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中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变奏：案例、逻辑与建构
发布时间：2021-06-13 06:49
在特定的社会场域内"基因编程婴儿"事件、"连体婴儿"与"冷冻胚胎"案等典型案例展示了科技发展中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变奏关系,科技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法律与伦理的激烈交锋。具体而言,科技、法律、伦理互有各自的场域空间,法律对待科技存在三种态度:管制、回应与重构,当伦理介入后形成了"背景基础"下的双重变奏逻辑。然而在"应然逻辑"层面,伦理评判是追求科技的"善",法律评判则是满足行为的合法性,要实现科技的伦理"善"与法律之治,并使二者协调,一方面需要以科技福祉为归宿,将科技伦理之"善"具体化、实践化,另一方面需要借助民主"商谈"融入制度设计,落实好"商谈式民主"这一科技"软法"之治的核心要义,实现与未来接轨。
【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 2019,(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图1 双重变奏逻辑关系基础图
依据图2中的伦理评判科技被予以了类型化，而这一类型化正为法律的重新介入奠定了重要的“背景基础”。有学者将法律对科技的态度总结为三类模式：管制模式、回应模式、重构模式[22](P85-97），实际上正是以此“背景基础”为逻辑展开的。管制模式体现了科技与法律之间的对抗关系。法律本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必须为一国全体人民谋福祉。现代社会科技的非理性扩张导致国民生活进入了高风险时代，促使国家进入风险规制时代，加强了对科技非理性扩张的法律规制。南方科技大学的“基因编程婴儿”事件正是国家规制的缺失的表现，因此对于会引发巨大社会风险的科技领域有必要采取管制模式。如目前我国对人工代孕、原子能、克隆技术等都普遍采取了专业性的管制模式。回应模式即是通过法律机制自身的调整来顺应科技进步与社会需求。如对交通运输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络约车地位的合法化[23]，还包括支付宝、余额宝等一些类金融工具，都是通过回应模式来安置风险科技的“躯体”。在图2中“连体婴儿”案与“电车难题”通过法律赋予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消除了伦理道德疑虑，正是法律对科技的回应。相比之下，重构模式则涉及到法律、科技、伦理三者的融合与重组，也即“技术的工具价值和社会价值被纳入到法律的价值世界之中，法律自身也针对技术价值而做出价值调整，进而产生法律规范的改变。因此，重构模式不同于回应模式，因为其本质上是法律针对技术价值的不同维度而产生自身价值的整合”[22](P94）。在宜兴“冷冻胚胎”案中现有的法律依据无法支撑起胚胎继承的合法性地位，但借助伦理的力量，科技与法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辩护梯度的升级，将公平、自由、权利等人类共同的“善”纳入辩论中，寻求科技与法律价值的融合以达到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最佳安排。因此，本案中“失独老人”的胜诉展现的是法律与科技伦理的重构与整合过程，也是法律对自身价值的一种重构。
将“背景基础”下的三种模式可用图3描述：从图1到图3依据上述案例抽丝剥茧得到了三者的“实然关系”，演绎着科技发展中伦理与法律双重变奏逻辑。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受到伦理与法律两种社会规范的约束，表现为一个“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现代科技伦理应然逻辑是在现代科技实然逻辑———‘是什么’和‘能做什么’基础上，关注其‘应是什么’和‘应做什么’”[24](P16）。因此通过案例认清现代科技与伦理、法律间的实然逻辑后，需要进一步引导成为我们需要的应然逻辑，作为伦理的评判是一种追求科技的“善”，而作为法律的评判则是满足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去追求科技的伦理“善”与科技的法律之“治”，正是应然变奏所要建构的目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人工智能伦理的深入研究迫在眉睫[J]. 曹建峰. 互联网经济. 2019(04)
[2]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界限[J]. 李石. 伦理学研究. 2019(02)
[3]致毁知识增长与科技伦理失灵:高科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机遇[J]. 刘益东. 中国科技论坛. 2019(02)
[4]自治、他治与共治:当代科技的治理与创新[J]. 赵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8(04)
[5]当代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J]. 韩大元.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18(05)
[6]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J]. 陈景辉. 比较法研究. 2018(05)
[7]机器人伦理研究论纲[J]. 杜严勇.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8(04)
[8]全球首例自动驾驶汽车撞人致死案法律分析及启示[J]. 曹建峰.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8(06)
