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司债市场监管效果度量与制度完善
发布时间：2020-12-01 19:19
我国公司债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易产生信用违约风险。公司债市场累积的信用违约风险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于我国而言,研究公司债市场的监管成因及效果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实证分析,分别运用马尔科夫状态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模型,对我国公司债市场在不同监管周期下的监管效果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公司债市场存在显著的监管效果周期,而周期转换机制受到来自监管政策、公司债发行规模、社会融资规模等多种因素的动态相互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公司债市场监管应建立以统一监管为基础的制度改革方向与路径;公司债监管系统应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组织下,尽快进行以功能监管为目标的制度改革,以实现市场准入条件、信息披露标准、资信评级要求、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五个方面的统一。
【文章来源】：金融监管研究. 2019年12期 第66-81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图3：两种区制下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水平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脉冲响应
2015年2月至2018年12月，大部分样本点落在了区制状态2内，表明监管系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由“低违约波动状态”向“高违约波动状态”转变。这意味着公司债市场总体信用违约风险水平明显提高，市场监管效果处于高违约波动状态。这也表明本文采用的MSIH(2)-VARX(1）模型能够验证假设H1。表7则展示了两种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以及各自的特征。可以看出“低违约波动状态”与“高违约波动状态”的自身持续概率均较高，分别为0.9511和0.9625。就转换概率而言，“低违约波动状态”向“高违约波动状态”转换的概率为0.0489，而“高违约波动状态”向“低违约波动状态”转换的概率为0.0375。这表明，整个系统更倾向于向“高违约波动状态”转变，且具有明显的“棘轮效应”。就两种状态的具体特征而言，系统处于“低违约波动状态”和“高违约波动状态”下的样本数为41和54；系统43.45%的时间处于“低违约波动状态”，平均可持续20.47个月；而系统56.55%的时间处于“高违约波动状态”，平均可持续20.64个月。
问题三如图4所示，给定公司债信用违约规模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区制1下，公司债信用违约规模对自身冲击响应几乎为0；而在区制2下，公司债信用违约规模对自身冲击存在正响应，且响应不断减弱，直至收敛。结果还显示了在“低违约波动状态”下，市场上偶然发生的公司债信用违约事件对监管机构、发行人和投资者的影响有限。此时公司债市场的信用违约事件不会引起监管机构的重视和促使其提高监管强度；而在“高违约波动状态”下，市场上发生的公司债信用违约事件对监管系统、发行人及投资者的影响均较为明显，且带来的市场冲击将持续较长时间。这表明，日趋增多的公司债信用违约事件已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特别是互联网媒体系统，容易将公司债信用违约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监管系统开始重视并出台趋严的监管政策，投资者风险偏好会转弱；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债发行人的融资渠道将变窄，新发公司债将变得较为困难，部分公司债发行人将陷入流动性困境。公司债市场的信用违约风险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债券市场泡沫结构性分化及交叉传染效应研究[J]. 郭文伟,李嘉琪. 金融监管研究. 2019(02)
[2]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来源、预警与防控研究[J]. 唐晋荣,李湛. 金融监管研究. 2018(05)
[3]债券市场监管改革的重点[J]. 刘庭竹. 中国金融. 2018(08)
[4]发展中国债券市场需要重点思考的几个问题[J]. 吴晓求,陶晓红,张焞. 财贸经济. 2018(03)
[5]加强债券市场风险管控[J]. 谢多. 中国金融. 2017(01)
[6]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中热点问题及其认识[J]. 徐忠. 金融研究. 2015(02)
[7]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 王春丽,胡玲. 金融研究. 2014 (09)
[8]中国债券市场的多头监管:低效监管抑或部门竞争[J]. 宋常,韩斯玥,张羽瑶. 上海金融. 2013(02)
[9]我国债券市场分割问题研究[J]. 温彬,张友先,汪川. 宏观经济研究. 2010(11)
[10]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风险价值度量——对我国股市波动区制的识别与预警[J]. 孙叶萌,王晨. 经济纵横. 2010(03)
[1]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corporate bonds under regime shifts[J] . Massimo Guidolin,Alexei G. Orlov,Manuela Pedio.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 2017
[2]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Bonds[J] . Edith X. Liu.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2016 (3)
