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

发布时间：2016-12-01 14:46

  本文关键词：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 投稿：吴骷骸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大门，劳动力持续的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效应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商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突破了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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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Research Group

经济研究 2008年02期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大门，劳动力持续的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效应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商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突破了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口红利”。①

 

 

　　不少国内研究对劳动力要素之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进行了认真审视。在一项有关中国经济周期特征的研究中，刘树成(2007)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良性增长局面的出现，与供给面上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及相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一方面，中国就业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及劳动力低成本带来了物价的低稳水平。蔡昉等(Cai and Wang,2005)认为，由于改革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的人口转变过程相重合，形成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通过改革在城乡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陈东琪(2007)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劳动力结构变化，来自知识劳动占比提高，来自于新知识的贡献，即老一代劳动力减少，新一代劳动力增加，非知识型劳动力加快退休，知识型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新生产业大军。王诚(2005)认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近期劳力短缺现象的出现，与劳动力的就业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袁志刚等(2005)认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势必要摆脱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维持产业竞争力的方式，而是应逐步转变到依靠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模式上来。

 

 

　　以上研究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投入间的经验关系，“人口红利”是促进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看到，不论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是经济增长的理论结果均表明，人口扩张和劳动力廉价供给从来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决定性因素。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人口和劳动力不可能长期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二元经济结构中落后传统经济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工资上升，“刘易斯转折点”将到来，经济就告别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就中国而言，1973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综合生育率已经下降到0.2％以下，未来“人口红利”将逐步耗竭，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势必形成威胁(蔡昉等，2006、2007)。理论上，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文献中，外生假定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该结论被后期研究所推翻，20世纪80年代后的内生增长文献认为突出了创新、人力资本等要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Romer,1986,1990;Lucas,1988)。新理论突破了低素质劳动规模效应递减对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限制，更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在劳动力几无增长的条件下长期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现实。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推动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和机制性分析，论证了不同的劳动力供给效应的递增或递减效应，并模拟其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从而在理论逻辑和实证上分析当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时经济增长路径如何转换，其相应的人力资源政策和制度机制需要如何重新设定。为下面分析的简便，也为更形象地说明劳动力的结构性特征，本文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概括为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垂直效应”两种。其中，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是指劳动力规模扩张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垂直效应”指通过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导致的劳动效率提高。

 

 

　　本文第一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资源开发中一些典型事实的说明；第二部分构造了附加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分解劳动供给的“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模拟了两种效应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第三部分分析了劳动力“水平效应”递减效应下的经济增长机理和增长路径的转变；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性建议，我们认为应突出以劳动力素质提高为核心的中国“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一、优势劳动力资源供给推动了中国经济“赶超式”增长

 

 

　　中国近30年的劳动力资源动员和经济增长潜力开发无疑是成功的。体制变革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在将农业部门庞大剩余劳动力输送到工业和服务业等现代部门的同时，也为新知识和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供了契机，农业部门的效率因此得以稳步提高。从劳动力资源动员机制看：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期普遍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向第二、第三次产业流动提供了条件，而乡镇企业普遍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特征为劳动力流动提供了顺畅通道；另一方面，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国有企业改制，如用工“合同制”的推行，以及其他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为城市劳动力流动和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提供了环境。正像发展经济学经典模型所预言的那样，在低成本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第二、三次产业的过程中，较之于传统农业部门而言，现代部门的受益可能更大。实际上，在国内市场日益壮大和国外市场需求预期稳定的条件下，现代部门或许只要提供连续吸纳劳动力的资本和技术就已经足够了，大规模低成本劳动力投入一方面为现代部门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延续，以知识和经验积累、技能提高和技术进步为体现的“干中学”效应，② 也逐步在越来越庞大的劳动力群体中产生并积累，由此，劳动力投入质量得以升华并进一步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现代部门的加速扩张。

 

 

