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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及心理战行为研究

发布时间:2015-01-01 11:07

 

【摘要】 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文化冷战史”研究热潮。有别于以往偏重于研究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冷战的影响,文化冷战史特别关注信息文化因素对冷战发展演变的影响。仔细探究美苏文化冷战的相关历史,不难发现,仅就美国而言,为了赢得“人心之战”,它通过多个不同机构和部门来负责开展此方面的具体工作。这其中,1953年成立的美国新闻署就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为了更好地考察美苏文化冷战的具体内容及实质内涵,本论文特别选取艾森豪威尔任期(1953—1961)的美国新闻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解读与此相关的原始档案资料,依此探究该机构如何推行美国对苏联的文化冷战战略。除引言及结语外,本论文将艾森豪威尔任期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划分为肇始、扩大、调整和升级四个阶段予以论述,具体来讲:第一章是背景介绍,重点梳理美苏文化冷战的缘起,同时亦考察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机构的演变历程。第二章论述美国新闻署的成立过程。通过重新整合多家原本隶属于不同部门的对外宣传机构,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成为负责公开对外宣传的专属机构。即便如此,对成立初期的美国新闻署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在起始阶段面对苏联发起的文化攻势它却怀有深深的恐惧。此外,受制于当时美苏隔绝的状态,美国新闻署并没有太多的渠道来扩大对苏文化冷战,美国之音基本成了它开展这项工作的唯一武器。第三章分析美国冷战战略由“解放”转为“演变”之后,美国新闻署重新调整其对苏文化冷战策略的过程。为了扩大对苏联的无形影响和实现对苏联的渗透,美国新闻署尝试采用一些新措施以便更好地接触苏联民众。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与苏联达成协议,它得以在苏联发行《美国画报》;另一方面,在对苏文化交流特别是直接人员交流等方面亦取得了一些突破。不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却对其扩大对苏文化冷战的努力造成了严重干扰。第四章首先讨论匈牙利事件之后美国之音改革的内容。鉴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苏联指责美国之音煽动了匈牙利事件爆发,白宫高层对美国之音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进行了仔细考察。尽管他们不认同苏联的指责,但却认为美国之音报道内容包含过多的宣传色彩。有鉴于此,行政高层提出应该对美国之音的播音腔调和节目设置作出必要的改变和调整。与此同时,美国新闻署领导层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时,结合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普遍认为应该从整体对该问题进行思考。最终,经过重新定位,美国新闻署决定给予“软渗透”更多的实施空间,同时辅之以“硬宣传”来更好地实现对苏联进行文化渗透。令其高兴的是,1958年《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为其“软渗透”策略的推行提供了重大保障。第五章重点论述美国新闻署筹划与举办美国莫斯科国家展览的过程,同时阐明在此次展览培育的良好氛围下,美苏两国高层开展戴维营会谈并且美国新闻署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其对苏文化冷战升级。结语部分笔者简单分析了美国新闻署在对苏文化冷战中逐渐占据上风的原因,同时部分论及了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缺点和局限。 

【关键词】 美国新闻署; 美国之音; 文化冷战; 心理战; 苏联; 
 

第一章美国对苏文化冷战的缘起

 

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曾言:“布尔什维克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①,正因为此,美国很早就把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列为了美苏斗争的关键,此种情形在冷战期间更是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son)就曾明确表示,“美国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竞争,但美苏对抗的根本原因是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都将毫无意义。”②此外,冷战期间,由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美苏都极力避免卷入真正的战争,但双方又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展示各自的实力,在此过程中,“美国的遏制主义偏离了其最初设定的将政治和军事作为‘反力量’(counter-force)的重心,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文化孤立也成为其重要内容。”③而要实现在思想及意识形态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并在文化领域完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遏制,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充分向目标国家展示美国的文化优势。诚如著名冷战史研究专家奥斯古德所言:“冷战修正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句名言:外交成为战争的延续,而宣传成为这种新的国际斗争方式的一个重要武器”。④奥斯古德此言无非是强调宣传对冷战斗争的重要性。对此,桑德斯同样高度认可,在其看来,“冷战就是用‘和平方式’来赢得认同,也就是用宣传武器来瓦解对方的敌对立场。在柏林发轫的几次出击已充分证明,‘行动武器’就是文化。文化冷战已在进行之中。”⑤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项目的式微

