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

  本文关键词：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当前位置：首页 >> 社会学 >> 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

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
吕 鹏

*

摘要： 摘要：让私营企业主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吸收新兴社会阶层参 政议政最重要的机制之一。通过使用“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的数据，本 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促成入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影响因 素之间存在哪些差异。第二，入选为“县乡级”和“地级及以上”的人

大代表或 政协委员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发现，不管是在较高层级 还是较低层级的人大和政协中，经济财富只是门槛，党员身份也不是当选的 保证；而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士绅”那样去行事，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 此经验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财绅政治”这个概念用以概括我国私营企 业主参政议政的现状。 关键词：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 参政议政 财绅政治

一、引

言

中国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私营企业主这一“新经济精英”群体。 他们不仅在经济实 力上日益壮大，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新诉求。于是，许多学者开始提 出这样的问题：一个蓬勃发展的私营部门是否会引发政治上的激烈变革。然而，基于多年全 国性的调查和多项深入访谈， 许多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商界的精英人士不太可能采取激进的 方式进行政治变革(Goodman, 2008；Pearson, 1997)。与之相反，他们更喜欢使用一些非正式 的网络来影响官员(Tsai, 2007)，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称他们为“合作式资本家”(Dickson, 2000) 或者“国家的盟友”(Chen & Dickson, 2008)，将这种“正式”的渠道视为所谓“有弹性的威权主 义”（Nathan, 2003)的一项主要表现。 作为对私营企业家的勉励， 同时也作为统一战线的主要机制， 党和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授 予私营企业主政治荣誉，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些措施中，一个制度化的安排就是吸纳他 们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下文简称“人大”）或者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文简称“政协”） 。 事实上，虽然“正式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还有党代会和工商联这两个渠道，但人大和政协这 两个系统中的私营企业主，部分的因为曝光率高，部分的因为相对党代表的人数更多，因此 一直是学术界在研究中国政商纽带时最为主要的对象。 一些境外的政治评论家将这两个机构 分别类比为“上议院”和“下议院”(Li et al., 2008)。然而这个比喻是不准确的和带有误导性的。 我国的人大和政协不仅在功能上没有“上议院”和“下议院”之分， 而且在遴选逻辑上也存在一 定的差别。笔者将在下一节详析这两套机构以及它们的不同之处。不过另一方面，人大和政 协确实共享一个特点，那就是进入这两个机构都代表的是一种信任和荣誉。

*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要素市场的政商关系研究” （11CSH03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离不开张厚义、戴建 中和陈光金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夏传玲、古德曼（David Goodman） 、李路路、刘欣、毕向阳、黄荣贵、赵联飞、孙明、陶马 斯（Nicole Talmacs）以及中国社会学会 2010 年年会社会分层与流动分论坛的与会者，他们在不同阶段对我的这项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建议和帮助。 ① 无论是中外媒体抑或是一些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给前者贴上“红色资本家”或者“红顶商人”的标签。然而，这些词语拥有 太多的含义，常常是性质混杂甚至被滥用的。它最常用的定义是拥有党员身份的资本家，但是有时任何一个与党和国家有或 多或少联系的企业家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更重要的是，如我接下来要论证的那样，党员身份并不总是有助于被选为政协 委员。因此， “入选者”这个词在本文中更加合适。

