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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的史学意识

发布时间:2014-07-24 12:16

  如果说历史意伊元人类对客观历史活动的回顾与反思,那么史学意识就是人类对记载、描述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反思与总结。诚如瞿林东先生界定的"所谓史学意识,从一般意义上说,它是人们(尤其是史学家们)对试驾活动和思想,史书撰写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这些活动、思想、撰述、关系等方面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积累的认识和评价。"据此,我们可以从史学的功能、史家的角色意识和对史学著述的总结与反思三个方面说明孔子的史学意识己经趋于成熟了。

  一、史家的角色意识史家的角色意识指的是史家对自身职业的自我确认和定位。我国古代至迟在西周就已经设置了史官,史官的名称有大虫、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其中,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御史"掌赞书"。史官职责如此细致的规定,体现出了较为早熟的史学意识。这种史官设置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不仅培养了史家的职业意识和优良的职业操守,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史家。诸如"君举必书"、"书法无隐"的礼法成为史家独有的职业守则。董狐的秉笔直书、齐太史兄弟的视死如归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七被奉为史家们遵守信史法则的楷模:史家们以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豪,并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不惜以身殉职。在孔子以前,史家的角色意识己十分明确,而孔子的史学意识表现在他为史家确立了一个评价标准。"良史"的标准。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孔子称赞秉笔直书的董狐是"宙之良史"一事。虽然董狐、齐太且:兄弟、南史氏们一直坚守着"书法无隐"的职业法则,并还要为之日极大的危险,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们这样做也只是遵守史官应该遵守的"书法"传统,在伦理上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孔子给予的"良虫"评价显然己经突破了周代流传下来的职业操守,笔耕文化传播,为史家树立了个迫德标准。这个良史标准的确立不仅更加坚定了史家的角色意识,而且对史家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二、对史学著述的总结与反思这一层主要指史家对史书编撰和史学理论的思考。以什么样的形式记载历史,按什么样的原则记载历史,一直是我国古代史学家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涉及我们今夭所说的史书体裁和史学理论。我国古代的史书编撰活动起源比较早,在商代时就有记载历史的典册。《尚书·多士》篇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早期的史书有《尚书》、《诗经》等,到了西周末年,各诸侯国都有"国史","国史"本是由史宫写的官方史书,都可称为"春秋",然而,原来各国的"春秋"均己不传,流传到今天的只有由孔子以私人身份修撰的《春秋》。

  孔子的史学意识之成熟,在《春秋》上,主要表现于史例和l史义的确定。史例指史书的体裁和体例。史义指编史的宗旨。《春秋》的体裁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首部编年体的史书。历史记载必须具有时间、人物、事件三个要素才能显得清晰可见。《春秋》之前的史书并不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如《尚书》也许是年代太久远的缘故,载史的时间及不具体,范围太广,只标"夏书"、"尚书"、"周书"之类。孔子的《春秋》一般都能够严格按照年、时、月、日记载史事,创立了编年体的史书体裁。《春秋》的体例是所谓的"属辞比事",即讲求用辞达意和对史事的排比。《春秋》史义的核心是孔子所确立的伦理标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是非善恶标准。

  对于确定史学体裁和l记史标准的思考是史学意识成熟的重要方面。历史纷繁复杂,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记载体例和一以贯之的记载标准,史学活动是很难有效进行的。孔子的史学意识的成熟就在于他确定了一个稳定的史学体裁并贯以一定的"史义"。不论编年体、纪传体、还是纪事本末体,归根到底都是记载历史的形式,而史家通过这种形式向人们展示历史。《吞秋》之前的《尚书》、《诗经》等都记载有前代的历史,但都不是记载历史的较为恰当稳定的形式。也许,西周末各国的国史己形成了《春秋》的记史体例,但我们今天无从得知,只能凭推测。孔子所修《春秋》的编年体例毫无疑问是记载历史的恰当方式,被后世完善后成为我国古代主要史书体裁之一。虽然只是编年你的雏形,但孔子找到了符合历史记载特点的形式。

  三、对史学功能的认识虫学功能是史学活动对社会人们起的现实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始终关注和认真思考的主要问题,先后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找出了-系列深刻的认识,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 tlP认为史学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功用与价值,但是其最大的功能与价值莫过于经世致用。

  对此,中国古代史家曾有极为丰富而精湛的表述。从《尚书·昭告》的"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也不可不鉴于有殷"到《易·大畜·象传》的"君子以多识而言往,行以蓄叉,德"尽管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关于史学功用与价值较早的认识,但是其中己寄寓了鲜明的"明是非,明善恶"和"观成败"的深刻含义。即此时的史家己初步认识到通过史学人们不仅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增加历史智慧,而且也有助于人们观察历史,思考现实,解喻人生。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韧。至孔子作《春秋》则更加明确和丰富了这一认识。在这方面,孔子虫学忘识之成熟表现在他深刻认识到史学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和作用,而且他的尖学活动背后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孔子认识到史学能对社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平:要作用。《春秋》就是用惩恶扬善警磊。孟子·滕文公,一篇说"世道哀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就其君若有之,子拭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孟子对孔子的《谷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春秋》是那些乱臣贼子内心惧怕,充分肯定了《春秋》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孟子甚至把孔子《春秋》对乱臣贼子的威慑作用与历究上的"禹抑洪水"而使民免成鱼虾、"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使民免除左枉相提并论,更加肯定它的经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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