 “美国国家政策的最大错误是过于消极。这就让苏联获得主动……然后我们才被动实施防护措施。在苏联从事某些活动之前我们一直在观望,然后被动匆忙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无论军事战还是心理战都如此。对此我们都心知肚明,但政府看上去却缺少制定积极计划的意识”。①在罗恩斯利看来,上述言论理应视作是对美国对外政策最严厉的批评。尽管如此评价究竟是否完全适用于美国国家政策的所有领域仍有待学者认真考察和核实,但表面看来,它却部分适应于战后初期的美国文化和信息项目②领域。一、战时信息署被迫解散二战期间,为了应对法西斯国家不断扩大的心理战,美国相继成立了多个不同部门来负责其战时信息文化交流活动。回顾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机构③的设置历史,我们会发现其战时设置的首个机构当属 1940 年成立的美洲共和国商业与文化关系协调员办 公 室 (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Commercial and Culture Relationsbetween the American Republics,简称 OCCCRBAR)④。该办公室设立之后,重点通过不间断的向拉丁美洲进行无线电广播和发布信息,并且还通过播放电影、刊登广告、举办音乐会、艺术展览和图书博览会等,以此来抵御德国和意大利在拉丁美洲发起的宣传攻势。值得注意的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支持外信息文化交流工作正常运转,在颁布上述解散指令的同时,他还特意安排将这两个部门下辖的部分机构和人员转入国务院,要求在国务院内部设立一个临时性的对外信息与文化交流机构——临时国际信息服务局(Interim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Service,简称 IIIS),作为正式对外信息交流机构成立前的过渡机构。①因此,可以这样说,解散战时信息署和泛美事务办公室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封堵国内反对者的口舌,而实际上,它们承担的诸多具体业务并未被取消。例如,除将其对外信息宣传功能移交到国务院外,杜鲁门政府还完全保留了战时信息署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美国新闻处。尽管这一举措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但正是这些海外分支机构的留存,有效保证了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渠道的畅通,并为以后专司公开对外信息文化交流工作的美国新闻署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二、美国对苏文化接触的尝试与失败尽管杜鲁门希望国务院可以把苦心保存下来的战时信息文化交流机构的资源整合后继续为宣传美国效力,但从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却缺少这份远见。对战后初期美国国务院有关信息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历史进行总结,笔者发现它们对开展信息活动毫无兴趣。最明显的是,在国务院部门体系中,信息宣传机构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外交官员和政策官员对其极为反感,并竭力贬低其活动价值,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政策散布者,这直接导致美国战时建立起来的强大信息宣传活动基本成为了摆设。同对待信息活动毫无兴趣不同,尽管文化交流活动在二战时期并没有成为美国政府建设的重点,但二战之后,出于配合美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对苏工作的考量,此时国务院却对其产生了一定兴趣,并多次尝试同苏联就开展此方面的交流活动进行沟通。二战结束刚两月,美国就邀请苏联红军合唱团赴美巡回表演,并争取美国同苏联进行芭蕾舞和艺术品展览交流,不过苏联对之予以拒绝;1945 年 11 月,美国再次向苏联发出邀请,希望从 1946 年开始同苏联展开学生交流,同样被苏联拒绝……即使屡遭挫折,但美国国务院却没有放弃此方面的努力。为了进一步明确美国对苏文化交流项目的责任和目标,1946 年 1 月 1 日它特意把缺少文化字眼的临时国际信息服务局的名称变更为国际信息与文化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简称 OIC),加上文化一词,不仅刻意把对外信息活动与文化交流事务区分开来,而且突出强调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重要性,当然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苏文化交流项目。不过令其失望的是,这些一厢情愿的努力并没有为其扩大对苏文化交流带来任何影响。随着“铁幕”缓缓落下,B.Benton)所提请的 1928 万美元拨款数量减少至 1000 万美元,减幅达 48%。①在后来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的艾伦看来,到 1947 年,国会之所以还同意继续为美国信息项目进行部分拨款,其用途“只是用来清除这些活动”。②在此背景下,国务院负责该项目的机构——国际信息与文化事务办公室出现重大生存危机。