1

既然入选人大或政协是一种“政治勉励”，这意味着只有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家可以入选。 ① 二 因此， 可以说有两种类型的私营企业家： 一是已经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成员的“入选者”， 是没有进入两者中任何一个机构的“普通者”。那些在各种情况下总是成为焦点的“入选者” 们，常常也是大众传媒和“商业成功之道畅销书”中最喜欢关注的话题，但这些报道很难被视 为严肃的学术研究。 此外， 虽然现在已经有大量关于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生活的经验性的文 章和著作， 但是大多数的定量研究都是以地方性的调查为基础的， 很少有研究是在全国的层 次上分析谁会被选入人大或者政协。例如，有学者以柳州市 1017 家企业为个案，研究了企 业主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 但他们的研究没有将人大和政协分开讨论， 而是合为一体 （陆铭、 潘慧，2009：73-77） 。再比如，李宏彬等人的研究证明了企业历史和企业家的经验都对企业 家参政议政有着显著影响，但这项研究也是以地方数据为基础的 (Li et al., 2006)。迪克森被 广为引用的一篇论文 （Dickson, 2007） 也是如此， 是以 2005 年对 8 个县的调查为基础的。 还 有些文章通过揭示“新富阶层”怎样和当地的政治精英合作， 提供了关于地方一级“选举”的有 趣观察，但这些研究不仅是以定性的个案研究为主，而且主要的兴趣点，也更多地是通过对 “地方国家法团主义”之类现象的研究，来揭示地方政商关系的运作逻辑(Wank, 2001；Yan, 2011；Oi & Rozelle, 2000；Chen，2011)。 当然，使用全国性数据的研究也广泛存在，但在参政议政这个议题上，许多文章只是单 纯的描述或者演绎(Tian et al., 2008； Chen et al., 2006；Guiheux, 2006；Heberer, 2003)。另 一些则强调人大或者政协内部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往往被当做因变量而不 是需要解释的对象（自变量），被用来解释诸如企业业绩、治理结构、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差 异(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2008；Hu & Shi, 2009；Kennedy, 2008；Zhou, 2009)。 事实上， 缺乏针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状况进行全国性分析的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许多研究者， 尤其是外国的研究者， 很难有机会接近可靠而真实的全国性私营企业主的数据 信息。笔者有幸得到了“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团队的支持，被允许使用全国性的调查数 据。 在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下， 笔者得以较为恰当的描述全国层面上的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 与情况。 本文的目的不仅仅是运用最新的数据在全国层面上进行经验性的评述， 而且希望能够在 理论上归纳在人大和政协的框架内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情况。 此外， 本文还将人大和政协 分开建模， 从而试图避免其他一些研究将两者混合的缺陷。 对不同层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的分析， 也是本文相对于其他一些地方性研究的不同点。 总之， 正如在后面所总结的那样， 本文认为这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可以被概括为“财绅政治”，也就是说，如果在政治和社 会上像“绅士”一样行动，当选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其他的因素如经 济实力只是一个门槛而已。

二、研究对象和假设
每年人大和政协都是同时召开，它们构成了中国式的“两会制”。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中， 媒体和官员都将它们相提并论， 无论成为这两个机构中哪一个的一员都会被视为是在参政议 政。然而，从宪法地位和历史传统上来说，人大代表的地位比政协委员的地位要更高一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 人大代表是依法通过五年一次的 多层级选举体系选出的。 人大代表享有法律所赋予的许多重要政治权利， 他们中的一些人也
①

无论是中外媒体抑或是一些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给前者贴上“红色资本家”或者“红顶商人”的标签。然而，这些词语拥有 太多的含义，常常是性质混杂甚至被滥用的。它最常用的定义是拥有党员身份的资本家，但是有时任何一个与党和国家有或 多或少联系的企业家都可以被贴上这个标签。更重要的是，如我接下来要论证的那样，党员身份并不总是有助于被选为政协 委员。因此， “入选者”这个词在本文中更加合适。

