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官员的关系%3a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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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官员的关系： 道德冲突与伦理 救治’
刘祖云

内容提要基于“团体伦理学”的视角，政府组织整体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问有四种伦理关系的组合方式。

通过对这四种伦理组合关系的分析，可以揭示政府组织德性在行政伦理中的重要性。在政府组织德性的建设 中，“行政伦理氛围”作为三个变量，即“自变量”、“因变量”与“调节变量”在不同的层面起着

作用。行政伦理氛
围的建设需要制定“政府伦理计划”，它体现为三个环节，即行政领导的美德学习、政府伦理制度化与个人的道 德自主性培养。 关键词 政府组织 政府官员 伦理关系

道德冲突伦理救治

传统道德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个体，而忽 视了具有整体行动能力且具有较大行为能力的组

范式的核心。④实际上，关于“团体伦理”即“社团 的道德”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也是花了不少

织。这一理论倾向已远远落后于今天社会高度组
织化的现实。对此，国内学术界已有一些学者提 出了“团体伦理”或“组织伦理”的补救措施。（１） 洪德裕在１９９９年就撰文提出了“团体伦理学”的 理论构想。①（２）２００Ｑ年，甘绍平在其著作《伦理智 慧》中，结合“企业伦理”与“企业家伦理”的辩识， 再次把“作为一个整体的企业本身的伦理”问题提

笔墨来研究的。他说：“道德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
社团的道德。这个阶段涉及着依赖于交往范围广 泛的各种例子，甚至包括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 共同体。”⑤ 笔者认为，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追 求，伦理学以“团体视角”的理论转向，关注以“人 群”方式存在的组织，尤其是对社会的三大组织

了出来。②（３）在笔者研究“十大行政伦理关系” 时，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思路就是探￥，－ｊ－政府组织作
为一个整体的责任、义务及其道德的规定性。③ （４）２００７年。王珏从道德哲学范式转换的角度提

——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进行关注，将
成为道德哲学的主流。在本文中，笔者承接这一

理论思路，来探讨政府与官员的道德冲突与伦理
救治的问题。 政府与官员的伦理关系：四种组合 在笔者研究的行政伦理关系中，，政府间的伦

出了“组织伦理”的问题，并从“自觉自控的自由品
格”的主观条件与“行为的社会影响力”的客观条 件的两个角度，论证了组织成为“道德责任主体” 的依据。她认为，“组织伦理”应是当代道德哲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０５ＪＡ８１０００７）与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ｓｒ，Ｄ６０ａｓ）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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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关系、政府官员上下级的伦理关系都是好理解 一般说来，我们不是仅仅体验价值观本身，而是体 验在价值观支配下的角色冲突。”⑥政府组织与政 府官员在工作中会面临多种角色期待，一方面，政

的，为什么还要提出政府与其成员间的伦理关系
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作为一个公共 组织，其公共责任的实现，一方面要依赖于政府组 织团体的力量，同时还要依赖于政府成员个体的 力量。因此，这两种力量之间就有不同的组合方

府组织作为公共组织承担着社会与公众实现“公
共责任”的期待，同时，它作为一个组织还承载着 组织成员利益最大化的期望；另一方面，政府官员

式，而政府公共责任的实现恰恰就依赖于这一组
合方式，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任何一方的力量。而 且，在生活中，这两种力量之间时有冲突与矛盾． 既有道德的政府与不道德成员之间的矛盾。也有 不道德的政府与道德的成员之间的冲突，因此，如 何化解政府组织团体与政府官员个体之间的道德 冲突就成为行政伦理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 从德性来看，政府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野，官 员也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区别。所谓“道德”是指，

既有“好的行政官”的价值期待，还有“好的母亲／
父亲”或“善良的社区成员”等角色期待。“在这种 情况下，行政人员角色与组织工作之外的其他一

种或多种角色之间就会发生冲突。”⑦要彻底解决
这一冲突，政府组织与政府官员必须在公共利益

与个人私利的关系中，建立公共利益优先的道德 信念。
２．道德的政府与不道德官员之组合关系 ．基于整个政府组织合道德性的假设，在政府 组织的发展中，源于人员调整或是官员基本价值 观的变化，就会形成整体上道德的政府与个体上 不道德的官员的一种组合关系。在这一组合中， 政府与官员就会产生道德冲突以及一系列的伦理 困境。
’ ，’

