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保持充分的社会性流动
发布时间:2021-09-09 13:04
从经济社会的维度讨论人口变化即社会性流动发现,得益于经济增长、产业变化和教育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性明显增强,而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社会性流动类型发生变化。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需要破解新阶段下社会性流动潜在具有的零和博弈性质,保持社会流动渠道畅通。这关系着能否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乃至跨过高收入门槛后,收入分配状况持续得到改善,以及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继续得到充分分享,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对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性流动之间关系的分析,立足于破解效率与公平"取舍"难题,保持保障民生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动态平衡,从加大再分配力度、推进教育深化和均等化及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文章来源】:经济纵横.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受教育年限和职业高度化指数
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触及谷底后,人口红利已经加快消失,分别从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等方面,降低了GDP的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减速。由此带来的社会性流动机会萎缩的现实,可以从收入差距呈现再次扩大的端倪中观察到。例如,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09年出现降低的趋势后,于2016年开始不再降低。此外,观察图2中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五个分组,可以看到,虽然各收入组都经历了平均收入的增长,但是,近年来较低收入组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较高收入组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丧失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于2006年开始下降。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个比重的下降明显早于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应地,制造业比重下降导致就业结构的不利变化。职业高度化主要应该指在制造业内岗位的高度化,即更多职工有机会上升到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上。事实上,在图1中做出2000—2010年期间职业高度化趋势比较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在那之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例如,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的提升速度,开始明显慢于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的提升速度,而后一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无法支撑工资的持续合理上涨。
在图3中,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体观察158个国家人均GDP(反映发展阶段特征)与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之间的关系。以40%的基尼系数作为分界点,以此区分收入分配“较好”(小于40%)或“较差”(大于40%)两种状况。从中可以大体看到的一个统计趋势是:人均GDP在12 23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大多数分布在较小基尼系数的区间;同时,有些人均收入在1006—12 235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人均收入在1005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也多处于这个较小基尼系数区间;然而,在较大基尼系数的区间中,分布的绝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可见,无论因果关系如何,“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恶化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上,国家倾向于在既往的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发生显著的减速现象。(1)不仅如此,在跨入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划分的收入门槛后,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甚至陷入长期停滞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以往的许多研究探索了这种减速现象的原因,[7]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中等偏上收入这个发展阶段,恰好也是社会性流动倾向于从第一种模式转向第二种模式的时间区间。如果不能解决好社会性流动趋于零和博弈的问题,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就会作为结果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从中等收入陷阱到门槛效应[J]. 蔡昉. 经济学动态. 2019(11)
[2]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J]. 蔡昉. 经济研究. 2017(07)
本文编号:3392144
【文章来源】:经济纵横.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受教育年限和职业高度化指数
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触及谷底后,人口红利已经加快消失,分别从劳动力供给不足、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等方面,降低了GDP的潜在增长率,并实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减速。由此带来的社会性流动机会萎缩的现实,可以从收入差距呈现再次扩大的端倪中观察到。例如,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009年出现降低的趋势后,于2016年开始不再降低。此外,观察图2中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五个分组,可以看到,虽然各收入组都经历了平均收入的增长,但是,近年来较低收入组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较高收入组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丧失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于2006年开始下降。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个比重的下降明显早于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应地,制造业比重下降导致就业结构的不利变化。职业高度化主要应该指在制造业内岗位的高度化,即更多职工有机会上升到专业技术工作岗位上。事实上,在图1中做出2000—2010年期间职业高度化趋势比较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在那之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例如,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员比重的提升速度,开始明显慢于商业服务业人员比重的提升速度,而后一比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无法支撑工资的持续合理上涨。
在图3中,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整体观察158个国家人均GDP(反映发展阶段特征)与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之间的关系。以40%的基尼系数作为分界点,以此区分收入分配“较好”(小于40%)或“较差”(大于40%)两种状况。从中可以大体看到的一个统计趋势是:人均GDP在12 23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大多数分布在较小基尼系数的区间;同时,有些人均收入在1006—12 235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人均收入在1005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也多处于这个较小基尼系数区间;然而,在较大基尼系数的区间中,分布的绝大多数为中等收入国家。可见,无论因果关系如何,“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恶化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在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上,国家倾向于在既往的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发生显著的减速现象。(1)不仅如此,在跨入世界银行关于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划分的收入门槛后,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甚至陷入长期停滞的情形也不乏其例。以往的许多研究探索了这种减速现象的原因,[7]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中等偏上收入这个发展阶段,恰好也是社会性流动倾向于从第一种模式转向第二种模式的时间区间。如果不能解决好社会性流动趋于零和博弈的问题,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就会作为结果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从中等收入陷阱到门槛效应[J]. 蔡昉. 经济学动态. 2019(11)
[2]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J]. 蔡昉. 经济研究. 2017(07)
本文编号:339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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