 

第二节  冷战拓展到信息文化领域

 的确,战后初期美国做出了一些努力试图缓和同苏联的关系,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这些尝试都无果而终。随着美苏双方都选择通过强硬路线来应对对方,冷战最终拉开帷幕。双方对抗很快在希腊、土耳其危机问题上显现出来。鉴于希腊、土耳其等国正在面临的严重威胁,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在众议院会议厅发表咨文,要求国会在 1948 年 6 月 30 日前授权拨款四亿美元用于援助这两个国家。尽管此次讲话仅有 21 分钟,但它却得到了到会的两党议员们一致起立欢呼鼓掌,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弗贝(Walter Lafeber)看来,“那些在场的人似乎觉得,世界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章,而他们正是最有荣幸的人。”③此次讲话昭示着“杜鲁门主义”正式出炉。以此为基础,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很快达成共识,认为“随着铁幕的拉下,……明确需要把美国的故事和政策告知那些正在遭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海外民众”。④很明显,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信息文化交流项目予以支撑。就此而言,“杜鲁门主义”的发表不但昭示美国对外战略将会发生重大转变,尤其令国务院内部负责对外信息交流机构官员兴奋的是,它还预示着美国对外信息交流机构亦将藉此迈出生存危机。


第二章 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肇始(1953—1954)

 

早在总统竞选期间,艾森豪威尔就曾对杜鲁门政府在心理宣传战方面过于保守提出了明确批评,认为“现在的政府并没有做到从全球层面努力实施心理战”,这导致“当我们还在门口徘徊时,共产党集团发动的心理战已悄悄渗透到我们堡垒内部”。①事实证明,艾森豪威尔所作上述批评并非仅仅出于竞选需要,相反,它是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因为就任之后,在其颁布的首个国情咨文中他就明确承诺:“要使与国际宣传有关的所有活动更加有效”,因为它们“是维护美国安全的必需之物”。②在该思想指导下,重振饱受麦卡锡主义冲击的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无疑成了新任总统的重要执政目标之一。

 

第一节  美国新闻署成立

一、第 8 号改组方案颁布与美国新闻署成立

为了全面获知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开展的相关情况,在入主白宫仅仅 4 天之后,1953 年 1 月 24 日艾森豪威尔就下令成立由威廉·杰克逊(William H.Jackson)担任主席的委员会③,要求其“调查和评估国际信息政策和政府执行机构的活动”。④紧接着,1953 年 1 月 29 日,他又下令组建由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A.Rockefeller)担任主席的考察政府组织的总统顾问委员会⑤,负责向有经验的政府工作人员征求建议,以促使行政工作更加有效的开展。这其中,如何更好地推进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开展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予以考察。与此同时,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也对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情况展开了相关调查。1953 年 3 月 26 日,该委员会召集多名熟知美国对外信息交流项目的相关人士进行听证,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都认为美国现有的对外信息文化交流项目难以满足其国家需要。例如,美国公众舆论研究机构主任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就强调,“美国现在用于对抗共产党宣传的经费只及它应该花费的二十分之一”;美国一战宣传家和著名公共外交研究专家爱德华·贝尔纳斯(Edward L. Bernays)同样认为,“美国必须对该武器的重要性进行重新定位,对外信息交流项目必须加强,我们国家的独立生存依赖于强有力的心理战。”①最终,参考这些建议,同时考虑到国务院对开展对外信息项目的“内部抵制”和“极度缺少热情”②,特别是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希望“将信息和教育交流功能从国务院中分离出来,以便国务院不再对这些活动负责,进而使国务院可以将其活动单独集中于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③该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对外信息交流机构,把当前由国际信息署、技术合作署(Technic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 TCA)和共同安全署(Mutu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简称 MSA)以及国务院负责的对被占领地区的最重要的对外信息和文化交流项目合并起来。”④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建议很快得到响应。1953 年 4 月 7 日,洛克菲勒委员会也就美国如何更好地发展对外信息文化交流项目提交报告,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所提建议颇为相似,该委员会同样认为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对外信息交流机构,融合最重要的美国对外信息与教育交流项目,……把美国之音和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不包括技术援助项目中的对外信息和教育交流服务)都纳入到该机构中”。⑤如果说这两份报告有何区别,那就是洛克菲勒委员会所提报告对新机构的组成和职责作了更进一步的细化,不但要求其负责对外信息项目,同时还要求其负责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第二节  美国新闻署评估苏联发起的文化攻势 