政府或官员能从内在信念上认同“公共性”，并把
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根本宗旨；相反，“不道德”是

指，政府或官员的行为总是表现出“自利性”。从 组合方式来看，政府与官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四
种形式：（１）道德的政府与道德的官员之组合；（２） 道德的政府与不道德的官员之组合；（３）不道德的 政府与道德的官员之组合；（４）不道德的政府与不 道德的官员之组合。 １．道德的政府与道德的官员之组合关系

第一，这一伦理冲突是官员个体“角色冲突” 这一基本冲突形式在政府组织中的具体表现。对

于政府官员来说，行政角色只是他们在现代社会 中可能扮演的所有角色或全部角色中的一种，所 以，角色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库珀说： “面临冲突性的责任是公共行政人员体验伦理困 境的最典型的方式。当处于两种期盼或倾向之
间，而且这两者又都具有重大的价值时，我们就会 觉得烦恼不堪。”⑧当政府官员不能很好地缓解自 己的“角色冲突”，并在伦理困境中选择“个体利益 为上”的基本价值时，他与道德的政府就必然会发 生冲突。 第二，这一组织冲突具有不对称性。一方面， 冲突行为发生的主体不对称，它表现为组织整体 与成员个体之间的冲突，它是组织与其成员源于 价值目标的差异，在整个政府公务活动中感受到 的某种抵触或者对立状况。另一方面。冲突行为 体现的是正义与非正义两种力量的博弈。直观地

这是最理想的行政伦理关系，这一关系能够 在团体与个体之间形成合力，从而使政府“公共治 理”的目标与任务能够顺利实现。在这一组合关
系中，政府与官员不存在源于价值冲突而产生的 各种道德困境。显然，在这一理想的组合关系下， 组织整体与官员个体之间由于在“公共利益”这一 总体价值目标上达成了共识，两者的行为选择更 多地表现出道德的努力，因此，政府与官员之间不 会发生比较激烈的功能性冲突，或者说，政府与官 员不会在权力行使与利益实现的方向上产生功能 性冲突，而只会在权力如何行使、利益如何实现这 些具体环节上产生建设性的冲突。从理论上看， 政府与官员功能性冲突的规避恰恰是因为，无论 是政府组织还是政府官员都很好地解决了他们在 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冲突”。 库珀说：“角色概念是角色责任冲突的关键原 因。在特定的情形中，我们所体验到的特定角色 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或者是互相排斥的。然而，

说，正义尽管是表面的正义，它也比不正义具有更
大的社会支持。因此，在这一组合关系中，整个组 织的道德氛围与道德气候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会 强烈地控制以至于纠正任何个体的不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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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失去存在的空间。结 果．要么不道德官员的行为获得改造，要么不道德 官员被组织排斥，这样，政府组织仍然能保持其

上不同的意志：首先是个人固有的意志，它仅只倾
向于个人的特殊利益；其次是全体行政官的意志， 这一团体的意志就其对政府的关系而言则是公共

“道德的纯洁性”。 第三，在这一组合关系中，要特别注意两种动
向。（１）源于人员流动的需要，如果一个道德的政 府组织与其新进成员之间频繁发生伦理冲突，那 么，在政府的道德理想不能获得社会道德氛围强 力支持的背景下，这一组织冲突可能会削弱甚至 是动摇政府组织的道德追求行为。因为，任何组 织冲突的解决都会伴随着冲突双方的反思、调整 以及组织适应性的变化，频繁发生的组织功能性 冲突会减弱组织道德追求的坚定性。（２）当这一 官员个体是政府组织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政府组 织的主要领导时，那么，这一冲突的不对称性就会 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在我国的政府组织中，主 要领导掌握着组织的绝大部分资源与话语权，这 时，在组织与个体冲突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不是组 织而是个体。这时，不道德的个体会以强制方式 动摇整个组织的道德性。笔者认为，这两种动向 特别容易发生在社会转型期“道德滑坡”的背景 下，并且，这两种动向在我国政府组织的伦理实践 中是不难看到的。 ３．不道德的政府与道德的官员之组合关系 这恰好与第二种组合关系相反。假定政府组 织整体上是不道德的，那么，其中存在着的“反道 德力量”会破坏任何个体追求道德的冲动，结果， 道德的个体要么屈服，要么离开。这一情况在转 型期我国的一些政府组织及其部门中已不鲜见。 从逻辑上看，如果一个政府组织出现了整体上不 道德的状况，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源于组 织整体与成员个体博弈能力的差异，任何道德个 体的道德行为，即便是主要领导者，都难以在一个 不道德的组织整体中具有比较优势。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组织整体上不道 德的状况是可能的吗？笔者认为，从世界公共行 政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 实的。下面结合我国的社会道德状况与发展阶 段，阐述我国政府组织的道德状况与道德水平。 第一，组织“自利性”是政府组织滑向整体不 道德的潜在动力。对于政府的自利性，卢梭曾指 出：“在行政官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区分三种本质