　　从经济规模的数字特征来看，1978—2006年中国GDP规模扩张了12倍，1979—2006年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9.7％，而2003—2006年10.7％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加速扩张期。与总体经济增长比较起来，现代部门扩张的趋势更加强劲：1978—2006年间，第二次产业规模扩张了19倍，第三次产业规模扩张了16倍，并且同时表现出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近30年来中国经济规模的加速扩张，为就业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条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参与到生产中来，全社会就业规模因此从1978年的4.02亿人扩张到2006年的7.64亿人；与此同时，就业结构的现代化演进趋势开始发生。从表1可以看出，1978—2006年间，制度变迁使得中国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逆转，一度在城镇就业吸收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制经济让位给非国有制经济，城镇非国有经济就业接纳中作用的发挥在1998年改革深化之后更为明显。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发挥促进了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流动，从就业的产业结构看，近30年里农业部门就业比例下降27.9％，转移出来的低技能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尤其是更具有劳动密集特点的服务部门接受，就业产业占比的明显变化发生在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路径被明确定位以后。就业的产业间转移和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壮大，对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至关重要，1978—2006年间，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乡村就业占比仅下降13.4％，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村就业占比明显下降的趋势看，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乡村现代化的加速时期。

 

 

　　

 

 

　　全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即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和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流动)，在使得劳动力资源潜力得以有效开发的同时，总体经济效率和部门经济效率也相应提高。经济效率的提高来源于“学习”能力的增强，体现于“干中学”、“投中学”过程中的劳动者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累积，反过来又会促进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生产效率的数字特征来看，近30年间，按可比价计算的全社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由1978年的852.7元／人上升到2006年的6330.8元／人，增加了6.4倍；第一次产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由1978年的335.6元／人上升到2006年的1063元／人，增加了2.2倍；第二、三次产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分别由1978年的2416.2元／人、1778.8元／人上升到2006年的19621.3元／人、6114.8元／人，增加了2.4倍。1992年以后，无论是全社会还是各次产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都进入一个稳步增长时期(参见图1)。

 

 

　　作为产出创造和效率增进的根本性要素，中国劳动力大规模投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赶超”，中国经济也在新世纪初跃出了“贫困循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现享受着“人口红利”推动的城市化高需求、高投入的高增长期，然而正像经济中的任何要素投入一样，单一的劳动力投入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当前中国人口和劳动力已经遇到逼近峰值的挑战：(1)生育率降低到0.2％以下，人口的扩张被抑制，“人口红利”也将逐步消失；(2)农村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特别是“廉价积累”时期已经过去，农村劳动力的最低工资、社保等提高了成本，农民工工资也开始明显上升。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廉价积累推动的经济增长受到递减效应的“挑战”。

 

 

　　

 

 

　　图1 1978—2006年全社会及各次产业增加值产出／劳动力投入比率趋势

 

 

　　数据来源：1978—1989年就业数据取自王小鲁、樊纲(2000)，1990—2006年就业数据及其他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2005、2006，2007)；可比价按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减缩得到(1978＝1.00)；比率趋势由产出和就业HP趋势相除得到。

 

 

　　怎样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中国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已到了一个需要冷静思考的时候。是继续沿用过去的思路搞劳动力大量投入，从而要求保证人口出生率不下降和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加；是认定“人口红利”还能延续一段时期，现在还能粗放使用劳动力，等资源耗尽再转型；还是认为中国耗费型劳动力投入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已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需要尽快转型。我们持后一种观点。下面将通过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来显示选择该观点的依据。

 

 

　　二、劳动力供给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学里不是新课题，在设定市场完善及不存在部门间劳动效率差异的前提下，已有了定型结论。但中国经济与标准结论要求的环境相异，表现出明显的部门间劳动效率差异，这就限制了我们直接使用已有模型和结果。为此，我们从人口变化的角度构造了以下模型。

 

 

　　我们首先假设人口是外生的，采用人口学的一个基本经验假设，即假设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符合Logistic曲线，然后构造一个附加人力资本投资的二元经济模型来描述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假设该二元经济由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构成，农业部门存在过剩劳动力，现代部门的发展逐步吸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农业部门使用低技能的劳动，现代部门使用高技能的劳动。劳动技能的提高可以通过“干中学”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增长由劳动力增长和劳动力资源转移、人力资本积累和两部门的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

 

 

　　(一)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供给

 

 

　　1.总人口和劳动力供给

 

 

　　有理由相信，劳动力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规模紧密相关。③为此，我们可以简单假设劳动力供给机制与人口增长机制具有相似性。与人口增长机制的一个经验方程，Verhulst方程(即通常所说的Logistic模型或S曲线)相类比，④我们这里把劳动力规模随时间的变化路径表示如下：

 

 

　　 (3)

 

 

　　显然，当t→∞时，劳动力供给增长率趋向零。

 

 

　　2.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供给

 

 

　　为体现中国的经济特性，我们假设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的结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假设初始状态所有劳动力都处于农业部门，初始劳动力为L(0)，同时假设农村和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转型开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现代部门，假设劳动力流动人口数量为L[F]，因此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人口变化可用下式表示：

