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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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 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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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 16:53:52
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GDP增速正逐步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平台上。
在此背景下，“新常态”概括了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将持续一段时间的经济运行状况，并得到广泛使用。“新常态”不是学术性名词，不同学者对其内涵与本质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发展和讨论的不断深入，对“新常态”的共识在增多。从影响面较广的应用和权威阐释看，“新常态”实质是说明我国将进入与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内涵和强度出现变化后的必然结果，是追赶进入更高阶段的体现。进入新阶段，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常态”上，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有效匹配供给和需求的新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一、“新常态”是我国追赶进程进入更高阶段的体现
“新常态”最早见于国外金融机构对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过程的描述。与危机前相对平稳的状态相比，不同国家、不同领域，危机后都会出现持续一段时间的新局面。“新常态”概括了这种状态，于是被广泛地移植和使用。
用于描述我国经济时，“新常态”所指代的阶段、强调的重点仍未固定。“新常态”有时被用于指代当前三期叠加阶段，有时用于指代未来中高速增长阶段，有时用于指代对2003年以来“非常态”增长的回归。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形势发展和讨论增多，对“新常态”内涵的共识正在逐渐凝聚。2014年8月初，《人民日报》以系列评论的形式具体阐释了“新常态”的内容。2014年11月中旬，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同志论述了“新常态”的特征。归纳这两次重要阐释，“新常态”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增速落人中高速区间，二是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变化，三是增长动力和机制发生改变。增速、结构、动力这三项核心要素发生基础性变化，反映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近两年得到广泛讨论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用“新常态”对其概括，包含了比增速变化含义更丰富的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
增长进入“新常态”，是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会带来经济基本面大范围的调整。然而，比这种阶段性变化更为基础的约束性条件依然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人均GDP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较大，后发优势依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增长的基础性支撑。从后发国家追赶进程的长周期视角看，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实质是追赶进程进入新阶段。
(一)后发优势递次释放形成追赶进程不同阶段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高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重点及其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增速和增长动力的变化。从历史经验看，随着后发优势递次释放，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增速相对前沿国家呈现倒“U”型曲线，且形成完整的追赶周期。
在后发追赶进程中，技术进步模式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追赶的前期，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此时，大量的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较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模式可称为TFP1。追赶的中期，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专利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著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地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来实现，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模式可称为TFP2。追赶的后期，大部分后发优势都已释放。传统市场空间已经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试图通过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和技术路线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可称为TFP3。
综合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要素投入和全要素增长率的共同影响，可将后发国家追赶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的触发下，后发国家开始脱离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是某些国家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二是高速增长阶段。由资本积累和TFP1共同驱动的高速增长通常会持续20～30年。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经历剧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变化。基本趋势是产业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等优化升级。
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市场空间变小，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开始下降，效率提升从TFP1向TFP2过渡。企业开始加强创新和海外市场开拓，行业内企业优胜劣汰成为常规现象。
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技术引进空间较小，国内市场饱和，生产综合成本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投资率进一步下降，增长动力从TFP2向TFP3过渡。仅依靠模仿式创新已经无法覆盖不断上升的生产要素价格，更多企业开始涉足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五是增速回归阶段。后发优势完全释放，追赶进程基本结束，TFP3成为主要增长动力。经济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基本相当，市场体系完善、产业结构稳定。制度、资源、文化等因素对创新和增长水平的影响凸显。
五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三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
(二)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反映我国将进入质量提升的追赶阶段
与前沿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仍然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人口虽然下降，但劳动力总体丰富，且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特点尚未根本改变。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具备高素质劳动者比较丰富的特点。2019年之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将相对增加，已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仍较大。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与之前相比均有明显增长，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有较强优势。从市场空间来讲，虽然与过去相比有所减小，但与前沿国家相比，不论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还是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TFP的潜力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虽然与前沿国家的技术差距有所缩小，在一些领域有望实现领先，但综合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30年左右，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还较大。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才刚刚启动。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中高速水平上。然而，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的条件发生变化，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将发生变化。进入“新常态”后，从增长绩效上看，由主要积累物质资本向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变：从增长动力上看，由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从比较优势的利用上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上看，从直接参与经济增长向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
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进入更高阶段，即从数量扩张型追赶向质量提升型转变。
