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

　　关于1958年第二次炮击金门事件。李丹慧、李捷等认为，中共炮击金、马中毛泽东采取的‘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外交决策直接向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而中国在决定采取此项重大行动之前，未像以前一样向自己的军事盟友、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通报情况。从此，“中苏在重大的国际行动中开始各行其是，互不通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协调一致、同舟共济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戴超武认为，这次炮击事件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看似一致与合作的表面，深藏着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重大分歧。”它表明，“中苏两国的矛盾和分歧开始由意识形态领域向国家关系特别是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中苏矛盾和分歧公开化以及国家关系迅速走向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关于中印战争。关于苏联对1959年中印战争的态度，目前分歧不大，李丹慧、曲星、李华等都认为苏联是实质上偏袒印度，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并将中苏分歧公诸于世。苏联之所以偏袒印度，主要因为：(1)赫鲁晓夫对尼赫鲁怀有好感。因为尼赫鲁标榜推行社会主义。这是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绝好样板；(2)苏印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国家关系，如元首互访、提供大批经济援助等；(3)亚洲地缘政治利益。

　　1958年后中苏关系出现罅隙，赫鲁晓夫认定中国为其主要威胁，因此需要借助印度牵制中国；(4)苏联与中国也存在边界问题。如果苏联此次鼓动中国不承认中印不平等条约，那么中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也会遇到同样的麻烦；(5)赫鲁晓夫意在取悦于美国。

　　戴超武详细考察了1959年、1962年两次中印边界冲突，认为在1959年底到1962年，中印边界问题是“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更体现了中苏两党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而在1962年“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①中国国内政策与中苏关系的互动影响。

　　李丹慧认为，1956年后，苏联批判斯大林解放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破除了苏联模式的神圣感，“毛泽东不再迷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逐渐摆脱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方针”，开始在中苏关系上表现出离异性。在随后双方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从反右派运动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经济建设探索的方向，从而与苏联的改革方针产生分歧。“这种方针的调整自然使苏联感到不满和不安。”另外，在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上，“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对于引起苏联方面强烈不满的“大跃进”运动，李捷认为，笔耕论文，毛泽东有双重动机：“一方面，要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优越于西方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学生超过’，‘后来者居上’。后者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国对苏联‘老大哥’地位的挑战，更不相信中国能够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苏联希望中国纳入它的经济轨道，遵从它的经济分工，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

　　这是导致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破裂的经济原因。”沈志华认为，毛泽东的跃进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毛泽东相信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苏联方面对“大跃进”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对人民公社，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1958年11月30日，苏联领导人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此后苏联的态度逐渐为中国领导为所了解。苏联的批评与国内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对声音相汇合，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在国际上则批驳苏联的谬论，向苏联公开宣战。陈冬生则指出，中国的“大跃进”运动与中苏关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首先，认识到苏联经验的缺陷，试图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党和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根本动因。其次，苏联的赶超战略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起了激励作用。再次，中苏矛盾的加剧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及其进程起了刺激作用。同时，“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牛军认为，从1959年夏季开始，伴随着“大跃进”出现失败的征兆，中苏关系包括其它周边环境也发生恶化。毛泽东等从“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较快地消除国内经济已经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完成‘大跃进”这一眼前利益出发，”从1960年初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中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由于这种调整“并没有能解决中国对苏政策中的深层问题”，中方仍在继续意识形态的争论。这“一直是造成中苏关系难以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而1962年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明显开始出现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及其争论结果，是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发生“左”转的主要原因，总之，中苏分裂“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从延续了20多年的分裂和对抗的后果看，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失败者。

　　中苏都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这种无谓的消耗，大大地损伤了两国经济发展的元气；双方的相互攻击，丑化了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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