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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跟踪、高管自利行为与股权激励效果

发布时间:2021-11-08 11:49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监管机构更加注重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监管及压实中介机构的主体责任。证券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财务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其调研走访、投资荐股等行为能否发挥外部治理效应备受关注。但目前国内有关分析师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其行为特征及荐股效应,对其治理效应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与高管自利行为的密切关系,研究分析师跟踪对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高管自利行为的外部治理作用及其效果。本文根据分析师治理和高管股权激励的相关理论假说,将分析师跟踪、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的高管自利行为与股权激励效果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选取2011年至2015年沪深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Order Probit模型、逐步回归法等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研究了分析师跟踪对股权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而探讨了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中高管自利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揭示高管自利行为在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及效应。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第一,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效果负相关,即分析师跟踪强度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第二,分析... 

【文章来源】:华南理工大学广东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04 页

【学位级别】:硕士

【部分图文】:

分析师跟踪、高管自利行为与股权激励效果


–1论文技术路线图

假说,效应,机制,公司治理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112004年的大公司欺诈案例的研究,指出分析师比监管层更擅长信息搜集,在发现公司财务舞弊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42]。李春涛等(2018)以2012—2016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机构调研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机构调研,尤其是证券分析师调研能降低盈余管理,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有效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是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43]。2.2.2分析师跟踪的治理效应基于对分析师角色定位的探讨,发现分析师信息中介机制,能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市场定价效率。而分析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通过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两条作用路径,有效缓解公司的代理问题,发挥外部治理作用。但受利益冲突、认知偏差和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分析师的跟踪研究也表现出过度乐观、迎合造市等非理性行为特征,削弱了其在公司治理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目前,关于分析师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三种观点,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及非单向影响。图2–1分析师跟踪治理效应相关假说及作用机制1、正向影响分析师跟踪对公司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的支持者认为,分析师投资荐股等行为能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削减公司代理问题滋生的土壤——信息不对称,提升市场定价效率,并通过“聚光灯效应”引发投资者、监管机构关注等方式对公司和管理者行为进行有效监

框架图,股权激励,正相关关系,框架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7师跟踪能够抑制控股股东及管理者自利行为(曾庆生等,2012)[54],抑制股权激励方案的福利化倾向,促进管理层提升企业资产经营效率(Jung等,2012)[5],从而有助于股权激励效果的提升。因此,基于信息中介假说和监督假说,本文提出分析师跟踪的有效治理假设。H1a:分析师跟踪强度与股权激励效果正相关。图3–1分析师跟踪与股权激励效果正相关关系研究框架2、无效治理假设基于前文的分析可知,分析师跟踪的信息中介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分析师报告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以及资本市场的有效性。而分析师跟踪的监督效应,更多地体现在企业盈余管理、财务欺诈、过度投资等存在“爆雷”风险的违规行为和价值破坏行为上,即更多关注有可能会引发股票崩盘风险或严重损害企业价值的事件,较少体现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等情况较轻的高管自利行为的监督。而当前我国股权激励存在控股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型交易。出于长期关系维系与调整的需要,股权激励表现出激励、奖励及福利多种特征(万华林,2018)[149]。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方案设计时还存在从众效应,表现为指标制定的“10%/20%”现象(谢德仁等,2014)[153]。在大量股权激励走向“福利化”的背景下(白庆辉,2012)[154],可能降低分析师对股权激励方案的监督意向。同时,基于信息沟通假说,因为分析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所跟踪公司的最新消息甚至是私有信息的获取和解读,使得分析师有强烈动机维护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关系从而获取私有信息(赵良玉等,2013)[6]。而股权激励与高管的薪酬关联密切,使股权激励方案发布期间成为分析师讨好管理层的绝佳契机,进而可能配合高管实施股权激励,甚至在利益驱动下与高管进行串谋。此外,当前股权激励已成为上市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分析师羊群行为降低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吗?——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J]. 孙怡龙,凌鸿程.  上海金融. 2019(07)
[2]分析师跟进能否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基于两权分离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J]. 张莹.  经济经纬. 2019(02)
[3]股权激励实施前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研究[J]. 谢裕慧,刘文军,石德金.  财经研究. 2018(11)
[4]股权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分析[J]. 王鲁平,白银转,王茵田.  系统工程. 2018(08)
[5]股权结构、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不同产权性质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J]. 张玉娟,汤湘希.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09)
[6]分析师预测、投资机会与投资强度[J]. 冯戈坚,张晓倩,王建琼.  科学决策. 2018(06)
[7]高管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升级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肖曙光,杨洁.  南开管理评论. 2018(03)
[8]股权激励计划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 田轩,孟清扬.  南开管理评论. 2018(03)
[9]分析师跟踪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J]. 桂爱勤,龙俊雄.  统计与决策. 2018(10)
[10]股权激励与公司财务研究述评[J]. 万华林.  会计研究. 2018(05)

硕士论文
[1]福利型和激励型股票期权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实证分析[D]. 王丹荔.南开大学 2014



本文编号:348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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