 

 

　　 (7)

 

 

　　其中A[M][,t]为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率，u表示劳动力的平均工作时间比例， (9)

 

 

　　假设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为h[,0]，将上式代入(8)，得到人力资本的均衡增长路径：

 

 

　　)。因此，我们将τ[,h1]＝1／B称为人力资本投资转折点，，将τ[,h2]＝1／(B)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饱和点。

 

 

　　结合(7)、(9)、(10)式，可得到均衡产出的动态路径：

 

 

　　。

 

 

　　命题2.当经济进入人力资本投资的转型阶段，人力资本加速积累，人力资本的垂直效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经济增长的条件是： (15)

 

 

　　由此得到现代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为：

 

 

　　 (17)

 

 

　　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下降，边际生产率上升，一旦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超过最低工资水平 (18)

 

 

　　这一阶段的变化还受人力资本投资转折点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饱和点的影响。理论上存在三种情况：(1)τ[,L]＜τ[,h1]，经济仍处于无人力资本投资状态，技术进步率是抵消工资上涨，维持劳动需求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2)τ[,h1]＜τ[,L]＜τ[,2]，经济处于人力资本投资转折点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饱和点之间，人力资本投资加速增长，成为提高劳动需求增长率另一主要因素；(3)τ[,h1]＜τ[,L]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已经达到上限，人力资本投资将以固定速度增长，仍然是提高劳动需求增长率的重要因素。由于一般的技术进步往往与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因此现实中第(1)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如果其他参数不变，由于工资增长率上涨，跃过刘易斯转折点的第二阶段现代部门劳动增长率比第一阶段下降，结合经济增长率的(13)式，就意味着劳动供给的水平效应下降。随着劳动力继续转移，直到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二元经济的转型过程结束，经济进入命题3描述的内生增长阶段。

 

 

　　以上论述表明，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成功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不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二元经济”的转型就是不成功的。转折点之后，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不再成立，与工资上涨对应的是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上升，劳动力需求增长率和水平效应下降，垂直效应上升。经济成功转型产生的劳动供给效应转变，在附加了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趋缓的外生因素之后，更容易成为现实。

 

 

　　5.数值模拟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中各个变量的趋势取决于模型的参数和初始条件，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仅给出部分变量的模拟结果。

 

 

　　

 

 

　　图3表明，受制于人口增长规律，劳动力供给呈典型的S型曲线。图4的经济增长趋势线表明，在劳动力投入加速增长时期，经济也表现出加速增长，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以后，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即使劳动力增长已经停滞，经济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保持持续增长。如果不考虑劳动力供给的“垂直效应”，则经济增长也呈典型的S状。有趣的是，我们得到的增长曲线与刘霞辉(2003)得到的长期增长曲线有类似之处，但因考虑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长期增长有了可能。

 

 

　　三、通过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水平效应”促进了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在人口和劳动力增长规律的约束下，由于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成功实施和生育率水平的下降，劳动力总供给向“峰值”逼近的态势已经形成，⑥ 劳动供给的水平效应递减，隐含了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内在必然性。

 

 

　　

 

 

　　图3 劳动力增长趋势

 

 

　　

 

 

　　图4 经济增长趋势

 

 

　　1.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递减趋势明显

 

 

　　从总体状况看，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出现逐渐减小的趋势。1979—2006年间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速度表现出了一条类似“倒S型”路径：1979—1988年间，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递减速度是年均0.2个百分点，1989—1996年间，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递减速度是年均0.18个百分点，1997—2006年间为年均0.02个百分点(见图5)。

 

 

　　

 

 

　　图5 1979—2006年全社会劳动力增长率路径

 

 

　　数据来源：就业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同图1。

 

 

　　全社会就业增速减缓。与劳动力投入增长路径相对应，全社会就业规模增长趋势分为三个阶段：1988年以前的加速增长阶段；1989—1996年间的减速增长阶段；以及1997年以后总体劳动力规模向峰值的缓慢逼近阶段。1997年以后，中国劳动力规模向“S型”曲线“顶端”迈进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投入的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方式的某种转型，即由以往劳动力投入的规模利用，向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开发方面转型。劳动力投入增长路径转换的这种信息，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必然性。

 

 

　　朱宝树(2001)的分析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增量劳动力供求的城乡结构发生了逆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增量劳动力供给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农村，9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期以后，将近七成的增量劳动力供给来自于城镇。增量劳动力需求的趋势大致相同，但与增量劳动力供给城乡占比比较起来，90年代以后逆转的速度更快(见表2)。