2

确实在一直坚持承担自己对选民的责任(O'Brien, 1994，2008)。毕竟，他们能被选民“选出”， 也可以被依法“弹劾”。① 相比之下， 政协不是立法机构而是政治协商机构。 一项人大的法案被通过就具有法律效 力， 而政协的建议无论通过与否都不具有这样的效力， 尽管政府承诺在一定时间内会给予答 复。此外，与人大代表基于“选区”的“半竞争式”选举体制(Chen & Zhong, 2002)不同，，政协委 员的“推选”是基于“界别”而不是“选区”进行的。他们来自一系列的政治党派（比如中国共产 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其他的半官方组织（例如妇联） ，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这几种界别 的比例根据历史习惯和政治惯例来协商确定。 有鉴于此， 私营企业主通常应该通过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下文简称“全国工商联”）或其地方分支机构的提名进入各级政协，尽管有些 人是通过其他组织（比如民主党派）而安排的。 总之，在制度设计上，人大的地位要比政协略高，入选的制度安排也不尽相同。在我国 的政治体制之下，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有着相应的各级地方机构。在很多地方，各级人大的 领导同时也是该行政区域的最高领导人（党委书记） ，而各级政协的主席则往往来自于在党 委中排名第三或者第四的副书记。 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 普通人大代表是一个比同级的普通 ② 政协委员更为荣耀的称号， 而事实上前者的大门对私营资本家敞开得也更加缓慢和谨慎。 例 如，私营企业家刘永好早在 1998 年就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另外两位名营企业家徐冠 臣和尹明善在 2003 年成为省级的政协副主席。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私营企业家被选为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更不要说被提拔成为省一级的人大副主任。据媒体报道，2008 年 江苏的周海江和北京的张大中开创了历史， 作为私营企业家的被选为省级人大常委， 这几乎 ③ 本文虽然考察的是私营企 比私营企业家成为省级政协常委至少晚了 15 年。 鉴于这些情况， 业主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之间有什么差异，但其实比较的对象有五对。 第一对：“私营企业主中的人大代表”与“私营企业主中的政协委员”。 我国目前有五级行政区划：中央、省、市、县、乡镇。每个层级上的预算都是由该地区 的财政主管部门独立管理， 这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人大和政协事实上成为在人事和财政上相互 独立的体系。此外，有学者指出，中国县乡两级的政治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这两级中的私 营企业大多是与亲属关系网交织的家族企业(Peng, 2004)或者由所谓的农民企业家操控(Fan et al., 1996)。考虑到人大和政协的“等级组织结构”，本文首先将县乡两级合并，再将“市-省中央级”三级合并成一个范畴，也就是“地市级以上”。由此，本文旨在找出“县乡级”和“市省-中央级”这两个范畴中，人大和政协成员资格的影响因素的不同。具体来说，就是对于各 级的人大和政协，本文将会分别得出两组对比，一共有四对对比： 第二对: “乡-镇级人大代表”与“普通私营企业主”。 第三对：“市-省-中央级人大代表” 与 “普通私营企业主”。 第四对：“乡-镇级政协委员” 与 “普通私营企业主”。 第五对：“市-省-中央级政协委员” 与 “普通私营企业主”。 在很多政治学家看来， 党和国家选举人大代表的逻辑和推选政协委员的逻辑在某种程度 上是不同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它们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例如，党委在遴选中的领导作用） 。 此外，经验证据表明，不同的“等级组织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差异。问题是：对于私营企业家 而言，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个人当选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 一个广为接受的说法是， 企业家的政治地位与他们的财富多寡有关(Choi & Zhou, 2001)。
①

②

③

最近一个事例是，广州的 64 个市民申请弹劾当地的一个人大代表，因为他的公司声称将会非法毁坏这些市民的房子。这个申 请最终被法院否决了，但是由于他人大代表的身份，此事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 这仅仅适用于普通人大代表和普通政协委员的对比。一旦某位政协委员成为常务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政协副主席，他或者 她的行政级别就比一般的人大代表高。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本文要分析要使用多层次 logistic 回归方程而不是 Ordinal 回归 方程。当然，由于问卷本身并没有进一步询问常委会级别的政治参与情况，因此本文也没法对此做进一步地分析。 尚无资料显示或统计最早被选为省级政协常委的私营企业家是谁，因此没法知道私营企业主入选省级政协常委的年份。1993 年后的各地“两会”后曾有一批私营企业主入选省级政协常委，因此至少可以推断出 1993 年作为最为保守的“起始年” 。