的，就其对国家——政府构成国家的一部分的关 系而言则是个别的；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者
的意志，这一意志无论对被看作是全体的国家而 言，还对被看作全体的一部分的政府而言，都是公 意，”⑨因此，政府组织的自利性来自三个方面： （１）来自于政府官员对个人利益的追求；（２）源于 组织团体的意志，如政府某一机关或部门的利益； （３）源于某一阶级的意志与利益。按照自然的排 序，这些不同的意志越是集中，它就变得越活跃与

强烈。因此，公意总是最弱的，团体的意志占第二
位，而个别意志则是最强烈的。 第二，我国社会组织道德认知的阶段性决定 了政府道德的庸常性。“道德认知发展阶段”学说 的奠基者科尔博格经过２０多年的研究，发现个体 道德认知的发展大致经历“前约定”、“约定”与“后 约定”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个体在进行伦 理决策时，会考虑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前约定 水平上，个体主要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在约定水平 上，个体会考虑自身所在团体、组织的利益乃至于 社会的利益；而在后约定水平上，个体会遵守普适

的道德规范，关注全社会的利益甚至是整个人类
的利益。科尔博格的这一研究范式，逐渐被推广 到以“组织”与“社会”为对象的层面上。⑩也就是

说，组织的道德认知发展也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笔者应用这一分析框架对我国组织的道德认知发
展进行分析，提出了政治约定、前约定、约定与后 约定的“四阶段说”。ａｊＤ依笔者的“四阶段说”，我国 社会组织的道德认知水平目前正处在由“前约定” 向“约定”过渡的时期。也就是说，组织的伦理决 策的主要依据是：以组织自身利益为主、稍稍兼顾 社会利益的价值取向。因此，我国政府组织的道 德认知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庸常”阶段。

第三，社会“道德滑坡”会成为政府组织整体 不道德的助推力。政府组织的“自利性”与道德发
展水平的“庸常性”，又遭遇到我国社会转型期特 定的历史境况，诸多因素相遇合，我国政府组织整 体不道德的状况就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一方 面，当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并进行道德调整与道 德重塑时，原来抽象而虚幻的集体主义道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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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取而代之的就是个体利益 主导作用的常常是政府组织作为团体的德性问 题。而这一点是以前的理论研究严重忽视的。笔 者认为，塑造一个“道德的政府”是化解政府与官 员之间道德冲突的根本点。正如特定的文化系统

的确认与膨胀。这就是理论界常说的“道德滑坡”
现象，而组织的道德发展也受到这一“滑坡”的牵 制。另一方面，理论界所大肆鼓吹的只适应于企 业界的“经济人”的人性观，也漫延到中国政治与

能通过其特定的制度、规则与习惯来塑造介于其
中的个体行为方式一样；一个德性的政府，不仅规 定了成员的价值取向与行为空间，而且它潜存的 一系列规则，会以其有效性与权威性规定着其成

公共行政的领域。这一理论偏见为政府组织的逐
利行为甚至是一些不端行为，从政府官员个体角 度预留下很大的“心理空间”，而从社会整体角度 则生发出比较宽容的“文化氛围”。多种社会环境 与因素的影响，政府组织整体上的不道德就具有 了现实的可能性。 ４．不道德的政府与不道德的官员之组合关系 在这一组合关系中，政府与官员会形成一种 “反向合力”，它对于政府“公共治理”目标与任务 的实现具有“高抗力”。因此，卢梭所说的表达人

