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保护: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再分配

发布时间：2021-03-03 17:20

　　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分享方面的经验以及全球性收入分配恶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分化现象都证明了经济学传统观点即坚信经济增长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或者把效率与公平视为非此即彼且不可兼得的取舍关系的失灵。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任务尚未完成。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充分分享性需要应对一系列崭新的挑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提高生产率必然要求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同时兼顾企业的优胜劣汰与对劳动者的社会化保护。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呈现递减趋势,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最后,新科技革命过程中,创新和创业成果的分享面临诸多难点需要克服。这都要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实施再分配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其他旨在改善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8 页

【部分图文】：

社会保护与劳动生产率

从整体来看，这种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贸易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劳动要素的回报率也由此得以提高，城乡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具体来说，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特征的时期，由于工资上涨较慢，居民收入整体增长主要依靠就业扩大和劳动参与率提高;而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城乡居民则主要通过劳动力短缺引起的工资上涨增加收入。随着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步入上升轨道，中国延续30年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始迅速关闭。这种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最主要影响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最显著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弱化。具体表现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城乡就业扩大和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再像以往那样以疾风暴雨式的节奏进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加速减弱，国际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的特点也趋于淡化。相应地，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功能不再能够单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不足以解决民生领域面临的其他问题。

首先，一般来说，在普及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人均受教育年限能够快速提高。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时期，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存量中更多的是人力资本禀赋较低的人群，劳动年龄人口整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也相当平缓。一旦义务教育得到较充分的普及和巩固，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难度就更大了，教育扩张就不再能够保持超常规的速度。其次，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改善主要依靠这种增量效应，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每年新成长劳动力的人数减少、增速下降，意味着人力资本增量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改善，也就不可避免地减慢速度。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导致劳动力老龄化，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各年龄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职业结构特征，职业高度化水平随年龄增大而降低，因而从静态意义上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本文编号：306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