(三)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已经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初步显现。从当前已经显露的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运行将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进入“新常态”，增长动力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从同时依靠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向更多依靠后者;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主要依靠部门间要素转移变为主要依靠部门内的优胜劣汰。未来投资增速可能下降，全要素增长率虽然对增长贡献的份额增多，但本身增长速度下降。受此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将比高速增长阶段有所下降。
第二，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2012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品生产国。从总量上看，我国制造能力扩张速度高于全球消费增速，外需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必然会逐步降低。与些同时，发达国家再制造化、新兴经济体普遍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等，挤压着我国国际市场份额;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提升也在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进入“新常态”，为维持中高速增长，我国将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随着与前沿国家逐步接近，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对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对冲能力降低，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增速将放缓，消费在内需增长中的相对地位上升。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以及消费升级，也将对经济增长贡献更大力量。
第三，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及其对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随着总量扩张速度放缓，更多制造企业将发展重点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通过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提高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城乡居民在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后，对文化娱乐、健康休闲等高端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一方面将推动国内服务业商业模式的成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我国人力资本优势的发挥，承接更多服务外包业务。
第四，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将提高。相比于投资，消费增长比较平稳，消费占比提升将增加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工业迂回生产不同，服务业的生产链条短，需求波动带来中间投入品大幅波动程度降低。多数服务业需要及时、当面的消费，信息从需求到生产传递的失真较低，也有助于降低生产体系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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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2-2 16:54:08 | 只看该作者
(四)认识“新常态”的几个重要原则
“新常态”对应着潜在增速、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变化。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运行、企业盈利、财政收入、区域发展等都将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客观、准确地认识“新常态”需要关注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增量和总量变化的关系。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部门内的优胜劣汰带来的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仍占重要地位。结构变化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但投资依然对促进中长期增长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方向、提高投资效率的空间仍较大。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增动力，但其主要部分仍是生产性服务业。只有在巩固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正确处理增量和总量的关系，进一步优化传统增长动力，才能为新动力的培育提供宽松的经济环境。
第二，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关系。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具有在较长时间保持7070左右增长的潜力。然而，一方面这样的增速需要通过推进改革，适应供需条件变化，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潜在增速也不应成为每年的目标增速。受到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冲击，实际目标增速需要同时考虑潜在可能性和现实条件。
第三，历史规律和现实创新的关系。无论是“新常态”还是中高速增长阶段，都是结合历史经验和逻辑推演的预测，是排除不确定性影响后对大概率事件的估计。20世纪70年代，没有历史经验、也没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能够确凿地预测到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能持续高增长30年。当前技术革命速度加快，国际化程度高于历史水平，双边多边合作提供的发展机遇难以估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提供需求的空间超越以往，能源革命对全球经济积极影响还有待评估，进入“新常态”仍有大量不确定的因素。历史规律只是参考系，经济能健康可持续运行，生产要素能得到充分利用，才是未来确定现实增速的直接依据。
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的转变过程中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已落人中高速的范围，结构也正发生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仍处于向新阶段转换的时期。从速度上看，受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过剩产能的影响，增速换挡仍未结束，还未找到增长的均衡点。从宏观环境看，前期刺激政策对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带来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化。从结构性因素看，消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受到现阶段宏观景气状况的影响，还未显示出稳定的增长规律。
(一)“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可能在近期到达
相对于“旧常态”，目前对“新常态”均衡增长点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以下两大障碍，难以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一是作为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不能简单地用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历程类比中国，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及相互影响也明显不同于以往，国际比较存在一定局限性。二是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往往都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顺，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改革红利是我国现阶段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其效应的释放取决于改革措施的力度、效果和次序的选择。
一种简单的分析方法是：对支撑当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分别确定其稳定、可持续发展水平。即哪些因素已经调整到位，处于正常、合理水平;哪些存在虚高，面临调整压力;哪些还有空间，潜力有待释放。在作了以上修正后，就可以在现有增长水平上大体推算出“新常态”的均衡增长点。
1.出口调整已基本到位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 2002～2011年)中，我国出口年平均增长23%。出口高速增长对拉动制造业投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逐渐削弱，2012年以来出口增速下调至7%左右。在近两年经济下行中，出口拉动行业的投资和增加值增速下降幅度相对较小，表明现有增长水平具有一定可持续性。总体上看，目前出口增长的调整已经基本完成。预计在较长时期内有望维持在5%—10%的水平。虽然我国出口增速与过去相比明显回落，但仍高于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国际市场份额持续小幅提高。2013年，包含虚假贸易在内的出口增长为7.9%。2014年1~10月出口增长5.8%，比2013年同期回落2个百分点，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6%，比2013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预计2015年出口增长略有回升，达到7%左右。