员的行为方式。这些价值与规则不仅对现有官员 的行为起到规定作用，而且对一个想进入其中的
“新手”也具有训诫作用。
“

政府组织“善”的伦理氛围的探析 “组织氛围。’’（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一直是心 理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者认为探究它能

民意志或主权者意志的那个“公意”是最难实现
的。这是最糟糕的行政伦理关系的组合方式，这

有效地理解组织成员的态度和行为，预测个体与
组织绩效。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组织伦理与组织氛 围这两方面的研究出现融合的趋势。Ｖｉｃｔｏｒ和 Ｃｕｌｌｅｎ两位学者首先提出了组织伦理氛围（ｏｒｇａｌ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一关系的实践形式就是王海明所言的“纯粹恶”，
即“为实现价值较小的欲望而丧失价值较大的欲

望。”＠因为，在这一关系组合中，政府与官员在自 身利益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从而在政府组织内部
两者不会产生道德冲突与伦理困境，不仅如此，政

ｃｌｉｍａｔｅ）的概念，将其归人组织氛围

的范畴，它是指组织在处理伦理问题上的特征，也

是组织成员在什么是符合伦理的行为和应该如何
处理伦理问题两方面所形成的共同感知。∞在本 文中，笔者以政府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政 府组织“善”的伦理氛围的一系列社会影响因素。 在下文中，笔者把政府组织的伦理氛围简称为“行 政伦理氛围”。 １．作为“自变量”的行政伦理氛围：塑造政府 德性

府与官员在较小价值欲望的实现上却呈现出合作
博弈的策略，这一“合作策略”恰恰丧失了较大社

会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目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 与公共行政中，“集体腐败”、“组织作恶”以及“一
窝蜂”等现象，已提醒我们这一组合关系的苗头以 及社会危害性的程度。

罗尔斯说，任何社会都不过是参加者利益的 合作体系，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每个参加者的需
要。政府只不过是这一合作体系中最具有强制力 的社会团体。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合作体系中

行政伦理氛围作为“自变量”是指，它作为独 立变量对组织成员的态度与行为，尤其是那些涉
及伦理道德方面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因为组

权力最高而且包含最广的一个组织团体，它所追
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最广的；但另一方面，也 正因为政府在法律上高于其他社会团体，它也最 容易出现“为实现价值较小的欲望而丧失价值较 大的欲望”。这时，更为深刻的道德冲突与伦理困

织成员的行为离不开所处的环境，而环境中有许
多影响组织成员的因素，组织伦理氛围就是其中 的一种，它对组织成员做出道德或不道德行为会 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西方组织伦理氛围的研究成果，行政伦 理氛围可以区分为四种基本的形态：（１）自利型行 政伦理氛围。在这一氛围中，政府官员决策的目 的首先是为了个体利益。不论官员个体在主观上

境就必然会发生在政府及其官员与整个社会“公 意”之间，久而久之，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就受到了
威胁甚至是颠覆。

概言之，通过以上四种组合关系的分析，笔者 认为，在政府与官员伦理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中，起

有没有故意损害他人利益的意图，但在很多时候，
官员很容易为了个体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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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２）关心型行政伦理氛围。在这类组
织中，官员不仅关注组织内部利益，而且还关心受 自己决策影响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官员决

区，同时，组织具有成功应对伦理问题的经验与教 训。这些经验与教训常常能以“生活故事”的方式

深人到政府官员的生活与工作中，从而成为政府
官员“道德生活的实验室”。＠因此，高强度的行政 伦理氛围能够增强政府官员处理伦理问题的能 力，并缓解政府官员的道德冲突，使政府出现伦理 问题的概率大大降低。 ２．作为“因变量”的行政伦理氛围：影响因素 分析

策时能充分考虑自己决策可能给他人以及公共利
益带来的影响，并试图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３） 基于法律与规则的行政伦理氛围。在这种伦理氛 围中，官员一方面对于国家的法律与制度具有忠 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组织自身制定的规章与 原则也具有忠诚度。官员决策严格按法律与组织 原则办事，从而表现出理性官僚制的一切组织特 征与责任状态。（４）独立型行政伦理氛围。在这 类组织中，官员的决策主要受个人道德标准与道 德信念的约束，组织的制约力量比较小，或者组织 主张官员根据公认的道德原则做出决策。 把理论上的行政伦理氛围类型与现实中的行 政伦理氛围相对照，笔者认为，中国政府组织的行

