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发布时间：2020-05-16 03:04

【摘要】：中国主流经济学考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运用最多的视角是经济结构的视角。这种考察问题的视角往往把公共产品这一重要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处理,无法有效地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属性：是否能够带来多数人福利的有效提高?是否体现了分配正义?是否有效地发挥了政府作用?本论文从公共产品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并将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变量研究,使得研究能够有效地揭示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需求。论文提出最优经济发展方式的标准：最优的经济发展方式是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能够实现多数人福利最大化；多数人福利最大化的实质是多数人可行能力(过自己愿意珍视的生活的能力)的最大化；多数人可行能力的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中产阶层数量的最大化；中产阶层数量最大化既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因,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在二者形成良性循环的条件下,才会产生最优经济发展方式。论文提出,人的可行能力增加取决于个人所能够实际获得的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数量,而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数量取决于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状况。论文建立了一个公共产品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式优化模型,提出了一个假说：公共产品供给数量适中的经济增长才能保证多数人福利最大化,从而导致最优经济发展方式,公共产品供给偏多或偏少都会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偏离最优路径；政府可以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调节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论文通过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政策过程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性的验证。论文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在于公共产品短缺导致经济增长难以反映在多数人福利提高上,分配正义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公共产品短缺不仅造成中产阶层数量难以增加,还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低端锁定,难以形成低碳经济主导、消费主导、服务业主导、人力资本主导的新格局。论文提出以扩大中产阶层为目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改革对策,认为通过适当的公共产品供给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和能力,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并提出把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新时期改革重点,整体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进公共部门联动改革的改革路径。
【图文】：

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单位,服务业

5.3.2人口城市化缓慢的直接结果服务业发展滞后，可以从服务业需求方面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快速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服务业需求，城市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载体。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服务业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相互促进：只有当农业人口大量转化为城市人口，在城市形成了积聚效应，才会产生服务业大规模的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动服务业发展；而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会提高整个城市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又会进一步吸引大量的人口积聚，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服务业的大幅度增长。服务业越发达，，城市功能越完备，就越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就越是能够带来更多的服务业需求。但这一过程并未在中国自然而然地发生。现实情况是，农民工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领域，在城市生活，但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其消费能力相当低下，不可能支撑起服务业的大发展。这使得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5. 68%，比国际上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一般水平相对滞后了 12. 5-17. 5个百

城市化进程,单位

5.3.3农村公共产品短缺与人口城市化滞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赋予城市居民比农民高得多的社会福利，一直是“逆城市化”政策无法突破的“鸿沟”。正由于需要政府赋予城市居民更高的社会福利，而计划经济时代又没有能力保持这种现状，才会出现20世纪60年代早期城市向农村遣返2000万工人，以及1968年后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由于政策的主基调是减少福利，城乡二元的社会福利制度并未真正改变。比如，1991年、1994年和2001年城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为250元和5. 1元、580元和5. 7元、1324元和13. 2元，1994年和2001年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之多[I23]。以医疗卫生费用为例，2007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1480. 1元，农村为348. 5元，城市为农村的4. 2倍。由于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如果农民工转化为城市人口，按照城市标准安排农民工的福利，城市政府需要支付一大笔安置费用。对于城市政府来说，属于净支出，未必会有合理的回报，而且也会给本地城市居民增加就业岗位争夺的压力。在改革实践中，一些城市政府试图放开对农民工的户籍限制，但由于其它地区并不同时这
【学位授予单位】：东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F124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