 

 

　　

 

 

　　2.劳动力供给的“垂直效应”开始显现

 

 

　　劳动力供给的“垂直效应”可能通过两条途径体现，即存量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积累，以及增量劳动力供给所带来的新知识、新技能。实际上，从劳动力供给增量来看，中国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正处于进程当中。随着劳动力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国全社会及现代部门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与体现于技能、知识当中的劳动力者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以全社会劳动投入为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78年，每万人新增劳动力投入中，受过本科、专科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为512人；1988年，每万人新增劳动力投入中，受过本科、专科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为1297人；1992年，每万人新增劳动力投入中，受过本科、专科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为3501人；1999年，每万人新增劳动力投入中，受过本科、专科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为5189人；2005年，每万人新增劳动力投入中，受过本科、专科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为6815人。上述数据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全社会劳动力素质快速提高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全社会生产效率的稳步上升是一致的。

 

 

　　相当多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表3列示了几位研究者对于中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估算结果，尽管由于所采用的数据口径不同而导致估算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这些结果却体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国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的一致趋势。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成功地开发了一度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庞大劳动力资源，并由此把经济送入快速起飞的跑道，那么，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第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将至关重要。实际上，作为第二次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更大的可开拓空间。表4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知识状况与相近时期经济发达的国家人口素质状况的简单对比。对比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即使让大多数劳动力普遍具备初等教育水平，中国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尽管从各自经济利益出发，微观经济主体对知识和技能重要性的观察角度不一样，但是，这种普遍认同的合力却有益于宏观层面“干中学”效应的持续发挥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的选择，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巧妙选择，那么，为了避免这种选择的“收益递减”窘境，中国不得不为未来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未雨绸缪，在“干中学”中培育劳动力素质已经成为一种确定性选择，这实际上构成中国劳动力资源二次开发的核心。

 

 

　　最近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印证了上述分析。从2006年第四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全国101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构成市场的求职主体，其中55.3％的求职者具有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8％；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比重为20％；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比重为7.6％。从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来看，51.5％的求职者都具有某种技术资格等级，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中级技能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7％，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与用人需求的技术等级结构基本一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我们认为，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野，中国增量劳动力供给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代际”差异，90年代以来增量劳动力的特点是，他们拥有相对较多的教育、培训机会，而这些机会的提供，为其快速步入熟练劳动力行列奠定了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人力资本加速积累时期，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将越来越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关注的核心。

 

 

　　3.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机制有待深化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时期，但目前的开发政策不力、手段单一，效果不明显。从基础的教育制度看，大学等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割，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向大学等学历教育倾斜，职业教育严重滞后。虽然近年来政策上有所调整，如近年来，我国旨在促进就业的中短期社会计划开始制定和实施，比较典型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推行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该计划的目标任务是：2006—2010年，对4000万农村劳动者进行非农技能培训，年均培训800万人，培训合格率达到90％以上，就业率达到80％以上；培训方式以3—6个月的短期培训为主，使参加培训的农村劳动者至少掌握一项技能，且能够达到用人单位上岗要求；补贴办法是，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农村劳动者培训补贴资金规模进行安排，与中央财政的补贴资金合并使用，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者，经培训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并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代其向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申请相应补贴。显然，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应急性”计划，与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要求相差很远。

 

 

　　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等，把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到“国策地位”，为了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明确、系统完善和措施到位，往往为技能培训专门立法，以调动全社会开展各种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迎接产业结构升级，高度重视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企业把行为科学运用于工作场所，产生了所谓“参与性管理培训”模式。根据各个阶段实际情况，政府先后颁布了《人力开发和培训法》(MDTA)、《经济机会法》(EOA)、《综合就业培训法》(CETA)、《工作培训伙伴法》(JTPA)等多部旨在调动全社会参与培训积极性的法律。

 

 

　　目前，中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在基础教育阶段是学历教育的补充，而在职培训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附属，从教育体系、教材、师资等各方面都是拼凑，在经费上更是无法保障。而且，我国有限的劳动力培训资金多头管理现象突出，资金分散和部门利益倾向严重，因为我国财政仍然是培训补贴的重要渠道，这种状态损害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职业教育的滞后对中国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是一大障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就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投入的“水平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垂直效应”进行了分析，对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向由知识、技能等要素主导的转变趋势和客观性进行了说明，其政策含义也是明确的。