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旨在探讨影响行政伦理
氛围的各种因素，这样，它就成了“因变量”。在我 国政府组织伦理氛围的诸多影响因素时，有两个 方面需要重视。一是社会环境因素，尤其是我国 处在转型期的社会环境下所特有的道德滑坡、道 德调整与道德重塑的特征，对政府组织伦理氛围 的消极影响，这一点前文已作了说明。二是我国 政府组织特有的形式、结构与政府特定的历史发 展、政治特性等因素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基本事实， 即行政伦理氛围与行政领导特别是行政长官（下 文简称“行政领导”包含行政长官）具有更为紧密 的联系。所以，这一部分笔者将着重阐述第二个 影响因素。 在我国的政府过程中，鉴于特定的高度集权 的组织结构、非理性化的组织形式、非程序化的权 力运作，再加之传统官僚体制的遗留与民主意识 淡薄等诸多因素的结合，行政伦理氛围与行政领

政伦理氛围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政府组织的伦理氛围常常具有不一致
性与不明晰性。这一现状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 在政府组织中，官员之间以及官员与组织之间的 角色冲突、责任冲突与道德冲突是比较常见的；二 是影响了组织与成员的匹配。因为组织伦理氛围 作为组织的一种特性，是求职者和职位提供者在

进入组织或招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个体总是选
择那些与自己道德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组织伦理氛 围，而组织也会选择与自己在伦理观上有更多相 似性的组织成员。因此，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必 须解决行政伦理氛围的不一致性与不明晰性。可

导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行政 领导的伦理倾向甚至支配或决定着一个政府组织
或部门的行政伦理氛围。仔细研究，行政领导对 行政伦理氛围的影响是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的。 第一，基于道德准则的领导。行政领导的道 德选择会为整个组织奠定一个基本的伦理基调， 这一基调将会成为组织伦理氛围的重要内容。一 方面，领导者在选择接班人时，一般会选择与自己 的价值观与道德准则基本相近的人，这样，后继的

以说，一致性与明晰性是伦理氛围对组织有效性 的关键。笔者认为，我国行政伦理氛围内涵的一 致性与明晰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确认，即道德优 先性、制度正义性与价值共创性。
第二，以善为导向的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的 强度不大，相反，以恶为导向的消极的行政伦理氛 围却有一定的市场厚度。对此，在政府组织建设

与体制改革中，通过增加伦理与道德的考量，提高
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的强度是需要的。一项对美 国１０７８个人力资源经理进行的调查显示，组织伦 理氛围的强度和人力资源管理中违背道德原则的 严重错误呈显著“负相关”。而与成功处理管理中 的道德问题呈显著“正相关”。＠因为，积极且高强 度的伦理氛围存在着明确的伦理规范与道德禁

领导者通过不同的组织传递机制就会实现组织伦
理基调的基本一致性；另一方面，行政领导在行政 行为中潜在地渗透着自己的道德准则，组织成员

通过感知来认识这些准则，因此，组织行为也在强
化行政领导的道德标准。 第二，树立道德生活榜样。行政领导处理道 德冲突与伦理困境的行为，会成为组织解决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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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问题的经验而被储存在组织的记忆中，或者
像“组织故事”一样在组织中传播，这样，就会形成 一种特别的伦理氛围而影响着组织的成员。正是 因为有研究者发现了行政伦理氛围中的这一现 划”来推进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的形成。 政府伦理计划：行政伦理氛围建构 以“善”为导向的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的建 构，是在政府组织的层面上塑造道德氛围，以营造 符合社会价值期待的政府行为。鉴于当前我国政 府德性与行政领导之间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笔

