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

发布时间：2016-10-28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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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人口红利_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_蔡昉

迹”的置疑。新古典增长理论把劳动力短缺从而资本报酬递减作为其前提假设。因此，如果没有观察到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的改进，任何经济增长表现都被判断为是不可持续性的。例如，Young（1992）和Krugman（1994）就曾在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依据这些经济

“东亚奇迹”，并断定其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然而，在劳体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质疑所谓的

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中，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之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可以不发生。也就是说，在其他体制环境得到保障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二元经济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异于新古典增

1997；长理论圭臬的增长类型的有效性，在东亚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得到印证（Williamson，

Bhagwati，1996）。可见，人口红利的观察与解释，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样有其人口因素的作用，即由于在改革期间，人口政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有利的人口结构从而潜在的人口红利。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创造了日益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环境的前提下，通过二元经济式的发

2008）。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展过程，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得以实现（蔡昉，

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

（Cai等，2005）。贡献了1/4左右

既然人口红利的源泉是人口转变特定阶段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这个人口年龄结构自然会发生变化，即从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转变为年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进入到老型的人口结构。事实上，

90年代的相对缓慢增长，并预计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00年已经接近7%，并预计在2015年达到9.6%。相应的，人口抚养比届时抵达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

如果遵循以往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从而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和高储蓄率），以及相应的估算人口红利的代理变量（人口抚养比），则上述

也有文献指出，在人口年龄转折点的接近和抵达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乃至消失。但是，

结构趋于老化的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未雨绸缪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储蓄动机，形成一个新的储蓄来源，其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还可以获得收益。这被称为区别于前述意义上人口红利的“第二次人口红利”（Lee等，，2006）。不过，如果仅从人口老龄化时期储蓄动机角度来观察，尚不能构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上，堪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提并论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理解人口老龄化原因时，人们通常着眼于观察人口转变从最初的少儿人口减少阶段，进入到相继而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阶段，从而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往往忽略由于寿命延长等因素带来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在其中所起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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