2.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背离，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消费实际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反映消费受制于收入增长的客观关系。2003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消费实际增长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但此后消费增速一直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速。虽然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会改变居民消费倾向，但其效应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逐步显现。国际经验也表明消费增长速度难以长期背离收入增长。未来一两年，消费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1.5%，分别比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幅高4.5个和2.2个百分点。201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0.8%.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高2.6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未来收入增长将有所放缓，住房、汽车带动的消费增长效应逐步减弱。预计最终消费实际增速会阶段性下调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下调3个百分点，分别达到6%和10%左右。
3.制造业投资增长取决于制造业企业利润增幅
制造业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3。2003—2012年，制造业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30%左右。近年来，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和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进一步收缩，制造业投资呈台阶式下降。2012年，制造业投资增长22.0%，2013年下降到18.5%。2014年1~10月，制造业投资增长13.5%，比2013年同期增幅回落5.6个百分点，不足高增长阶段平均增幅的一半。钢铁、水泥等产值已处于峰值附近，重化工业产能整体过剩，汽车生产和消费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加上出口和房地产的带动作用减弱，即便设备更新、信息化改造等会形成一定支撑，但制造业投资增速整体下调态势不变，未来有望稳定在12%左右。
我国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长期以来出口增长与制造业投资之间形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长10%，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近两年出口增速已明显下降一个台阶，维持在7%左右的较低水平。这也是制造业投资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原因之一。
4.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应与财政收入增长相匹配
基础设施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5。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情况基本相当。其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25.8%，高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3.8%的水平。2008—2009年，为保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远高于财政收入，这也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快速增加的时期。此后，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收入的关系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基础设施投资曾出现负增长。
2013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又明显高于财政收入增速。2014年1～9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1%，其中，中央财政增长6%，地方财政增长10.l%。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达20.9%，二者相差12.8个百分点。同时，具有良好投资回报的项目日渐减少，投资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将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累积财政风险。
5.房地产投资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相匹配
房地产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约为1/4。2000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高达24010，2010年以来，住宅年均新开工面积超过2006年的2倍，房屋存量快速增加。2013年，全国城镇户均住房达到1套左右。据测算，在整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时期，构成房地产投资70%以上的住宅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约为1200万—1300万套，目前已经基本达到，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基本平衡转变之中。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将逐步与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城镇化推进之间形成稳定的同步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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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2-2 16:54:15 | 只看该作者
2014年1~10月，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到12.4%.比2013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财政、融资平台、金融机构、相关行业乃至广大消费者利益密切相关。房地产行业面临的是一个历史发展拐点、增速回落具有必然性，但也要防止回落过快，否则可能成为一系列金融财政风险的引爆点。我国城镇化率不高，居民新增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仍巨大。现阶段，适应房地产市场的阶段性变化，把握政策调整的节奏、力度与时机，促进增速平稳回落，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是经济运行顺利转向“新常态”的关键所在。
上述调整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发生，也可能在几年内发生，取决于短期扰动、宏观政策取向和经济社会的承受能力。总体看，根据需求结构变化和近几年我国经济调整的态势，明后两年是关键的窗口期，2016年有望确立新增长平台。
(二)确保向“新常态”顺利过渡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追赶进程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转得好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有利的基础，促进后发优势在更高水平上发挥：转不好则有可能引发财政金融风险，轻则影响到新增长动力的培育，重则中断追赶进程，落人中等收入陷阱。
在新增长平台确立之前，宏观政策要继续坚守底线，坚持速度服从质量、改革释放活力的原则，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确保经济运行如期平稳转入“新常态”。一方面，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既不人为拉高增速、积累泡沫，又要防止增速过快回落导致财政金融风险集中爆发;另一方面，应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培育新增长点，稳定市场预期，构筑经济“新常态”的动力基础。按照“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转型”的思路，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增长和利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在防止局部风险扩散的同时，为企业提供相对宽松的资金环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发挥经济稳定器和促进结构改革的作用，并对投资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做好相关预案;加快重点领域改革，在增速回落中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三、“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风险
我国过去30年的高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作为一个超大体量的转型经济体，我国的追赶进程也有鲜明的特色。比如，转型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将同时共存;超大规模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高于历史上所有的后发国家。也正因为这些特色的存在，我国追赶进程中增长阶段转换面临的问题更复杂，矛盾和风险也可能更加突出。
(一)财政金融风险暴露，可能中断追赶进程
进入“新常态”，金融风险将会凸显。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向“新常态”转换的过程中，或者是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而市场主体的行为则难以及时作出调整，这时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的收缩而破灭，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善于运作的土地财政模式也可能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而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归结为金融风险问题。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并通过一定时期的调整过程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措施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二)后发优势未能充分释放，进入增长性衰退的状态
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速度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然而，与拉美、东南亚等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在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较低。然而，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可能会落入“增长性衰退”的状态。
