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视角下中美转基因农产品标识规制策略演化研究

发布时间：2021-02-02 22:15

　　转基因技术领先国依仗"生命专利权"武器把转基因粮食作为战略产品,渐进蚕食转基因技术追赶国的传统口粮类农产品,重构"全球农业新秩序"。以大豆为例,构建转基因农产品技术领先国与追赶国博弈模型,以差异性标识规制为两国博弈策略,异质性消费者多寡为博弈双方得益,刻画中美两国自1996—2018年转基因标识规制策略演变。研究发现,两国均实施利己的标识规制策略,但中国强制标识规制并不奏效。为此,中国应细化转基因产品式样及内容标识规制,制定合理的补贴及贸易政策,降低对进口大豆的依赖程度,避免沦为下一个"巴西、阿根廷:被大豆劫持的国家"。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论坛. 2020,(08)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9 页

【部分图文】：

1977—2018年全球主要四国大豆生产变化趋势

本文按时间顺序,把中美两国博弈节点分成三个,分别是1996—2000年、2001—2015年、2016—2018年,中美两国的博弈结果分别是 (P,P) (I,P) (I,I),中美两国均实施利己的标识规制政策,但从中国传统大豆产业屡屡败退的结果来看,实施效果不佳。文中把两种大豆视为 “搜寻品”的消费者是有经验消费者,把两种大豆视为 “信用品”的消费者是无经验消费者,具体分析如下 (见图2)。1996—2000年,中美两国皆实施P策略,全球转基因大豆采用率从0增长至0.36,转基因大豆推广是渐进式的,由此假设转基因大豆的市场份额较小,即把两种视为 “信用品”的消费群体数量大于视为 “搜寻品”的群体数量。消费者对大豆需求主要有两种,即直接食用需求和大豆衍生压榨需求。本文只考虑大豆衍生需求,无经验消费者只在选购之后才能分辨出两种大豆的出油率及豆粕蛋白质含量。1995年之前,国产传统大豆用于人们直接食用消费处于供需平衡,中国进口大豆主要用途是压榨。1996年之后,拥有转基因技术领先的美国把具有良好抗虫及耐除草剂特性的转基因大豆提升到口粮战略高度,运用宽松的P策略,逐步蚕食中国传统大豆产业。1977—1995年,传统大豆尚可自给自足,进口较少,因此中国并未考虑转基因大豆会对国内传统大豆造成冲击。1996年之后,I策略反而会增加中国仓储、运输及加工单位等利益相关者的分离成本,进而增加大豆消费者的成本。考虑到中国大豆市场上无经验消费者群体较多,有经验消费者群体是少量,且有经验消费者中偏爱传统大豆的消费者群体比例更少,即β的取值范围在[0,M/2N]区间内,无论美国选择何种标识策略,短期来看,对于中国实施P策略是最优策略。对于美国来说,考虑两种需求情况:第一,中国有13亿人口总量,大豆消费市场巨大,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消费水平提升,也必然导致饲养业中豆粕需求增加,因此大豆衍生需求逐年增加,而中国属于小农散户作业,规模化小,种植成本高,大豆进口成为必要的选择之一;第二,随着中国大豆进口量增加,用于大豆压榨需求的消费群体考虑到大豆压榨成本及出油率,会逐渐选择转基因大豆,这样中国大豆需求会进一步依赖进口。美国实施P策略,增加美国转基因大豆供给量,来满足中国消费需求,同时可增加 (1-β)N数量。从1996—2000年大豆进口数据来看,似乎印证了美国实施P策略的判断。1996—1998年,中国自产豆粕供小于求,平均每年需要进口豆粕309.37万吨,为了满足国内对豆粕的需求,大豆进口从1998年的385万吨增加至1999年的1010万吨,增长幅度162.34%,这期间大豆进口增加主要是中国压榨需求激增所致。2001年中国颁布强制标识规制法规,至2004年真正实施强制标识规制法规,相比于2001年大豆进口量1010.0万吨,2004大豆进口量2580.2万吨,进口量又增加了2.5倍,2002年大豆进口量首次超过国产传统大豆产量。当M>N时,β的取值范围是[1-M/2N,M/2N]时,1996—2001年,P策略是中美两国各自的最优策略,均可获取至少M/2数量的无经验消费者群体,而中国此时却并未识别出美国实施P策略的真实面目。

2001—2015年,中美两国的博弈结果是 (I,P),利用图3进行分析。两国目的均是最大化本国生产者利润,获得更大的消费者群体数量。1996—2000年,随着中国进口大豆激增,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大豆产业。中国大豆进口从1996年的227.4万吨增加至2000年的1324.5万吨,年均增幅63.43%,短短五年进口量增加了5.82倍。全球转基因大豆采用率由2001年的0.46扩展到2015年的0.82,2005年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采用率分别是0.81、0.71、0.98 (ISAAA Briefs:2002—2016)。转基因技术领先国和追赶国内越来越多的无经验消费者变成有经验消费者,此时假设有经验消费者群体是无经验消费者群体的二倍之多。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偏爱传统大豆的有经验消费者数量比例小于M/N,则中国继续采取P策略。如若面对转基因大豆冲击国产传统大豆置若罔闻,有经验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购转基因大豆,则会造成中国传统大豆种植面积继续萎缩,大豆需求更加依赖于国外。长此以往,消费者减少对传统大豆需求,农户种植传统大豆难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丧失种植传统大豆积极性,转而冒着违法的风险种植转基因大豆,当大豆种业和大豆收储均被具有垄断势力的外国利益集团控制,组织化程度低的中国农户及豆类消费者没有议价能力,最终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是传统大豆产业将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巴西、阿根廷:被大豆劫持的国家”。中国消费者存在直接消费大豆的膳食习惯,而直接食用转基因大豆对身体又存在潜在风险。因此中国实施I策略,使两种大豆的 “质量”差异信息传达给消费者,提升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增加偏好传统大豆消费者群体数量,使β的取值掌控在[M/N,1]范围内。面对中国实施I策略,根据β比例不同 (见图3),美国有两种策略可选。当β的范围在[M/N,1-M/N]时,美国采取I策略;当β的范围在[1-M/N,1]时,美国采取P策略。面对中国国内大豆依然短缺的事实,转基因大豆的到岸成本依然低于传统大豆,且出口至中国的转基因大豆有利可图,美国为了增加大豆产量,扩大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最优策略是实施P策略。事实上,2001—2015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从1038.5万吨增加至8323万吨,逐步验证了美国实施P策略的最优性。2004—2015年,国产大豆产量占全球大豆产量的比例呈波浪式递减 (见图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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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3015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