(06)
[6]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J]. 刘涛,齐元静,曹广忠. 地理学报. 2015(04)
[7]面向社会发展的城乡规划:规划转型的方向[J]. 王兴平. 城市规划. 2015(01)
[8]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J]. 杨菊华. 人口学刊. 2015(01)
[9]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 林毅夫. 经济学(季刊). 2011(01)
[10]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 任远,乔楠. 人口研究. 2010(02)
本文编号：3450798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 2020,44(05)北大核心CSSCICSCD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空间演化
2.2 家庭流动的发生机制解释在乡城家庭流动的发生机制上,存在多种理论解释,包括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家庭经济理性理论、乡城推拉力理论、家庭发展理性等[21-23]。如蔡禾等[24]提出农民工放弃农村土地进城是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而放弃农业户籍、寻求城市户籍则是寻求制度保障、改变城市生活境遇的社会理性选择。计划经济形成的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一直作为重要的人口管控工具而长期存在[25-26],并被认为是引发流动人口社会不公平、城市社会空间隔离的重要制度性根源之一[27]。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紧密相关、互为因果[28],“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也是中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大中城市的重要争论点。“家庭发展理性”是基于家庭内在经济理性而被提出的人口流动解释理论,该理论认为家庭内部存在基于经济理性的流动沟通协调机制并可转化为家庭不同成员的流动策略,以实现家庭福利最大化,其应用常见于西方国家移民研究[29-30],也被用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人口流动[17]。如斯塔克(Stark)等[31]对“墨西哥-美国”移民的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差距是家庭移民选择的重要原因,同时跨国务工也大幅提升了家庭收入水平。泰勒(Taylor)[32]研究发现移民汇款对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接收地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增强地方发展动力、减少生产和投资限制等。除经济理性之外,家庭关系(家庭照料、家庭支持和家庭责任)、家庭人力资本结构、家庭性别分工、家庭生命周期等也是影响跨国家庭移民策略的重要因素[30,33-34]。在中国人口流动的解释中,范(Fan)等[17]基于“家庭离散策略”(Split-Household Strategy)的视角对中国不同流动人口家庭类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家庭成员离散化流动是以最大化地获得经济收益为目的的家庭劳动分工。不过,不少学者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和结构背景对此解释做了修正和改进[18]。虽然早期农村家庭的“离散策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进步[35],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离散式”的农村家庭已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36-37]。流动人口家庭存在提升家庭福利、实现家庭城镇团聚的内在需要并转化为相应的家庭行动策略,空间离散很可能是家庭的被动选择而非主动行为(图2)。
表2分别展示了流动人口子女“团聚-分离”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为子女在18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样本,模型2为子女在18岁以上的流动人口样本。从模型1可见,在城市因素中,城镇化率(发生比=6.695,P<0.01)与城镇化率的平方(发生比=0.431,P<0.01)均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表明流入地的城镇化率与流动人口子女团聚的可能性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分析。在不同类型城市中,与一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发生比=1.415,P<0.01)、三线城市(发生比=1.703,P<0.01)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大。在区域层面,与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显著较大(发生比=1.767,P<0.01),而东部地区(发生比=0.779,P<0.01)、西部地区(发生比=0.848,P<0.01)的可能性则显著较小。在流动范围上,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省内跨市(发生比=1.625,P<0.01)和市内跨县(发生比=1.879,P<0.01)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大,即近域流动的家庭完成城市团聚的可能性更大。在人口因素上,流动人口的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发生比=1.081,P<0.01)、年龄越大(发生比=0.973,P<0.01),其与未成年孩子同住的可能性越高。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相比,高中学历的流动人口与孩子同住的可能性更低(发生比=0.900,P<0.01),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与孩子同住的可能性更高(发生比=1.103,P<0.05)。月收入(月收入对数)较高的流动人口与孩子同住的可能性较低(发生比=0.890,P<0.01)。就业层次、收入与工作时长等是影响流动人口家庭照料的重要经济社会因素。在住房因素中,已买房和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大,即相对较好的住房条件有利于家庭团聚。在政策因素中,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较大。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城镇化的社会效应及城镇化中后期的规划应对[J]. 李志刚,陈宏胜. 城市规划. 2019(09)
[2]城镇化进程中家庭离散化及其应对策略初探[J]. 王兴平. 城市规划. 2016(12)
[3]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时间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J]. 朱宇,林李月. 地理科学. 2016(06)
[4]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互动研究——来自重庆市的证据[J]. 李晓阳,林恬竹,张琦. 中国人口科学. 2015(06)
[5]中国大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研究——基于六市抽样数据[J]. 陈宏胜,刘振东,李志刚. 现代城市研究. 2015(06)
[6]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J]. 刘涛,齐元静,曹广忠. 地理学报. 2015(04)
[7]面向社会发展的城乡规划:规划转型的方向[J]. 王兴平. 城市规划. 2015(01)
[8]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J]. 杨菊华. 人口学刊. 2015(01)
[9]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 林毅夫. 经济学(季刊). 2011(01)
[10]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 任远,乔楠. 人口研究. 2010(02)
本文编号：345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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