所谓“增长性衰退”，是克鲁格曼提出用于描述日本20世纪80—90年代增长特征的名词。其内涵在于说明经济虽然在增长，但远未达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然而，由于经济持续在增长，所以容易让人忽视其风险或损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健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推进的难度加大，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将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到创新驱动上，原有动力减弱，新动力无法接续，那么经济增长可能会远低于潜力增速，进入增长性衰退的状况。
(三)宏观经济平衡难度加大，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显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一，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强。一方面，我国加工贸易可以转移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另一方面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的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形成的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十年间，平均来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扩张快，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
第二，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通过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十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带来的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影响到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将挤压用于投资的资金，从中长期影响到增长速度的提高。
第三，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2014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十年间保持了超过20%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的岗位将出现在服务特别是生产性服务领域。与以往在工业内部的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转换岗位的难度加大。
第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难度加大。随着与国际技术前沿逐步逼近，从国际上便利地获得先进技术的难度加大。产业升级后，面临与发达国家产品直接竞争的压力。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保体系逐步健全、环境保护要求提高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生产要素成本将会提高，与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竞争优势将降低。在制造业领域，先进技术和流程固化在流水线和生产设备中，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但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水平，需要在人力资本上持续加大投入。
(四)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影响到经济增长
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信用缺失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而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可能中断。
四、“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宏观调控的整体思路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调整。
(一)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进入“新常态”，追赶进入质量提升阶段，原有通过数量扩张型的模式难以为继。从发展目标来看，我国进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时期，持续增长面对的约束加大、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更加多元。在增长目标的设定上，要从数量向质量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正向“新常态”迈进，但经济运行已经出现比较好的迹象。第一，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冲击尚不明显。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第二，主要效益指标基本稳定。以往效益指标总体呈高弹性特征，即增长速度越高，效益越好;增速回落，效益指标往往降幅更大。但在工业生产明显放缓的同时，效益指标基本稳定。第三，物价运行较为平稳，CPI增速保持在2%左右。第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速。除增速下行外，经济运行整体平稳。
进入“新常态”，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增速应该更多依靠效益性指标，只要就业、收入、企业利润能够合理增长，物价保持稳定，风险不要累积，就可以认为是达到潜在增长水平。
(二)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培育增长动力
第一，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现阶段，我国具有民间资本、高素质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民间投资创业的潜力巨大，积极性很高，关键是要通过改革为这一潜力的释放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一要深化垄断行业和国有经济部门的改革，打破一些领域实际存在的行政垄断和国有垄断，在更多领域放开竞争，为民间资本开辟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二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投资创业提供更大的便利性。三要认真清理针对企业的收费、检查等活动及事项，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和宽松的环境。
第二，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政府资金支持科技研发的途径和方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形成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三要从国家技术标准制订、产业扶持政策等方面，为各类企业、各种技术路线的产业化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三，更加严格执行环境、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性规制。通过环境、质量、安全等技术标准实施社会性规制，保护公众利益，既是政府职责所在，也是实现优胜劣汰和促进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既需要相关部门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处罚规定;同时，也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和干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形成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
(三)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可持续增长创造条件
进入“新常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必然涉及部分职工的下岗分流和安置问题，“社会政策兜底”是转型升级过程顺利推进的基本保障。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因企业退出而下岗、失业的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二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为下岗职工的转岗就业提供帮助。三要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不彻底的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加大处理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问题，为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和兼并重组创造条件。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新常态”更多依靠创新、创业提升竞争力和增长动力，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将有助于创业热情的释放，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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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2-4 10:45:49 | 只看该作者
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
［摘要］科学研判宏观经济的新走势，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主动适应并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站在新发展阶段起点上的中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和特征进行分析阐释，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预期目标提出若干看法，对全面深化改革创新、主动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政策思路建议。