在总统的强力支持下,新成立的美国新闻署同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部门相比,在软硬件方面都获得了巨大提升。就此而言,它理应信心满满的针对苏联开展文化冷战。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面对苏联在全球发起的信息文化宣传攻势,美国新闻署反而表现出了深深的恐惧。一、美国新闻署情报研究体系的初步构建尽管早在美国新闻署成立时,决策层就已经明确表示:“情报机构提供给美国新闻署需要的情报信息,以便其发展有效的信息政策和项目”①,但很多时候,出于保密考虑或由于协调不及时,它却难以从其他情报部门获得必须的情报信息。据时任美国新闻署署长特别助理的卢米斯回忆,从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新闻署并不知道外国特别是苏联宣传的任何真正信息”。②因缺少必要的情报信息,美国新闻署研究和评估办公室经常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这也就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而此种状况进一步发展,更将会干扰美国新闻署整体工作的正常开展。此问题首先引起了卢米斯的注意。毕竟,在调入美国新闻署工作之前,他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生化战争方面的情报工作,对情报信息的重要性颇为熟知。在其看来,尽管美国新闻署需要有根据的、可用的、有组织的和便于检索的存储信息(memory),但实际上,它却只能从各个基地收到一些不规则的报告、一些报纸报道片段以及公共事务官员说他认为怎样等内容。由于这些信息不成体系、没法归档,对之予以使用极为困难。③有鉴于此,他向署长提议美国新闻署应构建自己的情报研究体系④,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自己的情报活动来发现苏联和敌人的宣传方法和内容”,美分析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缘何如此支持美国新闻署的情报体系构建工作,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对宣传情报(Propaganda Intelligence)重要性的独特见解。在其看来,宣传情报“并不仅仅是搜集情报用于战斗装备,它还必须对敌人的宣传企图进行预测;对其自身宣传活动进行有效性评估,……宣传情报是构建完整情报拼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加情报评估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有重要意义。”①而要实现情报顾问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署情报体系的上述期待,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应该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情报人员队伍。为此,卢米斯特别向中央情报局提出请求,要求允许美国新闻署三名员工参加中央情报局 1954 年 11 月举办的情报培训课程。尽管在对之进行考察时,中央情报局安全办公室认为在美国新闻署成为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前这一请求难以满足,但考虑到美国新闻署此举主要是基于寻求在政府现有的情报设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最大化其效果,同时通过最小化其资金和人员投入来满足其自身需求,最终中央情报局高层做出特别批示:“在满足美国新闻署情报机构必须的活动范围内允许其员工参加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训练”。②经过此次培训,美国新闻署员工的情报搜集能力快速得到提升,并且迅速应用到具体工作之中。二、评估苏联发起的全球宣传攻势如同斯大林所言:“如果我们党的宣传由于某些原因而落后,……那么整个国家和全党工作不可避免要衰败”③,在美国不断强化对外信息文化交流项目的同时,苏联同样没有放弃在此领域扩大其影响的努力。为了探明苏联宣传的实力、重点和影响,美国新闻署研究和情报办公室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开展的文化信息活动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评估。然而,深入解读这些调查报告,可以看出,美国新闻署对苏联的宣传攻势存有深深的恐惧。