象，所以，有人就认为，美德视角对美德的探讨，不
是停留于理论抽象和思辨的层面上，而是通过实

证研究深入到行政人员的“生活故事”中去，这些
富有德性的生活故事可以被理解为“道德生活的 实验室”。对此，可以佐证的是，一些广为流传的

者认为，行政伦理氛围的建设将始于行政领导的 美德为行政伦理氛围奠定一个基调，然后在组织
的层面通过一系列的伦理实践、行为指导以及更 高的价值分享等途径构造组织的伦理氛围，最后， 达到统一组织成员的行为选择。因此，这是一个 由个体到群体、组织，再到个体的道德培养过程。 对于行政伦理氛围的建构，我们需要考虑“政府伦 理计划”的三个关键环节及其相互关联性。 １：道德学习：行政领导提升美德奠定伦理基 调 行政领导通过“道德学习”提升自己的“美 德”，为“善”的行政伦理氛围的建立奠定基调，这

关于周恩来总理的“生活故事”，对我国行政领导
以及行政长官的道德感召与道德影响就是～个很 好的案例。 第三，向组织成员传达价值期望。行政领导 由于在组织中的特殊地位，他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向组织成员表达自己的期望。他既可以通过制定 伦理行为守则为组织成员提供参照标准，并提供 明确的奖惩措施鼓励道德行为或者压制不道德行 为等正式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价值期望；还可以 通过私下交谈、承诺、赞赏等非正式渠道来表达自 己的期望。这样，行政领导就能通过多种途径向 组织及其成员传递信息，借以表达：什么样的行为 是符合伦理道德的、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行为是 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是应该禁止的。 ３．作为“调节变量”的行政伦理氛围：互动性 视角 一方面，个体做出伦理决策之前存在着确认 伦理问题，进行伦理判断与形成行为意图等一些

是政府伦理计划的第一步。 公共行政之“公共性”，使它比任何其他的领 域都更需要诉诸实践人员的美德，其中，行政领导
的美德就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马国泉

认为，美德应该具有三个属性：第一，美德是性格 或者精神的一个相对固定的特性；第二，美德通常
指在特定的情况下按特定的方式去思维、感受和 行动的意向；第三，美德是判断人们的总体道德价 值的首要基础。⑩因此，“美德”试图回答的首先 是：“我应该做个怎样的人？”而不是“我应该做些 什么？”由此看来，大至社会的典范领袖，小至政府 的普通公务员首先应该在公私生活上追求美德， 从而为公众树立楷模与榜样。 当今，作为行政人员的“内在善”，美德受到了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高度重视。库珀在美 国《公共行政评论》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撰文指出，

过程与阶段。而组织的伦理氛围与个体的伦理意 识、伦理判断、行为意图与伦理行为之间都可能存
在着密切联系，而并不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最终的 伦理行为。另一方面，组织的伦理氛围既可能作 用于组织个体，包括组织成员与组织领导，也可能 作用于组织整体。同时，组织个体的伦理选择反 过来有可能成为组织伦理氛围的一部分。这样理 解，组织伦理氛围就成了一个“调节变量”，它的作 用与功能，既表现在对组织个体伦理选择过程的 各个阶段会产生影响；也表现在对组织成员、组织 领导与组织整体的伦理选择会产生影响。因此。 组织伦理氛围与个体伦理行为、团体伦理行为之 间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互动关系。 鉴于这一互动模式，政府组织“善”的伦理氛

在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的研究中，“美
德”就是五种视角中的一种。美德视角的特点是： 它试图建立以行政人员的内在态度和美德为规范 性基础的公共行政伦理模式，强调通过论证为什

么行政领域特别需要诉诸于实务人员的品质与性
格，以及实务人员应该具备怎样的内在品质与性 格，来促进行政伦理的研究与建设。＠美德伦理曾

围的建构，需要从战略的角度制定“政府伦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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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官员的关系：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经在古典时代备受尊崇，到现代却逐渐式微，直到 当代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在公共行政的实践

伦理氛围，这是政府伦理建设的第二步。 比较地看，西方政府伦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 “伦理制度化”的建设阶段，其中，美国是一个典 型。这些伦理制度化的举措包括：（１）制定行政人 员道德行为规范。比如：１９５８年。美国联邦政府

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规则伦理的特点与不足，即提
倡对外在规则的遵守而忽视道德主体的内在品格

的特点，使得规则的生命力大大削弱，乃至变成技
术性或法律性的程序，伦理的实质因此再次回归 到对个人的品质、人格与信仰的强调上。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经过修养的、持久性 的性格特质，是那种影响着一个人如何看问题，如 何行动以及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态度、情感与信 仰。因此，美德这一“内在善”需要在行政实践乃 至生活实践中通过“道德学习”而保持着或强化 着。罗尔斯在论及道德学习时，在比较了弗洛伊