［作者简介］张占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首次使用“新常态”这一概念，7月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提“新常态”，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经济新常态，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经济新常态趋势性特征与重点任务做了更深入的阐述。这些重要论述、重大判断、重要部署，表明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把握更加成熟，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更加自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立足时代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意义。我们要科学研判经济运行新走势，准确认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把握重大的发展机遇，妥善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困难，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展，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丰富内涵和趋势性特征
2014年11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从9个方面论述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的学习理解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很大程度上是想说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奋斗，我国已经站在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上了，是个经济大国了，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大国了。但是，放眼世界来看，还不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停留在经济大国的认识水平和发展水平。我们需要科学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特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敢于担当，勇于突破，靠改革和创新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开启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高瞻远瞩的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判断，揭示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研判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体现了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新变化的深谋远虑，表达了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质量效益提高的深切关注。如果用一句话来解释，那就是“经济结构的全方位优化升级”。如果再展开一些，则具体包括经济增长速度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在内的丰富内涵和重要特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是增长速度由超高速高速向中高速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表象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超高速和高速增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而2012年和2013年的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到77%。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季度统计数据，预计2014年的增长率在74%，经济增速进一步呈现放缓态势。为什么放缓？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德国等一些经济追赶型和工业化崛起型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皆普遍地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的情形。从国际情况看，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缓慢增长、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明显特征，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乏力，使得我国的外部需求出现常态性萎缩。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过度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经济发展面临瓶颈，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总的来看，由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经济增速放缓是趋势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质量和效益的降低。这恰恰是“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发展机遇。由于我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我国真实的城镇化率未达到峰值以前，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可以期待的。我们要对经济速度的“换挡期”变化保持战略定力，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二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重规模、重速度导致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也非常突出。“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的粗放式增长极为普遍，黑色的GDP、带血的GDP困扰我们多年，市场竞争主要靠数量扩张和价格的无序竞争，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十面霾伏”频频给我们敲响警钟。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匹配，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等等。随着我国消费需求由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向个性化多样化特征转变、出口由单纯的低成本快速扩张向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并重转变、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传统人口红利优势向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优势转变，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要在改进官员考核手段、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在质量型差异化的市场竞争、推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力，努力提升“中国质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
三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向中高端水平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主攻方向。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产业占据很大比重，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比较利益不高，存在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力度不够、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等诸多问题。30多年的衬衫、拖鞋、玩具经济已经疲惫不堪，钢铁、水泥、玻璃经济已经到了峰值。现在看，由于我国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刘易斯拐点”正在加速到来。产业结构必须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客观上要求我们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预留出充足的空间。201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业已攀升至466%。同时，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个性化逐步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这些趋势性变化显现了结构优化迹象。经济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优先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通过逐步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等举措，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努力走出“微笑曲线”的底端，奋力打造“中国效益”。
四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提高，传统的人口红利在逐步消失，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显然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面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存在着我国与其他国家抢占山头和制高点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中国企业主动转型、加强创新的意愿在明显加强，经济增长的动力正逐渐转入创新驱动新常态。课题组的研究表明，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综合来分析，这是由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结构优化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迎面而来，马云创造了阿里巴巴的奇迹，这样的例子将来还会有更多出现在世人面前，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将会大量涌现，这无疑将会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动力和增长点。
