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论与犯罪规制模式的重构

发布时间：2016-12-05 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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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法宝引证码】 CLI.A.094972     破窗理论与犯罪规制模式的重构

姜涛

【摘要】破窗理论以实证的方式使人们相信，无序、违法和犯罪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主张把零容忍政策作为犯罪控制的基本策略。强化积极预防乃是破窗理论作用于刑法理念的产物，而积极预防要求立法者重视对微罪的治理，以防止微罪演变成为重罪。既如此，中国刑法那种结果取向的犯罪认定模式就值得反思，不仅无法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而且不利于有效防卫社会，因此应当予以修正：应建构我国的轻犯罪体系，并明确积极预防的适用对象。
【关键词】破窗理论；积极预防；零容忍；轻罪；风险犯罪

　　

　　身处创始和形成期的中国刑法学，存在大量的理论空白需要填补，巨大的现实与理论需求又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刑法学的科学发展。在无序、违法和犯罪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前者依次成为后者的诱因，这是破窗理论的核心内容。由此延伸出的零容忍政策及其在各国实践的历史例证，都是为了揭示和阐明这个核心内容。破窗理论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遗憾的是，法学界对于这一理论的解读存在着明显的短视现象，即他们大都着眼于破窗理论及其施行的零容忍政策对警务实践的重大意义，反复论证如何运用破窗理论指导中国的警务活动，并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1]但却没有论及这一理论对刑事立法模式的重大影响，这就留下了进一步吟味的学术空间。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限，归结到方法论上，盖源于仅从犯罪学视野思考破窗理论，而没有把问题分析的视野扩展到刑法学领域。实际上，不了解破窗理论对刑法理念与技术变革的影响，就不能真正懂得破窗理论的内在活力和不竭动力。有鉴于此，本文试从破窗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发展入手，独辟蹊径，论述这一理论对刑事立法模式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我国刑事立法完善的基本路向。

　　一、破窗理论：一个犯罪预防理念的变革

　　通常认为，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比如醉酒驾驶成风，刑法就要随之变化。其实，不是所有的社会变化都能够并且应当导致刑法变化。刑法究竟是否以及应当如何回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又应当对什么样的社会变化置之不理或者加以遏制，这都是由刑法理论来承担，并最终制约或引导刑法变化的路向。刑法理论发展了，由此引发的实践往往紧跟其后。

　　“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由来已久，在巴斯夏最为著名的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一文中，他用一种简洁而有力的方法分析了一类经济学里常见的谬误。这种谬误的产生是由于只看到眼前或短期的后果而忽视那些范围更广以及长远的后果。这种谬误被巴斯夏称之为：破窗理论。他用一个例子作为无数案例的总结：店主的儿子不小心打破了窗户，有人便认为这是好事，因为这将给玻璃工带来6法郎的收入，而玻璃工又用它去消费别的物品，从而给其他的生产者带来收入……最终的结果是，一块窗户的破碎引起的连锁反应将有益于全社会。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一项消极诱导性环境与人的不良行为的相关性的心理实验。196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一项心理试验，他找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摆在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而另一辆停在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停在布朗克斯的那一辆，他把车牌摘掉了，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这辆车一天之内就被人偷走了，而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摆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来，詹巴多用锤子把那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汽车不仅被损害得面目全非，而且车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2]这表明，如果被打破的窗户未被及时修复，他人就可能受到暗示性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

　　以这项实验的结论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于1982年3月在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上所发表的《“破窗”——警察与邻里安全》一文，首次以“破窗”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无序的环境与某些犯罪之间的关系。依据该理论，如果一个公共建筑物的一扇窗户损坏了并且没有及时得到修理，那么很快该建筑物的其他窗户也会被损坏，这是因为：坏的窗户表明没有人关心它，那么损坏其他更多的窗户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就犯罪与违法行为而言，公共场所或邻里街区中的打架斗殴、聚众酗酒等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犯罪和破窗一样，如果得不到及时整治，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无序甚至犯罪。一旦犯罪达到了某一个程度或者关键点，它就以“非线性”方式扩散。就是说，在某一时间点上，犯罪活动的一个细微的增加就有可能导致犯罪率的急剧上升。相反，如果警察和社区能够积极地干预这些可能诱发犯罪的无序环境，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预防和减少无序的累积和严重犯罪的发生。[3]这一研究首次把破窗理论运用到犯罪预防领域。

　　美国西北大学的斯高更（Skogan）教授的研究进一步肯定了破窗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芝加哥、纽瓦克、休斯敦等6大城市中的40个邻里，通过电话和面谈等方式采访了大约13000人，收集了大量有关犯罪成因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并针对这些数据对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变量关系进行了统计学上的成因分析，他最终发现，社会无序与刑事犯罪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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