第三章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扩大(1955—1956) ......................67
第一节美国文化冷战战略出炉...........................................67
一、“演变”政策出台与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召开.........................67
二、美国文化冷战战略的制定...........................................69
第二节美国新闻署扩大对苏文化冷战.....................................73
一、扩大对苏广播宣传.................................................74
二、重新发行《美国画报》.............................................77
三、初步尝试对苏文化交流.............................................80
第三节美国新闻署与 1956 年匈牙利事件..................................84
一、参与处置匈牙利事件...............................................85
二、美国之音煽动了匈牙利事件?.......................................88
小结...................................................................91
第四章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调整(1957—1958) ......................94
第一节 1957 年美国之音改革 ............................................94
第二节美国新闻署重新定位对苏文化冷战................................102
第三节美国新闻署与 1958 年《美苏文化交流协定》.......................108
小结..................................................................115
第五章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升级(1959—1961) .....................116
第一节美国国家展览的举办............................................116
第二节戴维营会谈与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后续演进..................131
小结..................................................................134

第五章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升级(1959—1961)

 

第一节  美国国家展览的举办 

美国新闻署认为,1959 年对美苏关系来讲出现了“首次”巨大突破,因为这年夏天,两国分别在莫斯科和纽约举行国家展览。其中,单就美国在莫斯科举办的国家展览①而言,其规模巨大,不但多个美国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参加,同时还有许多美国大型企业和普通民众也都参与其中,而展览也受到了苏联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使其在美苏两国都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援引美国新闻署的话就是,此次展览等于“将十英亩的美国搬到了苏联首都的中心,并在那儿放了六周”。②

