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

发布时间：2020-10-31 17:39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强调的是“有水快流”,想尽各种办法增加资本投入和利用资源来为经济增长作贡献。由于初期资源不存在紧缺,这种主要表现为由大量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增长,的确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以及部分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当经济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些看似充裕的资源事实上已经满足不了我们长远发展的要求;这些看似提高效率的体制创新也越来越不能适应人们对社会公平和谐发展的要求。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思路几乎左右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走向,如果说此前增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可以通过高投资、高速度得以弥补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即便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很难再掩盖因发展方式问题而长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顽症,并且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桎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投资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一些地方“三高”产业非但未遏制反而呈现抬头趋势、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能源和资源消耗过度等等。如果再不加紧解决高增长中的低效率、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这个主要症结,将来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 到了这个关键转型阶段,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若继续延续过去30年工业化发展的“老路”,未来中国经济高增长是否还能维系?本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论文在厘清了国内外关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特征相结合,立足于三条主线的研究,即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判断,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预测。着力对这三条研究主线的分析实质上是分别回答了中国经济“是什么”、中国经济“怎么样”和“为什么这样”,以及未来中国经济“应该怎么样”的问题,从而真正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方向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具体如下: (1)中国经济增长的卡尔多(Kaldor)“典型化事实”检验。文章依据卡尔多归纳出的经济稳定增长具备的六个方面“典型化事实”,分别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特征进行了对比检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虽然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率变化规律上有着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一致的一面,但也包含了相背离的一面。诸如,资本收益率非稳定增长而是呈下降趋势,资本—产出比率以1994年为分界呈现两分阶段,以及国民收入中的劳动、资本份额分别呈现递减和递增趋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典型化事实”特征的分析将引出全文问题核心和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 (2)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和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论文将中国60年的经济历程进行分段,针对不同阶段历史进程的特点选择不同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计量回归,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与增长理论模型相洽性问题。分阶段经济模型实证表明:从1952～1977年间,新古典增长模型较为合理地拟合了中国经济增长,而从1978～2008年间,扩展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更为合适拟合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如果考察全周期1952～2008年,有效劳动力模型又将得到更优拟合结果。无论有效劳动力或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最终测算出的结果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是依赖投资增长,科技进步率的贡献并不高。非但如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自1994年后呈现迅速下降趋势,TFP增长率由1978～1994年平均1.903%下降到了1995～2008年均-0.273%的水平。 (3)关于中国“高投资、高增长”模式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是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重点将从投资效率和增长质量入手讨论该模式如何?论文从四个维度考察了高增长模式的质量和效率:○1从通过TFP增长率构建的集约化指数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自1994年开始发生逆向转变,不再是向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而是朝着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2从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关系看,我国投资效率(用资本生产率衡量)1993年后就开始持续下降,1997年以后更是下跌至负数,这与TFP增长率变化趋势相一致。这说明1997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更多是依靠资本投入不断增加来弥补投资效率不足,这样的变化趋势会使得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高投资驱动,而在缺乏配置效率改善和技术持续改进条件下,经济增长源泉终将枯竭。同时发现,资本生产效率的增长率与资本深化之间存在“倒U型”规律,并且1997年以来资本深化率已远远超过最优临界值点,预示着资本积累出现过度现象;○3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当资本生产率长期小于零时,为缓解资本收益率的下降趋势,在国民收入分配时就只能不断压缩劳动份额,我国的劳动份额十年来以降低约10个百分点;○4从支出分配的角度看,我国资本生产率增长率长期为负数是进一步促使支出向储蓄和投资偏移的动因。后两个方面证明这种高增长模式在90年代后期之后不在具有增长质量动态改进的趋势。 (4)投资低效率背景下中国高增长模式的形成机理。本文归纳了中国高增长模式的四条发展路径——重化工业发展路径、资源和能源价格扭曲的粗放型发展路径、非均衡型发展路径以及低汇率的出口导向型发展路径,并总结成六个形成机理,即为了尽快实现赶超战略目标,以往我们一直依靠高投资推动高增长,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高投资依赖资源价格扭曲得以实现,一方面会使得环境损害严重,另一方面推高垄断企业资本收益,大量资本留存;高投资挤压消费,产能过剩;产能过度扩张条件下带来的内部不平衡,将导致外部经济不平衡,大量外汇积累,流动性过剩;流动行过剩引发资产价格通胀;最后,大量资本留存、流动性过剩资金、偏低市场利率以及地方政府的非商业化行为又会进一步催生新的投资热潮,产能再次过剩。最后,将这些形成机理分成内因和外因综合汇集成一幅循环图,分析发现,中国经济仿佛已经走入一个自我设定的增长怪圈之中,不论经济增长沿着需求结构任何一个通道向前发展,最终通道出口又会回到对固定资产高投资的死胡同中,如此反复,累积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5)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判断。论文基于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UC-卡尔曼滤波法测算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约为8%～9.5%。但在计算了未来15～20年资源环境、资本等供给因素的制约瓶颈后,发现如果按现有路径发展下去,要素资源很难支撑未来经济8%以上的增长。年均8%以上的增速将会导致投资率攀升至100%附近,对能源需求将出现巨大缺口,未来石油进口依存度高达70%以上,而未来新增土地需求缺口以及淡水水资源紧缺由于无法进口将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论文最后在从结构调整、人力资本和科技资本投资、城市化发展等方面考察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三大可能性空间后,设计了一个依靠效率提高、制度改进的可持续增长模型,认为依照效率改进后的发展路径,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合意的增长率约为6%～7%。 论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法创新: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过程中,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创新性地引入全周期估计和分段估计方法,并结合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针对不同阶段历史进程的特点选择不同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计量回归,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与增长理论模型相洽性问题。而现有文献大多都是基于经验判断直接设定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形式。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模型的选择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适宜采用不同的增长理论来解释增长的事实,并且,生产函数模型选择的差异是导致各类研究中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结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60年的增长历程中情况复杂多变,单一而笼统的生产函数模式设定恐怕难以全面和精确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现实情况。 第二,思路创新:提出了判断和分析经济高增长模式的新视角。本文强调指出,在技术进步的类型和属性不同时,不能仅仅简单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模式判断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如果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与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实现了配置效率最优化的经济增长同样也是可持续的。以往的研究大多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将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集约型”和“粗放型”,进而据此认为只有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为了准确分析中国的高增长模式,本文另辟蹊径,从考察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入手,通过对配置效率和资本生产率公式的分解,分别研究了资本生产效率和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三个指标间关系及具体在中国的表现情况如何(即投资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关系、投资效率与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关系,以及投资效率与支出分配中消费份额的变化关系),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看待高增长模式在中国的运行效率和效果。 第三,结论创新:在综合性运用经济增长核算、投资效率分解、潜在产出测算等方法之后,文章得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观点和结论。如,中国经济增长中表现出了的某些非卡尔多(Kaldor )“典型化事实”特征,实际上并非特定发展阶段所必需经历的特殊现象,而是高增长过程中潜藏着深层次矛盾的表现。以1996～1997年为界,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了高投资低效率阶段,投资效率和TFP增长率均表现为负值,为弥补效率改进空间的减少带来的增速降低,一系列要素价格扭曲支撑起了投资高增长局面。但高投资低效率所带来的危害不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攀升而随之消失,相反,这些问题和要素瓶颈制约将在未来十年内降低经济增长势头,若不及时调整,将带来更严重的风险。
【学位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年份】：2011
【中图分类】：F124
【部分图文】：