五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方向，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往20多年的实践看，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成绩不小，但问题也不少，比如，资源配置的明显不合理、出现不少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经济领域严重腐败频发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表明了党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我们要尊重市场、理解市场，政府不搞强刺激大放水，主要通过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税让利、鼓励创业、支持创新，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限交给市场，通过市场方式解决好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并通过合理运用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结构性改革等方式来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失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六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结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政府调控不力、市场体制不完善，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经济利益的分配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何释放改革红利，让城乡人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极为重要。要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城乡关系也出现新气象，城乡二元结构正加快向一元结构转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态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亦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此外，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也在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加紧制定和推进中。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注重协同发展，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使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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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5-2-4 10:46:03 | 只看该作者
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和预期目标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并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整体上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国际大环境总体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国际关系仍然错综复杂，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博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等等，这些外部风险和挑战同样不可小觑。
从短期看，2015年世界经济预期仍将保持周期性温和复苏态势。IMF和世界银行先后在2014年年中下调年度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并没有调低2015年的增长预期，他们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4%。但世界经济复苏则呈现明显的曲折分化特征。美国经济复苏形势有所好转，就业、房地产等主要指标继续改善，消费者信心走高。欧日经济持续徘徊。欧元区受德法意等大国的拖累，复苏进程再度搁浅，通缩压力不断上升。日本“安倍经济学”和“311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使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期性复苏，但长期动力不足和政策效应递减，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新兴经济体集体进入减速调整期，增长放缓势头总体仍在延续，部分国家存在滞涨风险，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从中长期看，我们面临两大挑战和机遇。一是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正面临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推进ＴＰＰ、ＴＴＩＰ，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六国实行货币互换，对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带来新挑战。二是世界正在酝酿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的应用以及新的投资机会的出现，对传统产业往往具有颠覆性甚至是毁灭性冲击，可能会直接破坏现有的产业体系。当然，这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的判断是，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好于2014年是大概率，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认识，在新的发展阶段，确定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考虑：
一是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需要保持合理的速度。要看到我们的人均GDP还不高，在世界上排在90位(含地区)以后。我们要牢记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根本上讲，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对此我们不能有丝毫动摇。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这个速度是实现社会比较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速度，是不带来严重后遗症、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速度，是符合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速度。
二是抓住创新转型这条主线，提质增效。要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可实现的中高端目标，必须依靠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创新是转型升级的最大动力源泉，这里的“创新”不仅仅是指科技创新，它还涉及发展理念的变革、模式的转型、路径的更新、体制的改变、制度的出新，是一种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的转变。在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发展的新阶段，只有加快创新转型，才能实现长期的中高速增长，并向经济发展的中高端水平迈进。
三是坚持有为有力原则，实现好的新常态。新常态是一种新境界、新趋势、新方向，好的新常态，不是一种自然、必然的状态，它是一种可能最好的状态，如果不去努力，躺着睡大觉、期盼天上掉馅饼，不解决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好的新常态是得不到的。我们必须积极有为，勇于担当，埋头苦干，才能“稳中求进”，才能“稳中有进”。当下，要采取措施，解决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的突出问题。
在此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下，关于2015年的经济目标，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关于经济总量目标。我们的研究认为，将2015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定在７%左右，是比较合适的。理由有以下几条：(１)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经济规模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测算表明，年均增速只要达到72%就能完成这一目标，而2011年到2014年这过去的1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预计能达到81%。也就是说，未来6年年均增速只要不低于66%，就能实际上述目标。当然，７%左右的目标与“十二五”规划的增长目标也是相一致。(２)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这些变化已对就业总量的增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作用，７%左右的增长所带来的实际就业增量比10年前10%以上的增长率还要多，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就业增长促进作用越来越大。(３)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调整相比，我们对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仍然是缓慢的或温和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GDP年均增长达到99%，最近三年平均为77%，降幅为22个百分点。但是，经济目标仅仅只调整了05个百分点，从8%左右降至75%左右，若再调低到7%左右，加总起来也仅调整1个百分点。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看，社会对经济增速适度放缓的压力承受能力在增强，并不会带来对经济社会大的冲击。(４)将经济增长目标适度下调，可以适度减轻稳增长压力，为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留出更大的空间。
(二)关于其他经济目标。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在1000万人以上，与2014年基本持平。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CPI增长目标定在30%左右，较2014年有温和提高，这也是防止通货紧缩的需要。同时，有必要确定三大需求的合理增长目标：投资增长15%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13%左右，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3%左右，出口增长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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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适应