一、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国家展览的举办

在详细论述 1959 年美国国家展览之前,笔者认为应该先简单提及一下美国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举办的展览交流活动。1957 年 4 月 14 日,美国新闻署认为这是纪念性的一天。因为它于当天“打破坚冰”(broke the ice),在波兰首次举行题为“美国建筑”(Built in USA)的大型展览。展览先后在波兰 5 个城市举行,共持续 3 个半月,“受到相当多的欢呼并且得到热烈欢迎”。③此次展览后不久,波兰就同意 1957 年 12 月到 1958 年 1 月在华沙和克拉克(Krakow)这两个城市举行为期两个月的“20 世纪美国绘画展”;同时同意 1957 年 12 月在华沙大学举办“和平利用核能”展览;此外,美国新闻署还尝试举办一个“美国精神”大型展览,并要求美国大使馆同波兰进行协商以便实现在波兰全国展出。对此,美国新闻署相信波兰方面会做出同意的决定。在评估这些活动的效果时,美国新闻署认为“展览达到了我们预期的强烈表现(flag-waving)。”④虽然同罗马尼亚就展览进行交流时其过程远不及同波兰那样顺畅,双方之间“经过了几个月典型的罗马尼亚式的推脱、怀疑、拉锯(run-around)和含糊其辞(double-talk)”,但最终美国新闻署还是促使其同意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开始举办“美国建筑”展览。在对罗马尼亚此次突破暗含的意义进行分析时,美国新闻署认为“这标志着我们第一次有能力实现在罗马尼亚举办展览。这一在波兰的展出被称为‘破冰船’(ice breaker),现在罗马尼亚已经接受,我们还希望捷克同样予以接受(捷克在接受之后忽然在春季违约)。该展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用‘星星和条纹’来代替‘锤子和镰刀’”。①毋庸置疑,成功在苏联卫星国举办展览为美国新闻署在苏联举办展览活动做了很好的铺垫。令事态发展更加顺畅的是,根据 1958 年 1 月 27 日签署的《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第 13 款规定,“双方原则同意将展览作为增进两国民众互相了解的一个有效方式”②,两国很快就举办各自的国家展览展开了相关讨论,并最终于 1958 年 9 月 15 日达成协定同意展览于 1959 年夏天举行,“专门用来展示各自国家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发展”。③尽管随着相继在几个东欧国家实现破冰,展览交流在美国新闻署向外兜售美国过程中承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过去很长时间里它在美国新闻署开展的系列活动中仅仅处于辅助地位,这使得美国新闻署信息中心处(Information CenterService,简称 ICS)下辖的展览部门(Exhibits Division)变成了一个松散机构。其中最明显的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它先后换了五位主任,并且经费被大量削减,员工士气特别低落。此种状态势必难以承担在苏联举办国家展览的重任。有鉴于此,1958 年 8 月 5 日,展览部门主任罗伯特·西瓦德(Robert Sivard)向沃什伯恩提交备忘录,建议对该部门进行改组。在其看来,美国新闻署应立即采取以下两个步骤来完成其调整:首先,将展览部门变成一个独立的媒体服务部门。如果希望它可以更加有效快速地实施莫斯科项目,这就需要它同美国新闻署下辖其他部门、国务院、商务部以及其他私人组织进行全面合作;其次,需要对展览组织及功能进行管理调研,实施该研究其目的部分是为了明确怎样的组织可以有效地满足其需要,此外更是为了评估现在的这些员工实施新的活动——特别是莫斯科项目的能力。④就在美国新闻署试图通过提升自己的执行能力来确保展览顺利进行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对在苏联举办国家展览也表现出了巨大兴趣,并认为“这是一个罕见的机会”。为确保展览顺利进行,他特别指派美国新闻署署长艾伦对展览整体负责,并向其承诺将会提供“你需要的所有帮助”,从计划筹备到正式展出他将会全程“亲自帮助美国新闻署协调它同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和联系。”⑤太甚,让别人像是收到了最后通牒似的。……争论谁更强大没有意义,倘使战争爆发,我们两国谁也当不了赢家”。赫鲁晓夫则继续宣称:“我们也是巨人,……你想威胁我们,我们将以威胁回答威胁。”不过,考虑到当时两人所处的场合,赫鲁晓夫决定不再这样斗下去。最后,他重申苏联“想和一切国家和睦友好,尤其是和美国”,尼克松对此表示认同,强调“我们也要和平”。①虽然这段争论并没有进行电视直播,不过,出于将其影响最大化的考虑,美国新闻署却选择对辩论内容进行文字整理,并将其发给所有的美国新闻处,“厨房辩论”最终风靡全球。②与此同时,尼克松此次苏联之行的其他活动亦被大量公开报道,他的这次苏联之行被称作是“当代外交中最大的冒险活动之一”。③


结 语

 