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包括指向每一位公
务人员的政府服务道德规范“十条”。１９７８年，美 国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等。（２）成立政府道德 管理机构并配置道德官。比如：美国联邦政府设

立了政府道德办公室，另外，美国政府道德管理制
度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要求行政系统每一个部门

都得任命一名“指派的部门道德官”来协调、管理
本单位的道德方面的事宜。＠（３）进行道德管理与 道德建设。为了促进政府各部门的道德建设，美

德的经验主义的“道德学习论”与卢梭与康德等人 的理性主义的“道德学习论”后说：“我不想评价这
两种道德学习观念的相对优劣。……必须强调的 是，一种道德观是原则、理想、准则的一个极其复 杂的结构，而且涉及思想、行为和情感的所有因

国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属下的政府部门计划办公
室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每年主持召开一次政府 道德会议；二是提供道德新闻和信息的电子论坛， 作为政府道德办公室和政府各部门的道德官员互 相联系沟通的主要渠道。∞

素。当然，许多种类的学习，从知识的巩固，古典
的（自我］调节直到高度抽象的推理和对典型的精 细的知觉，都影响着道德观点的发展。可能在某 段时间中，每一种学习都发生着一种必要的作 用。”＠

借鉴西方政府与企业两类组织的伦理制度化 举措，再结合我国政府组织的实际情况，笔者认
为，我国政府“伦理制度化”的规划应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

现代社会，人们在对外在制度、规则的遵从中
却忽视了内在道德学习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当彼 得?圣吉在《学习型组织》一书中推出“组织学习” 的理念后，我们对其中“学习”理念的理解，似乎也 还未能达到他所意指的宽度。如果我们能从罗尔 斯“道德学习”的角度来理解圣吉的“组织学习”的

第一，建构“伦理守则”。伦理守则是一个组
织表现它基本道德价值观以及希望其成员具有何

种道德倾向的正式文件。因此，政府的伦理守则
应包括以下三个内容：（１）政府组织作为公共组织 的道德目标，即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２）政府组 织对于利益相关者即社会大众的责任；（３）政府组 织对行政官员行为的期望。政府伦理守则是一个 宏观的制度性框架，为行政伦理氛围的建立提供 一个总体思路。

话，也许能深入到圣吉的内心深处，理解他的改造
“ＩＥＩ，心智模式”，建立“新心智模式”所要表达的深 刻内涵。笔者认为，“组织学习”的最高理念表达 的是一种符合社会正义的“内在善”的美德的修养

第二，进行“伦理培训”。从认识发展的角度
看，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体对于道德问题的感受性

与学习。而基于“学习型组织”演生出来的“学习
型政府”中的“学习”，也需要传达“道德学习”的内 涵，尤其是行政领导的“道德学习”。因为，它可以 为政府组织伦理氛围的建立，奠定一个良好的基 调。 ２．政府伦理制度化：营造积极的行政伦理氛
围

存在着较大差异，也就是说，对于同一问题，有的
组织或成员能感受到其中的道德冲突，而有的组 织或成员却比较迟钝。其中，不能感受到道德冲 突的组织与成员，或者是“故意不知”或者是“真实 不知”，这两种情况在组织与成员中都有大量的可 经验的事例。这样，伦理培训有两个针对性：一是 针对政府组织中道德发展水平处于较低阶段的部

政府组织通过一系列战略性的“伦理制度化”

措施来落实政府的伦理计划，以营造积极的行政

门，尤其是那些经常在道德实践中出现问题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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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海２００８．１
府部门；二是针对组织成员中的“道德落后者”或 “新手”，政府以培训的方式提供组织内处理道德 问题的故事、经验与体会，为组织与成员处理类似 道德冲突提供参考方案。 第三，建立“德福一致”的奖惩措施，支持道德 员从普遍主义的道德责任出发去反对错误的组织 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组织在伦理上具有的相 对优势与认同感、归属感的强调，使得组织对于个

人的伦理自主性又具有压制的倾向。库珀在研究
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时，就敏锐地把握到了影 响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复杂社会因素，以及形 成伦理自主性的难度。总之，行政人员的伦理自 主性是以个体德性的方式参与政府组织的伦理计

