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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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

的问题。因此，与居民每一个人私的利益割裂开，将环境保护理解为专门为公益目的，是

〔25〕不妥当的。

除上述规范性理由外，从现实层面考虑，也应认识到“环境权入宪”对宪法权威性可能造成的损害：如果绝对性的环境权保障要求太高，则在现实中可能造成大量违宪情形；

〔26〕另如果认可现状合宪并能继续存在，则无疑代表环境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效力的削弱。

外，“权利宪法化”虽然有良好的动机，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在宪法中增加基本权利，就会压缩相应的政治运行空间，可能把权利保障推上一条“宪法宣告更多，实际权利更少”的窘

〔27〕可见，为避免基本权利的“通货膨胀”，，也应对“环境权入宪”持必要的审慎迫境地。

态度。

综上可见，由于同传统基本权利体系存在诸多理论冲突，目前尚不能成立“环境基本权利—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宪法关系。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证立，不能简单套用保障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体系，需要寻找另外的理论进路。

三、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证成

基于上述判断，本文不通过“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演绎推理方式论证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而从宪法文本与现实需要出发，根据宪法发展的结构性变化，以归纳推理的方式，通过对环境基本国策规范含义的分析，明确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宪法依据与规范内涵。

（一）环境基本国策：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规范形态

从法律文本看，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在宪法上的直接表现，是各国宪法中普遍存在的环境基本国策条款。目前，已有105个国家在宪法中纳入环境基本国策条款，明确国家在环境

〔28〕最具代表性的规定，是德国1994年修宪通过的基本法第20a条的规定：保护上的责任。

国家基于对未来世代所负之责任，在合宪秩序的范围内，通过立法、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根据法律与法，保护自然的生命基础。

从宪法变迁的角度看，基本国策作为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规范表述，构成了现代

，是宪法中国家机构与人权规定外的“第宪法的基本内容。基本国策是“国家发展的指针”

〔29〕当然，在宪法中过多规定基本国策，也会造成不利影响：其一，如果基本。三种结构”

国策被滥用，提出的目标超出国家所能负担的能力，就会威胁到宪法的权威性，国民也会感觉上当受骗；〔30〕其二，宪法是一部稳定的基本法，非基本政策应该由法律规定，而不应

〔31〕进入宪法，否则，政策变化必然要求修改宪法，从而影响宪法的稳定性。

因此，将环境基本国策纳入宪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论争。从德国修宪实例来看，〔25〕参见前引〔11〕，原田尚彦书，第68页。

〔26〕同上书，第67页。

〔27〕参见姜峰：《宪法权利是否多多益善？》，《读书》2013年第1期；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清华法学》

2010年第5期。

〔28〕参见蔡守秋：《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

〔29〕参见陈新民：《宪法学释论》，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865页。

〔30〕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63页以下。〔31〕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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