图 4-4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经济增长率变化状态Figure 4-4 Growth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Change of Economic Growth然有关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方法不同以及数据精确性的差别，会导致计算结管研究者采用何种不同的方法和技术假设，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趋达成一致意见，即中国的 TFP 增长速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下，胡鞍钢和郑京海（2004）利用 Malmquist 指数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TFP 算，发现 1979～1995 年间中国 TFP 增长率为 4.63%，而在 1996～2001 年期期，平均增速为 0.6%。其变化的具体特征为：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技术效率样，郭庆旺、贾俊雪（2005），UNIDO（2005）和 OECD（2005）等研究者和产率测算结果也与本文大体一致。OECD（2005）利用 C-D 函数计算出中国 ：1979～1993 年间增长率为 3.7%，1993 年以后，TFP 增长率持续下降。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是从 1992 年开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增加，拉动了以家用电器为核心的机电工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瓶颈制约下推动起来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了基础工业的发展，我国工业结构重新出现较明显的重工业化趋势到 1998 年，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已接近 60% ；而 1999 年之后，重工业的发展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再次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2002 年以后，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突然猛增，我国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明显拉大（见图 4-6）。翁媛媛：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

表 4.21 全国土地利用结构现状表Table 4.21 Status of National Land Use Structure用地类型 面积（万 hm2）比重（%）用地类型 面积（万 hm2）比（%土地总面积 94867.6 100 ○8 水利设施用地 362.86 0已开发面积68974.13 72.552．难以利用土地22282.5 23：○1 耕地①12173.5 12.81 其中：○1 沙漠 6000.0 6○2 园地 1181.31 1.24 ○2 戈壁 5600.0 5○3 林地 23611.74 24.84 ○3 高寒荒漠 1533.3 1○4 牧草地 26186.46 27.54 ○4 石质山地 4600.0 4○5 其它农用地 2549.11 2.68 ○5 其它 4549.2 4民点及工矿用地 2664.72 2.8 3．待开发土地面积 3756.75 3○7 交通运输用地 244.43 0.26来源：已开发面积采用 2007 年数据，《2007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难以利用土地面积参考林培，《土地资源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P18
【引证文献】

相关博士学位论文 前1条

1 岳锋利;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2年

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前2条

1 潘哲;基于资源生产率的天津市工业可持续性评价[D];天津理工大学;2013年

2 冯海涛;我国金融深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年

本文编号：2864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