到 1960 年代初期,同当时冷战在其他阵线的斗争一样,美苏在信息文化交流领域的斗争也继续呈现一种近似胶着的状态。不过,通过前文论述可以发现,经过近 8 年的努力,到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之时,美国新闻署已经部分扭转了对苏文化冷战的颓势状态,转而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谋求帮助美国在对苏文化冷战中占据上风。读者可能会提出疑问,美国新闻署缘何在对苏文化冷战中越来越占据上风?这主要是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首先,来自美国决策以及立法层面的支持为美国新闻署发展提供了最好保障。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我们投入了几十亿美元购买炸弹、飞机和枪支以准备用于可能发生的战争,却花费非常少的资金用于‘思想战争’(war of ideas),但我们并不能通过军事力量来阻止可能的被击败。”①基于这一认识,总统就任伊始他便快速决定成立美国新闻署,同时在任期内,他还多次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新闻署发展给予指导,并积极谋求为该机构争得更多的经费。当然,总统支持只是推进美国新闻署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将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纳入到美国冷战遏制战略体系之中,才是促使美国新闻署快速发展的根本因素。通过将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提升到战略层面进行考虑,它不仅对美国新闻署开展活动的重要性进行了重新确认,促使美国民众扭转以往对宣传的误解;同时还赋予了美国新闻署调动国内资源的一些权力,进而使其对苏开展的一些活动发展成了全民参与的活动。而在对《1948 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进行考察时,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该法案对美国新闻署在国内开展活动的限制,却忽视了它对美国文化遏制战略实施的潜在推进作用。的确,法案对美国新闻署扩大在美影响造成了些许干扰,但它却使美国新闻署将其拥有的资源全部集聚用于对外宣传,使其对外宣传的效能得到重大提升。此外,该法案带来的一个附加好处则是它为美国商业媒体的发展提供了较广阔的生存空间,由于没有国有媒体的挤压,美国商业媒体得到快速发展。这就使得在开展对苏文化冷战过程中,很多时候美国可以双管齐下展开工作:美国新闻署在正面代表美国展开宣传攻势;而私人商业媒体则从旁摇旗呐喊。反观苏联,由于推行严格的新闻管制政策,商业媒体几乎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就使其在同美国的斗争中更加陷入困境。其次,之所以能在对苏文化冷战中逐渐占据上风,美国新闻署自身所作努力同样不容忽视。最明显的是,美国新闻署根据美国对苏冷战战略的调整和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时调整其对苏文化冷战策略,此举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国新闻署对苏文化冷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仅就艾森豪威尔任期而言,它便先后开展了“硬宣传”、“软渗透”等多种不同的对苏交流措施,笔耕文化推荐期刊,并且还很好地做到了灵活运用。此外,随着对苏文化冷战的扩大和升级,美国新闻署的决策参考职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尽管本文并没有对该话题做过多阐述,但如果读者对美国新闻署谋求参与决策制定的历程进行考察,将会发现正是通过艾森豪威尔任期所作系列努力,它才最终被纳入到美国决策参考体系之中。成立之初,该机构只有通过每月一次的署长同总统以及每月两次的署长同国务卿的例行见面会来了解美国政府决策的相关情况。①此种状况直到 1957 年 2 月 25 日美国新闻署成为行动协调委员会正式成员之后才出现改观,斯特莱伯特开始受邀参加行动协调委员会会议,在学者卡尔看来,至此“美国新闻署在外交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才变得稳固”②。拉森担任署长之后,他进一步获得了出席内阁所有会议的权力,而其前任却只有当那些议事日程涉及外交事务时才被邀请参加。通过卷入高层决策圈,美国新闻署既可以洞悉美国政策制定的具体过程,更加深入了解这些政策的内涵和实质,在实行对外宣传过程中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执行职能;同时它还可以尝试提醒决策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一步将心理宣传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之中,毕竟,作为专司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活动的机构,美国新闻署比其他部门更加明晰心理宣传因素对实现美国国家目标所包含的重大价值。再次,苏联集团应对美国新闻署发起的文化攻势的失策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可否认,苏联确实做出了一些争取文化冷战主动的尝试,但受其明显的意识形态主导模式和缺少灵活性(需要应对各种“上级核查”)的制约,苏联的对外宣传材料“在表述时只能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进行阐述”,这使苏联对外宣传贴上了明显的“苏式”印记,大多数西方受众对之难以接受。③此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及的《苏联》杂志的发行。随之而来的是,虽然苏联传媒业发展非常成功,但苏联文化制造者却没能如其所言提供有吸引力的、精彩的苏联产品来同西方进行竞争,这导致苏联传媒帝国最终变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失败”(very successful failure)。④令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应对美国新闻署对苏发起的文化攻势时,苏联还选择将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防守。最明显的是,它耗费巨资对美国之音等西方电台实施干扰活动;此外,它还刻意掩盖一些国内负面信息的传播,试图以此来弱化西方宣传对苏联民众的影响。