3

经济增长这个共同的目标促使干部和企业家形成“地方性增长联盟”， 这样反过又刺激了寻租 和政治庇护行为。然而，经济实力是否就是选入人大或政协的唯一或者最重要因素，这一点 值得检验。事实上，一些地方政治案例研究表明，最有政治名望的私营企业主并不总是取得 最大经济成就的人(章敬平, 200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一个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可能性，与他的经济实力正相关，但 是这个因素不足以起决定性作用。 很多学者强调，政治可靠性在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中共党员的身份。 大量的论文将私营企业主的党员、 人大或政协成员身份当作独立 变量，来研究它们对企业家的公司业绩(Nee & Opper, 2009)、国有银行的金融支持(Li et al., 2008)、股市市值(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 2008；Fan et al., 2007；罗党论、唐清泉, 2009) 的积极或者消极影响。只有少部分的文献将人大和政协成员资格作为因变量。比如，一篇使 用了“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 2002”的论文提出，一个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可能性随着他的 2006)。 政治资本的增长而增加， 尤其当他是党员或者是某个国有企业的前任领导时(Li et al.， 党员的身份是重要的，但这个身份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老党员”，他们在经营自己的 企业之前就已经入党；另一类是直到经营自己企业后才入党的“新党员”。已有的研究指出， 大多数的 “ 老党员 ” 有在党政机关以及 / 或者国有企业任职的经历 ( 陈光金 , 2006 ；张厚义 , 2007)。应当注意的是，除了本身的任职经历外，“老党员”和他们昔日党政机关的同事们有 着更加长久而广泛的联系。这些经历和联系都有可能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做出贡献。因此，我 们有如下假设： 假设 2.1：拥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更加有可能被选为人大代表；特别是，当涉及“地 市级以上”层次时，那些“老党员”当选可能性更大。 由于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获得委任方式的差异， 政协委员不包括在假设 2.1 的检验范围 之内。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倾向于选择执政党党员。据报道，70%的现任全国人大代表是中 共党员(Andrew, 2010)。与之相反，作为政治协商机构的“统一战线”，政协是在协商的基础 上在各不同界别的社会政治团体中分配席位。 正如一位论者准确地评论的那样， 大多数的政 协委员是“统一战线”的受益者(章敬平, 2004)，因为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可以在政协系统 中拥有确定比例的席位。换句话说，共产党员在政协委员中的代表要比在人大中要少得多。 因此，接下来的假设是： 假设 2.2：拥有民主党派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更加有可能被选为政协委员，尽管党员身份 发挥着弱的显著作用。 无论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都属于政党。除了政党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可以用来指 示政治可靠度的制度是工商联系统。 工商联是一个半政治化的机构， 被视为连接私营部门和 政府间的桥梁。根据其网站显示，截止 2010 年底，工商联已经拥有 271 万的私营企业成员。 全国工商联和地方工商联的关系是指导关系，但是全国工商联的章程对地方工商联也有效。 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工商联在政协中成为了一个单独的“界别”，它主要由私营企业主 和一些为工商联工作的党政干部组成。 因此， 各级工商联在提名各级政协委员候选人中起着 重要作用。此外，如果私营企业主被选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党的地方机关也经常会向工商联 咨询，而工商联也倾向于推荐自己的成员。由工商联保证的重要性导出假设 2.3： 假设 2.3：在“县乡镇”和“地级及以上”这两个行政级别中，工商联成员身份有助于私营 企业主在人大和政协系统中获得席位。 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 一些学者强调承担社会责任是获得政治认可和社会地位的有效途 径。例如，有学者通过使用“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1995 年的数据，提出至少是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通过慷慨捐助政府的福利项目，相应地获得地方人大 代表的提名(Ma & Parish, 2006)。作者将此描述为“托克维尔式的特殊时刻”（Tocquevillian
4

