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社会性支出与政治激励

发布时间：2020-11-05 14:1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更有预测说中国经济如果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在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10年的全国人均GDP按当年的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计算已经接近5000美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更是撰文说中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8400美元。不论哪种数据更加真实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点是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治民主得到改善。中国发生的奇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样是从计划经济转型的东欧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虽然在近几十年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相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却只能说是表现平平,甚至比起中国来说具备大量资源优势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人力资本优势的俄罗斯,也因为经济发展缓慢而难以重振雄风；具有同样文化根源的东亚其他国家,实行政治民主,保护私有产权,极大地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潜力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而中国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相对缺乏的私有产权保护,却也能在如此大的国家实现经济的腾飞；同样具有充裕人力资源优势的印度,长期以来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着较好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在经济发展方面跟中国比起来却是难以超越……众多的学者从文化、产权制度、人力资本优势等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奇迹进行了解释,但都得不到让人信服的答案。 在众多经济发展理论不能给人满意答案的同时,部分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让西方民主国家所诟病的中国政治体制上来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目前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对私有产权进行良好的保护,大量的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背后一定是有一种强激励在推动着各个经济主体突破体制的约束。“把激励搞对”已经成了部分学者在探寻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来源的共识,区别集中在激励的构成要素上。从激励理论出发,部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纳入适当的激励之后,才促成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正是因为中国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才保证了中央政府能够对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发展的有效激励,并确保这一激励从上级向下级逐层传递,逐层传递的激励调动了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的高效运转。 学者在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的分析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财政和经济激励,强调财政分权对维护市场改革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二是政治激励,认为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官员为增长而竞争,进行着政治锦标赛。晋升激励理论认为,受到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会迎合中央对地方领导人的考核要求,在中央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考核指标要求下,地方政府领导人会想方设法去发展地方经济。 但是,关于地方政府政绩激励分析的重点都落在了经济增长数量方面,目前还缺少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分析。地方政府有没有增加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机呢,如果是考核激励起到了作用,那么地方政府在增加经济发展质量方面有没有受到这种考核激励?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取得骄人成绩的是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既然中央能够通过政治激励的方式促使各级政府发展经济,那么,中央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是否借助于政治晋升激励的方式呢? 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文献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自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尤其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十一五规划更是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受到了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考核的激励,那么既强调经济增长又强调经济发展质量的“科学发展观”有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有没有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影响呢? 本文的行文思路是：首先假设地方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同样受到了中央的政治考核激励,只是考核的指标较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增加了“社会建设”的内容；然后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2002年以来的省级党政领导人的政治升迁情况与其任内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财政社会性支出情况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考察政治晋升与这些指标的相关性以验证政治考核激励的假设；最后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解释和评论。 通过实证分析,获得了以下结论： 1.官员任内年均经济增长情况对官员的政治晋升影响不显著,但其与其前任的相对情况对政治晋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2.省委书记与省长在经济增长方面面临的考核激励不同。省长的晋升受到经济增长较显著的影响,而书记受到的来自于经济增长方面的考核激励相对不显著。 3.节能减排方面的约束性指标对官员晋升的整体平均影响较为显著,说明官员受到了节能减排方面的考核压力。但省长和省委书记分开来看的情况是,省长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考核激励较为显著,而书记受到的考核激励要弱一些,同经济增长方面的情况一样。 4.从对各地区财政支出中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几大社会性支出的情况与官员的政治升迁的关联度的考察来看,官员政治晋升与社会性支出的相关性不显著。 本文对于官员受到相对绩效考核激励的分析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关于“职责同构”的各级政府受到相似政治激励的假设过于严格；二是各级地方政府拥有足够的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假设需要放松；三是本文的实证分析的基础是中央考核地方官员的考核方式没有发生改变,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中央在很多方面放弃了相对绩效考核方式。
【学位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年份】：2012
【中图分类】：F124;D61
【文章目录】：
摘要
Abstract
1. 导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写作思路
    1.3 相关理论的文献综述
    1.4 文章结构
2. 我国行政体制中的激励制度实施条件和相关理论
    2.1 我国行政体制中的激励实施条件
        2.1.1 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
        2.1.2 “职责同构”
        2.1.3 逐层考核的“压力型”体制
        2.1.4 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资源
        2.1.5 巧妙的激励设计
    2.2 行政机构中的激励理论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建立
        3.1.1 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
        3.1.2 计量模型构建
    3.2 模型数据
    3.3 实证分析
4. 结论和展望
    4.1. 实证结论
        4.1.1 实证分析取得的结论
        4.1.2 理论上的不足之处
    4.2 改革中的政治激励展望
        4.2.1 政治民主建设的影响
        4.2.2 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4.2.3 政治激励的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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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871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