[9]论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J]. 陈爱华.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3)
[10]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J]. 陈景辉.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01)
本文编号：3227222
【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 2019,(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图1 双重变奏逻辑关系基础图
依据图2中的伦理评判科技被予以了类型化，而这一类型化正为法律的重新介入奠定了重要的“背景基础”。有学者将法律对科技的态度总结为三类模式：管制模式、回应模式、重构模式[22](P85-97），实际上正是以此“背景基础”为逻辑展开的。管制模式体现了科技与法律之间的对抗关系。法律本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必须为一国全体人民谋福祉。现代社会科技的非理性扩张导致国民生活进入了高风险时代，促使国家进入风险规制时代，加强了对科技非理性扩张的法律规制。南方科技大学的“基因编程婴儿”事件正是国家规制的缺失的表现，因此对于会引发巨大社会风险的科技领域有必要采取管制模式。如目前我国对人工代孕、原子能、克隆技术等都普遍采取了专业性的管制模式。回应模式即是通过法律机制自身的调整来顺应科技进步与社会需求。如对交通运输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络约车地位的合法化[23]，还包括支付宝、余额宝等一些类金融工具，都是通过回应模式来安置风险科技的“躯体”。在图2中“连体婴儿”案与“电车难题”通过法律赋予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消除了伦理道德疑虑，正是法律对科技的回应。相比之下，重构模式则涉及到法律、科技、伦理三者的融合与重组，也即“技术的工具价值和社会价值被纳入到法律的价值世界之中，法律自身也针对技术价值而做出价值调整，进而产生法律规范的改变。因此，重构模式不同于回应模式，因为其本质上是法律针对技术价值的不同维度而产生自身价值的整合”[22](P94）。在宜兴“冷冻胚胎”案中现有的法律依据无法支撑起胚胎继承的合法性地位，但借助伦理的力量，科技与法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辩护梯度的升级，将公平、自由、权利等人类共同的“善”纳入辩论中，寻求科技与法律价值的融合以达到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最佳安排。因此，本案中“失独老人”的胜诉展现的是法律与科技伦理的重构与整合过程，也是法律对自身价值的一种重构。
将“背景基础”下的三种模式可用图3描述：从图1到图3依据上述案例抽丝剥茧得到了三者的“实然关系”，演绎着科技发展中伦理与法律双重变奏逻辑。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受到伦理与法律两种社会规范的约束，表现为一个“是什么”的问题。但是，“现代科技伦理应然逻辑是在现代科技实然逻辑———‘是什么’和‘能做什么’基础上，关注其‘应是什么’和‘应做什么’”[24](P16）。因此通过案例认清现代科技与伦理、法律间的实然逻辑后，需要进一步引导成为我们需要的应然逻辑，作为伦理的评判是一种追求科技的“善”，而作为法律的评判则是满足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去追求科技的伦理“善”与科技的法律之“治”，正是应然变奏所要建构的目标。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人工智能伦理的深入研究迫在眉睫[J]. 曹建峰. 互联网经济. 2019(04)
[2]论“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界限[J]. 李石. 伦理学研究. 2019(02)
[3]致毁知识增长与科技伦理失灵:高科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机遇[J]. 刘益东. 中国科技论坛. 2019(02)
[4]自治、他治与共治:当代科技的治理与创新[J]. 赵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8(04)
[5]当代科技发展的宪法界限[J]. 韩大元.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18(05)
[6]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J]. 陈景辉. 比较法研究. 2018(05)
[7]机器人伦理研究论纲[J]. 杜严勇.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8(04)
[8]全球首例自动驾驶汽车撞人致死案法律分析及启示[J]. 曹建峰.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8(06)
[9]论现代科技伦理的应然逻辑[J]. 陈爱华.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3)
[10]捍卫预防原则:科技风险的法律姿态[J]. 陈景辉.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8(01)
本文编号：322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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