例如,曾担任过《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的阿朱列伊就曾回忆,“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①重新审视苏联采取的这些干扰活动,不难发现,它非但没有产生苏联决策者预期的效果,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苏联民众对苏联官方宣传的不信任感。例如,在1959年美国国家展览的留言簿上,竟然有苏联市民如此留言:“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正确回应我们的媒体,如果报纸赞扬一本书或一部电影,那么它通常就是垃圾;如果报纸诽谤一本书,那么我们就在该书被清理之前尽快去阅读这本书。”②这不能不说是对苏联开展干扰活动的最大反讽。当然,艾森豪威尔任期美国新闻署对苏开展的系列活动并非完美无瑕,它同样存有一些缺点和局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新闻署的公开声明与实际践行存有明显的错位偏差。虽然美国新闻署一再标榜它积极致力于寻求实现艾森豪威尔总统为其设立的目标:“通过各种传播技术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提供证据来证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就是与他们和睦相处,并且将会有力地促进他们对自由、进步以及和平的合法诉求”③,并表示其活动宗旨就是进行客观报道和真实展示美国,但实际情况却是,美国新闻署并不是一个仅仅用来简单对新闻进行全面报道而不管这些新闻究竟对美国的目标是好、是坏还是毫不相关的新闻机构。毕竟,如其内部指导手册所言,“我们并不是从事消遣、娱乐或仅仅是对我们的听众进行告知……美国正在进行一场争夺人心的战斗。”④为实现上述目的,美国新闻署在开展对苏文化冷战过程中采用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其传播内容进行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⑤,并以此确保其活动满足于美国的冷战需要。具体来讲,仅就艾森豪威尔任期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积极宣扬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刻意掩盖美国种族歧视等社会黑暗面。在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看来,“我们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中握有王牌,美国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念在全世界具有巨大的感召力”,⑥美国新闻署对此高度认同,从一开始它便选择把对外输出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列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活动确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早在1960年代,就有苏联学者感慨,“凡是美国新闻署活动所及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避免强制服用一定分量的思想麻醉剂,这种麻醉剂都是在“美国生活方式”的冷光照射下培养的毒草制成的”①;而美国著名战略专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更是认为,“当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②与致力于展示美国自由和民主理念正好相反,对有损美国形象的内容,在对外宣传时美国新闻署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选择对之进行美化处理。例如,它总是“尽一切努力来弱化美国种族歧视的恶名”③,它非但不会向海外展示美国种族歧视的真实情况,相反还选择通过展示一些进步事件借以显示美国政府为改正该问题所做的系列努力。分析美国新闻署缘何倾向于如此处理这些负面信息,其首要原因应该是冷战心理作祟,试图最大化其对外宣传效果,进而帮助美国赢得文化冷战;此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则是它还受到来自国内不同力量的干预和影响,例如,在 1950 年代后期,就有一些国会议员严厉指责它负责对外输出的电影中包含了过多的美国负面信息。④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致力于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叛乱成立伊始,美国新闻署便将共产主义视为了一种新的殖民方式——红色殖民主义,并认为“苏联共产党正在采用无情的欺骗方式对自由国家的无知人民进行犯罪活动”。⑤为了对此进行有效应对,美国新闻署宣称要通过向全世界民众提供真实的信息使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但很多时候,为了使被宣传者沿着美国新闻署设定的路线前行,它不惜选择按照美国遏制战略鼻祖凯南所提建议,使用“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来更加丑化社会主义。⑥另外,为了实现煽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叛乱的目的,美国新闻署还参与了一些秘密活动。例如,美国新闻署前副署长沃尔特·罗伯茨(Walter R. Roberts)就明确承认:“在195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署资助过一些图书项目,但它却没有对这些资金来源予以声明”;同时,尽管美国新闻署“主要是进行公开活动”,但在其成立初期它“偶尔”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海外员工提供某些掩护。⑦就此而言,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指责“在苏联设立美国新闻处它没有别的作用,除了为美国的间谍活动进行掩护”⑧并非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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