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选择

发布时间：2020-10-12 20:56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加入WTO为标志,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使得自1994年实行外汇管理体制之后呈现出的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双顺差”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外汇资产占央行资产比重逐年增加,我国以对冲外汇为主的流动性投放模式正式拉开序幕。此后近20年时间里,在通货膨胀水平维持稳定的情况下,投放到经济体中的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导致我国以股票市场估值中枢系统性抬升,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为主要标志的资产重估问题凸显。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外贸易顺差的缩减使得我国以国外资产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方式难以持续,流动性逐步转向以国内资产为信用基础的投放,此时更加需要资本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因此,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重点研究我国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重估的相关问题,按照从现象到本质、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思路,首先通过概念对比界定出资产重估的准确定义,在对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案例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创新性提出资产重估的分析视角,并建立资产重估检测体系,以此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运行作出资产重估层面的解读。基于理论及事实检验对资产重估内涵作出定义后,从我国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寻找资产重估在货币数量及结构层面的影响因素,探寻资产重估问题的本质。随后讨论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间的互动影响机制,以及货币政策在应对资产重估问题中面临的经济体系结构性制约问题。最后研究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扭曲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并通过对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实证检验,实现从理论到实证的研究路径,提出灵活运用创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应对资产重估及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建议。按照这样的逻辑主线,本文核心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本文首先对资产重估概念进行了界定,在综合对比资产、资产定价、资产价格波动及资产泡沫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给出资产重估的定义:资产重估,是指经济体系中各项冲击通过影响投资主体盈利预期,使资本市场上资金配置数量和结构发生改变,而引发的资产价格长期总体持续上涨的过程,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无风险利率的下降和估值中枢的系统性抬升。同时梳理资产重估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出资产重估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以及其过程对金融稳定带来的隐忧。接着以日德两国为例,分析其在二战后期发展路径一致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不同表现的特征及原因,并创新性地从资产重估视角对两国代表性时期的资本市场运行做出全新解释,得出日本在资产泡沫破裂前15年期间,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均经历了资产重估过程;德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的房地产市场同样经历着资产重估过程的结论。本文随后基于我国具体国情,选择资本市场中最能体现资产价格重估过程的房地产市场为代表,建立了资产价格重估的检测体系,综合选取三大类12项研究指标,从供给、需求和信贷三个角度分别测度价格波动程度,划定检测区间,建立完整的检测指数体系,对我国房地产价格进行重估检测。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以来至今已经经历并将持续经历资产重估过程,个别年份虽出现泡沫预警,但尚未达到泡沫经济状态的结论。在对资产重估进行了概念界定及内涵探究的基础上,本文随后对资产重估产生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原因进行介绍与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依靠大量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货币膨胀与经济脱实向虚、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高储蓄率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资产重估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房地产市场价格重估的解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流动性过剩;通过对货币职能理论及“高货币之谜”的探析,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货币结构变化;通过研究资产替代及要素价格重估,得出资产重估原因之资产要素价格。此部分为对资产重估由现象到本质的剖析过程。在明确了资产重估背后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本文开始就其主要原因,即货币数量及结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第5章首先论述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影响机制,该部分开篇介绍了货币政策的四种传导渠道,着重强调了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特别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接着对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互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建立Bordo-Jeanne的经典分析框架,探究货币当局在资产价格膨胀时所面临的困境:前瞻性货币政策(Proactive)与被动的货币政策(Reactive)选择。结论分析表明资产重估带来的抵押品价格上涨会存在潜在的信贷危机,货币当局应当根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如预期)决定是否采取事前反应的必要措施来限制信贷规模。文章随后在第6章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制约的研究中,首先讨论了资产重估与金融市场不完全、实体经济结构性扭曲之间的关系,接着根据中国现实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扭曲因素(如政府融资平台扩张等),构建信贷市场局部均衡动态模型,厘清我国利率系统性抬升、经济结构扭曲的内在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贷市场变动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等宏观金融风险,以及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失灵,并提出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建议。在厘清了资产重估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一部分内容将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资产重估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执行。该部分首先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特点做出阐述,明确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并指出现行货币政策执行存在的不足。随后提出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对货币政策执行提出的新要求,重点强调探索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作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部分采用VAR模型,在创新性地将结构性货币政策分为数量型和利率导向型两个类别的基础上,分别对两类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利率波动、上市公司总市值和物价水平四个层面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利率导向型政策作用力度总体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结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针对不同背景及政策目标,灵活选取多项政策组合的结论。最后从“资产重估”与“结构调整”两个角度,提出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其结构性调节作用,用创新性的手段和方式应对资产价格重估、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配合,健全“双支柱”框架以更好地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宏观经济健康发展。
【学位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9
【中图分类】：F832.51;F822.0
【部分图文】：

过分宽裕的流动性在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的同时，更助推了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升。尤其在 1987 年平成景气开始后，公众对于经济长期高增长的乐观预期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进程，衍生品发展迅速，短时期的高收益进一步激发了居民及企业部门对于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特别是 1988 年以后，股价与地价的暴涨已经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短短三年时间，日本主要城市周边土地价格上涨近 3 倍。到 1990 年末，东京中央区的土地价格已经从 1982年的每平方米 350 万日元上涨到 3200 万日元；1985-1990 年期间全国地价上涨总额甚至高达 GDP 的三倍。股票市场日经指数由 25000 点上升至 38000 点。即便是黑色星期一事件导致全球股市暴跌的情况下，日本股市依旧迅速恢复涨势，股市总市值在年末达到 41.7%的全球总额占比，居全球首位。此外，金融监管力度并未紧随金融自由化的快速发展而加大，在地价与股价的循环上涨过程中，国民持有的抵押资产价值不断上升，企业和居民部门更易获得大量银行贷款，在继续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推升资产价格，巨大的资产泡沫已经产生。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力发展及经济水平整体上升的结果，泡沫的破裂剔除了资产价格高估中非理性原因引致的部分。股票市场的波动过程同样可以用资产重估理论加以合理解释：1970 年至 1985 年期间的缓慢上涨符合“资产重估本身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特征，而 1985-1992 年资产泡沫破裂的表现也体现了“资产重估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平衡”的特点。泡沫破裂虽然造成了后期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但泡沫经济并非造成经济增速放缓的唯一原因，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要素禀赋的重新分配是促使各国发展速度及驱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从长期范围来看，资产重估过程可以视作日本经济从高速发展到泡沫期后经济转型的主要推动力。

图 2.2.4 法兰克福 DAX 指数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下同）图 2.2.5 德国股价及房价指数02040608010012014097109711971297139714971597169717971897199810981198129813981498159816981798189819910911912913914915916917918德国股价及房价指数DAX指数 房价指数

本文编号：2838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