[3]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corporate default crisis: A long-term perspective[J] . Kay Giesecke,Francis A. Longstaff,Stephen Schaefer,Ilya Strebulaev.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2013
[4]The Systematic Risk of Corporate Bonds[J] . Mark Weinstein.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1981 (3)
本文编号：2894993
【文章来源】：金融监管研究. 2019年12期 第66-81页 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6 页
【部分图文】：
图3：两种区制下公司债市场信用违约水平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脉冲响应
2015年2月至2018年12月，大部分样本点落在了区制状态2内，表明监管系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即由“低违约波动状态”向“高违约波动状态”转变。这意味着公司债市场总体信用违约风险水平明显提高，市场监管效果处于高违约波动状态。这也表明本文采用的MSIH(2)-VARX(1）模型能够验证假设H1。表7则展示了两种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以及各自的特征。可以看出“低违约波动状态”与“高违约波动状态”的自身持续概率均较高，分别为0.9511和0.9625。就转换概率而言，“低违约波动状态”向“高违约波动状态”转换的概率为0.0489，而“高违约波动状态”向“低违约波动状态”转换的概率为0.0375。这表明，整个系统更倾向于向“高违约波动状态”转变，且具有明显的“棘轮效应”。就两种状态的具体特征而言，系统处于“低违约波动状态”和“高违约波动状态”下的样本数为41和54；系统43.45%的时间处于“低违约波动状态”，平均可持续20.47个月；而系统56.55%的时间处于“高违约波动状态”，平均可持续20.64个月。
问题三如图4所示，给定公司债信用违约规模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区制1下，公司债信用违约规模对自身冲击响应几乎为0；而在区制2下，公司债信用违约规模对自身冲击存在正响应，且响应不断减弱，直至收敛。结果还显示了在“低违约波动状态”下，市场上偶然发生的公司债信用违约事件对监管机构、发行人和投资者的影响有限。此时公司债市场的信用违约事件不会引起监管机构的重视和促使其提高监管强度；而在“高违约波动状态”下，市场上发生的公司债信用违约事件对监管系统、发行人及投资者的影响均较为明显，且带来的市场冲击将持续较长时间。这表明，日趋增多的公司债信用违约事件已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特别是互联网媒体系统，容易将公司债信用违约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监管系统开始重视并出台趋严的监管政策，投资者风险偏好会转弱；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债发行人的融资渠道将变窄，新发公司债将变得较为困难，部分公司债发行人将陷入流动性困境。公司债市场的信用违约风险水平也将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债券市场泡沫结构性分化及交叉传染效应研究[J]. 郭文伟,李嘉琪. 金融监管研究. 2019(02)
[2]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来源、预警与防控研究[J]. 唐晋荣,李湛. 金融监管研究. 2018(05)
[3]债券市场监管改革的重点[J]. 刘庭竹. 中国金融. 2018(08)
[4]发展中国债券市场需要重点思考的几个问题[J]. 吴晓求,陶晓红,张焞. 财贸经济. 2018(03)
[5]加强债券市场风险管控[J]. 谢多. 中国金融. 2017(01)
[6]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中热点问题及其认识[J]. 徐忠. 金融研究. 2015(02)
[7]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 王春丽,胡玲. 金融研究. 2014 (09)
[8]中国债券市场的多头监管:低效监管抑或部门竞争[J]. 宋常,韩斯玥,张羽瑶. 上海金融. 2013(02)
[9]我国债券市场分割问题研究[J]. 温彬,张友先,汪川. 宏观经济研究. 2010(11)
[10]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风险价值度量——对我国股市波动区制的识别与预警[J]. 孙叶萌,王晨. 经济纵横. 2010(03)
[1]The impact of monetary policy on corporate bonds under regime shifts[J] . Massimo Guidolin,Alexei G. Orlov,Manuela Pedio.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 2017
[2]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Bonds[J] . Edith X. Liu.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2016 (3)
[3]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corporate default crisis: A long-term perspective[J] . Kay Giesecke,Francis A. Longstaff,Stephen Schaefer,Ilya Strebulaev.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 2013
[4]The Systematic Risk of Corporate Bonds[J] . Mark Weinstein.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1981 (3)
本文编号：289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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