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分析

  本文关键词：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分析

作者：王新军;赵静　更新时间：2013-6-17 14:34:14

　摘要：中国的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总抚养比的降低为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以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讨论了不同阶段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并检验了其影响渠道及作用条件，发现人口因素的发展变化对我国1996—2010年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达到20.18%，但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关键词：人口转变；经济增长；老龄化；相对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28-09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从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达8.8%①，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3.4亿②。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长速度。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许多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因素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综合考察了各种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转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描述了一国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通常以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即被抚养人口（年龄≤14岁与年龄≥65岁的人口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年龄≤64岁的人口）的比例。其中，14岁及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抚养比③。一个经济体的总抚养比率越高，其受抚养人口对经济造成的抚养负担越重。人口转变则是指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发了婴儿潮一代的产生；经过几十年后，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劳动年龄时，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会变得较大，总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此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献回顾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国内外关于人口变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已被广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两个方面。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总量变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1990年代以来，几位哈佛学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加以深化，他们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果。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长率，早期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主义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剧大规模失业，造成经济体的贫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乐观主义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引发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进技术改变和制度创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论者认为，人口增长既不促进经济增长，也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大部分1960年与1970年的跨国实证数据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人口增长的来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则区分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对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影响及其产生的不同经济结果，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表现。
　　无论是对于人口增长率的研究，还是对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论模型的基础。这些研究仅仅是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强加于实证模型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合适模型与理论说明为什么这样做。1990年以来，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人口转变作为构成人口增长的基础，关注人口年龄分布在宏观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均是人口转变的结果；第二，人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贡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们以包含人口变量的扩展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通过会计恒等式将每工人产出增长率（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转化为人均产出增长率，从而将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开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人均劳动力供给的改变而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算效应”（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通过不同群体的消费与储蓄模式影响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结构变量的“行为改变效应”。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相对变化来衡量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他以78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转型时期二者并不相等，说明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口因素的核算效应外，也研究了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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