行为。在一个组织中，成员总是倾向于做那些容
易得到奖励的事情，而避免那些会受到惩罚的行 为。因此，利用奖惩措施是一种建立积极伦理氛 围的有效途径。政府从组织与制度的层面上通过 奖励道德行为和惩罚不道德行为向其成员传达一 个信号，即与组织价值观相符合的道德行为是会 给自己带来“福估”的，这一福佑包括利益、升迁与 荣誉等。 第四，建立与维护政府的“道德决策机制”。

划。这样，政府伦理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发展阶 段，一方面，政府伦理计划支持与维护着行政人员
的伦理自主性；另一方面，每一行政人员的负责任 行为都对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强度的提高具有建 设性的作用。 概言之，行政领导的“内在善”、政府伦理的 “制度化”与官员的“伦理自主性”三股力量产生合 力，一种以“善”为导向的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就

道德决策机制是指，组织在各项重大的政策决定
中，在可行性、成本与效率等管理因素分析中加进 道德因素分析，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价值考量的政 策决策机制。这一机制在政府决策中意义更为重 大，一方面，这一道德决策机制可以有效地保持政

会形成。翩
①洪德裕：＜团体伦理学发凡），＜浙江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②甘绍平：＜伦理智慧》，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６ｌ一７ｌ页。

府组织与其成员的决策方向不出现重大的“公共
性”偏差；另一方面，政府决策中的道德考量可以 在政府组织中宣扬积极的伦理氛围。

③参见刘祖云＜论“十大行政伦理关系”＞，《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
９期。

３．个人伦理自主：提高积极的伦理氛围的强
度 政府成员通过锻造“个人的伦理自主性”参与 政府伦理建设，提高积极的行政伦理氛围的强度，

④王珏：《组织伦理与当代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哲学研究＞
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⑤⑩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６９—４７０、４６３页。

⑥⑦⑧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第四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ｌ、９１、８５页。

这是政府伦理计划的第三步。
在组织的道德成长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 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组织通过伦理氛围来鼓励

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８３页。 ⑩⑩＠参见吴红梅《西方组织伦理氛围研究探析＞，《外国经济
与管理）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组织成员的认同感。事实上，组织成员通过切身
体会和亲眼观察来感受组织及其领导层通过各种 渠道传递的信息，并依此作为伦理判断的标准来 调整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另一方面，组织成员也

⑩参见刘祖云《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江苏社会
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３６页。
ｏ⑩参见王云萍《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

以“个人的伦理自主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组织
的伦理氛围。在这一情况下，个人的伦理自主性

——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ｏ①马国泉：＜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９、ｌ∞一１１３、２６２页。

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从客观分析来看，处于现代与后现代交叉背 景下的公共行政人员，保持自己的伦理自主性存 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公务人员角色的
多样化使他们有可能超越“组织伦理”或“官僚伦 理”的羁绊而获得更多的角色认同，并敢于在对组 织忠诚与公平正义之间进行选择，表现出公务人

作者简介：刘祖云，哲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博士后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南京，
２１００９１５

（责任编辑：胡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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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官员的关系:道德冲突与伦理救治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 刘祖云， Liu Zuyun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210095 学海 ACADEMIA BIMESTRIS 2008(1) 1次

参考文献(12条) 1.刘祖云 政府与企业:利益博弈与道德博弈[期刊论文]-江苏社会科学 2006(05) 2.吴红梅 西方组织伦理氛围研究探析[期刊论文]-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5(09) 3.马国泉 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 2006 4.王云萍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伦理的规范性基础探讨--以美德视角及其启示为中心[期刊论文]-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07(02) 5.王海明 新伦理学 2001 6.卢梭 社会契约论 1996 7.库珀 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 2001 8.约翰·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 正义论 1988 9.王珏 组织伦理与当代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期刊论文]-哲学研究 2007(04) 10.刘祖云 论"十大行政伦理关系"[期刊论文]-社会科学 2006(09) 11.甘绍平 伦理智慧 2000 12.洪德裕 团体伦理学发凡 1999(01)

引证文献(1条) 1.陈建斌.谭望 行政人格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系研究[期刊论文]-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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