并引领经济新常态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做好2015年的经济工作能为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和为“十三五”开局奠定坚实基础。新常态下的2015年，既是全面深化改革攻坚的关键一年，也是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起步之年,气可鼓而不可泄，要巩固改革良好势头，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对2015年的经济工作有以下总体思路上的思考：
(一)优化政策，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第一条，足见“保增长”的重要性。应当说，以优化政策为抓手，推动经济平稳增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有很大的优化空间。要用好用活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稳步发展。要坚持稳增长靠宏观调控创新、靠改革激发增长活力，这一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思路。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政策。宏观调控具有较强的动态性，更注重解决长期的稳增长问题，目标既是保持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又通过激活力、优结构、释放长期发展潜力，来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考虑结合三架马车的情况以及行业和区域的变化情况，在重大基础设施、中西部铁路、城际铁路、水利工程、安居工程、城市交通、地下管网、节能环保等方面定向发力。
(二)促进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使改革举措有效转化成发展动力。在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同时，要全面推进和落实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和要素市场化等改革，努力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建议国务院在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的进程中，尤其要重点清理取消能源、医疗、医药等领域不必要的生产经营准入限制、行业管理等规定，进一步完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在合适时机可采取投资项目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要进一步规范企业投资前置审批及中介服务环节，逐步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方式与机制，进一步健全市政基础设施、水利工程等领域的投资运营机制。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和资源品价格等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工资改革。
(三)调整结构，创造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结构性改革是今后改革的重头戏，也是考验我国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的关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这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进。需要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要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包括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也包括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二是要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促进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措施，为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加快制定跨五年规划的棚户区改造、铁路、水利、能源和生态环保等长期重大工程建设。三是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要继续大力支持已形成一定新的优势产业，如高铁、核电、光伏、造船和支线飞机等继续做大做强，努力发展“强国产业”、“强国技术”。对产能过剩问题，也要有扶有压，既要坚决地淘汰落后的产能，也要积极消化先进的过剩产能，还要结合国际合作适度转移。四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是落实好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关键是解决好“三个一个亿”问题。靠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来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五是加快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扩大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实施细则，强化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性安排。
(四)改善民生，促进中国经济包容式发展。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基本思路，多些雪中送炭，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我国的基础产业，有的如农业这样的弱势产业，有的如公共基础设施等产业普遍存在投资大、盈利水平低、欠帐太多的问题。加强这些短板建设，使短板变长，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得以提高。一些民生短板补上，如加强基本社会保障，则有利于扩大消费，增强发展后劲。还有一些民生加强了，如教育和医疗，可以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条件。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精准扶贫。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战略部署，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支持社会资本、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公开、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特别是要大力气治理雾霾，努力使“APEC蓝”成为一种常态。
(五)防范风险，增强经济稳步发展的信心。2015年可能是各种风险更为集中显现的一年，要注意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避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把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是最大的防风险。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坚持底线思维，是我们应对当前错综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更是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治理理念。我们要适应经济新常态、主动有为，就要对经济新常态阶段各种潜在的经济社会风险如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风险等保持清醒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底线思维的科学预见作用，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经济社会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其中最需要高度警惕的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调整，将使地方融资平台和金融机构的隐性风险显性化，要保持定力，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分类施策，通过延长处理时间，积极化解。
(六)精心谋划，着眼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2015年是规划之年，且“十三五”规划具有“承上起下”的重要作用。“十三五”规划既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划，也是一个全面实施转型发展战略的规划，以此推进我国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目标的实现。“十三五”时期既是实现第一个100年目标的冲刺阶段，也能为实现第二个100年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要认真研究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的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趋势和存在的关键问题，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期的发展进行战略谋划。可重点围绕努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等战略目标，进行超前的战略安排和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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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中国经济新常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5-8
［3］张占斌，周跃辉 两个百年战略节点与中国经济强国梦研究［J］. 中共党史研究，2014，(1)
［4］新华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14-12-12
［5］本书编写组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M］ 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 53
［6］徐洪才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J］ 中国发展观察，2014，(9)
［7］王小广，张占斌，王海燕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几个问题的看法［Z］国家行政学院送阅件，2014-11-19
［8］王一鸣 适应新常态，必须转机制［N］ 人民日报，2014-09-01
［9］刘世锦 在改革中形成增长新常态［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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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2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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