 

 

　　(一)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一体的机制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有一个广泛的争论命题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依然很多，政府过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如最低工资制等会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过快，劳动力转移难以完成。我们认同中国劳动力供给目前还有水平效应，但对劳动力资源过度粗放的使用已经没有了继续维持的基础。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通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一体性机制，将劳动力转移、城市化进程和“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结合在一起，从而改变劳动力粗放开发的机制，可以推进中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建立进城打工者的身份转变机制，以此激励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资本累积和开发，逐步解决农民工进城做工仅拼体力，而无法进行经验和知识积累的劳动力“浪费开发”的模式，完成“农民”向“市民”转变。这涉及到城市劳动力培训体系、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覆盖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整和改革。

 

 

　　(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劳动力需求路径

 

 

　　经济理论表明，劳动力选择什么样的技能与社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有关，而劳动力需求由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技术方式所决定。就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而言，现代部门普遍存在的粗放式投资及劳动力使用模式，使得劳动力素质处于一种比较低的水平上。但是，目前我国偏重于吸收低素质劳动力的经济结构面临的问题是，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仅遇到了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强大竞争，而且遇到了发达国家频繁的反倾销阻力；而且，这种经济结构过度耗费资源，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因此，以吸收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粗放式投资及相应经济结构必须转型。通过结构转型，使企业创新能力提高，进而为劳动投入素质的提高创造更好的需求环境。

 

 

　　(三)推进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劳动力素质的开发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目前中国劳动力素质开发的状况来看，尽管加强普通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共识已经达成，但是，建立什么样的教育培训体系以使得劳动力素质与社会需求相协调的梯度结构尚缺乏整体性思路。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重要体现，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策略应该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包括：(1)目前及未来农村基础教育的加强和政府对转移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政策规划；(2)对于城镇就业人员的岗位培训；(3)对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普通教育、技能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问题，切实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能否适应工业化阶段的人力资本需求的问题。相对于较为规范且仍待着力加强的普通教育而言，中国技能教育的加强和规范有待走的路可能更长。因此，通过劳动力素质开发长远社会计划的制定，以此把劳动力技能提高的短期任务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涵盖政府、企业、个人的且使院校、各类培训机构有机联系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至关重要。这样的计划应该具有政府资源、企业资源和个人资源的整合功能，并切实调动起三方参与的积极性。这个体系的构建，将给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活力。

 

 

　　注释：

 

 

　　① 目前理论界一般认为，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会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形成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的情况，这时，该国人口分布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种结构将带来劳动力丰富、储蓄和投资增长快的有利结果，人们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

 

 

　　② Arrow(1962)、Young(1991)倾向于把“干中学”理解为经验或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潜力的开发。这里，我们把“干中学”效应具体理解为由于知识、技能水平及经验积累，而产生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张平、刘霞辉(2006)分析了“干中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③ 在王小鲁、樊纲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较早注意到了就业规模与提前16年人口出生数量的关系，并试图据此对就业统计中的误差进行修正。如果将王小鲁、樊纲的全社会就业序列与提前16年相对应的人口规模序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趋势基本一致(参见王小鲁、樊纲，2000，第1章及其附录)。严格说来，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投入是两个稍有区别的概念，劳动力供给应该包含劳动力投入(就业)和失业等更加广泛的内容，但是，由于失业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内容，因此，为便于表述起见，我们将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投入路径视同。

 

 

　　④ Loglstic曲线是人口增长模型中的一般化模型(参见陈彦光、余斌，2006)。

 

 

　　⑤ 可利用Kuhn-Tucker定理推导出。

 

 

　　⑥ 根据王金营、蔺丽莉(2006)的谨慎性预测，中国劳动力供给“峰值”将出现在2020年左右，届时劳动力供给规模接近8亿人。

 

作者介绍：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课题组负责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平，刘霞辉，张晓晶。本报告执笔人：袁富华，汪红驹，张平，刘霞辉。参加讨论的人员：刘树成，张晓晶，张连成，常欣，田新民，仲继垠，黄志钢，吴延兵，林跃勤，王宏淼，张磊，岳清唐，陈昌兵，马岩，张自然，魏枫。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大门，劳动力持续的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效应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商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突破了贫困陷阱…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大门，劳动力持续的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效应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商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突破了贫困陷阱…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4)大门，劳动力持续的大量供给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劳动力的供给效应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商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经济突破了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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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关键词：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17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