special moment），认为这非常类似于 19 世纪晚期的法国——当时法国的新兴商业阶级为慈 善事业和名誉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虽然作者使用的数据是 1995 年的，并且只讨论 了人大代表，但他们提出的“托克维尔式的特殊时刻”今天仍具有启发性。另一篇使用了“中 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 2006 年数据的论文也得出结论： 通过党、 人大和政协成员资格来衡 量的政治参与也和企业家的慈善事业正相关(梁建等, 2010)。事实上，不仅是慈善事业，其 他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对于提升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形象和政治声望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在现今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慈善行为被摆在聚光灯下，每年会出版很多“慈善排行榜” 和“企业社会责任排行榜”，它们的影响力也几乎可以和“财富排行榜”相比。在本研究中，笔 者根据所能得到的数据资料， 增加一个用以测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变量： 即问卷中所调查的各 ① 类企业产品认证中，被访企业主的公司是否通过了其中的任意一项。 这种测量方法将在下 一节介绍。我们在这里得出第 3 个假设： 假设 3.1：在“县乡镇”和“地级及以上”这两个行政级别中，对慈善事业投入的增加将提 高私营企业主在人大或者政协系统中获得席位的可能性。 假设 3.2：在“县乡镇”和“地级”这两个行政级别中，获得产品质量认证有助于增加私营 企业主在人大或者政协系统中获得席位的可能性。 我们还应当考虑几个人口统计学上的变量：年龄、性别、从事商业的年限和教育程度。 由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兼职”工作，或者说是一种荣誉，因此年龄（和健康状况，通 常是难以测量的）通常不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参政议政” 中具有优势，但是这一点没有能够得到全国性实证研究的证实。尽管某些群体（例如艺术或 者科学领域）中少数杰出的女性确实会被认为更容易获得政治荣誉，但事实上，中国的商业 领域依旧是由男性主导的。因此，本文接下来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 4.1:在“县乡镇”和“地级及以上”行政层级，年龄、性别、从商业年限对于当选为人 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然而，教育因素应当被考虑。历史上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很低，但这种情 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已大大改善。1993 以来的“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一系列 数据显示：1998 年之后文盲消失，而到 2006 年硕士学历增加了 6.5 倍；在 1993 年，有 17.2 ％的受访者大专毕业， 47％受访者学历低于高中； 到了 2006 年， 这两部分比例分别变为 49.3% 和 17.1%(陈光金, 2003；张厚义, 2007)。因此，可以预计，在“参政议政”的问题上，人大和 政协机构对于高等教育学历的要求一直在增加。这一判断导出以下假设： 假设 4.2：较高的学历有助于私营企业家增加在人大和政协系统中获得席位的可能性； 特别是，“地级以上”行政层级比“乡-镇”一级具有更高的标准。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的统计数据来自“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 此项调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 一战线工作部、全国工商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工商总局） 、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资助和进行。其中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是党政机关，国家工商 总局是所有私营企业注册登记的国家管理机构，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也 都有不同程度的官方背景。 这是惟一一个全国层面的系统性地收集私营企业主个人经济和社 会政治状况信息的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调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调查从 1993 年开始
①

这并不是一个测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理想变量。但在没有其他变量可选的情况下，这个变量提供了一个选项，让我们得以测量 企业对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产品质量的重视也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 因为这个原因，在目前形形色色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指标体系中，许多体系也将这一内容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5

每两年进行一次，从而为历时性的比较提供了动态的数据库。当然，由于历年问卷的设计有 所不同，因此本文只用了 2008 年的截面调查数据。 2008 年的数据在进行调查时，以 2007 年年底为统一的调查时点，因此全部在 2007 年 底前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成为调查对象总体。2007 年新成立的私营企业不在调查 范围内。具体的抽样工作，由全国工商联和国家工商总局分头完成。2008 年的调查中，工 商联总共发放了 2888 份问卷，回收 2405 份问卷，净回收率达到了 83.3%；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出 2000 份问卷，回收到 1693 份（净回收率为 84.7%）。 由于组织和动员方式存在差异， 全国工商联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抽样方案不尽相同。 作者 在本文中被允许使用工商行政管理局所收集的这部分数据，因此只介绍工商总局的抽样方 案。与工商联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不同，工商总局在全国设有固定的长期工作联系点。在 每个工作联系点上， 当地工商局知道所有私营企业的名字和所在地， 因此抽样方法比较简单， 第一步，把工作联系点上的每个私营企业都顺序编一个号，各不相同。第二步采用“简单随 机抽样办法”，用总局规定要做调查的户数 W 去除本工作联系点上私营企业总户数 N，得到 “抽样间距”K。第三步：随机在总户数中抽一户 M1 号。第四步：在总户数中抽取第 M2 号： M2 = M1 + K；抽取第 M3 号：M3 = M1 + 2K；抽取第 M4 号：M4 = M1 + 3K；……直到抽 出第 Mw = M1 + （W﹣1）K；第 M1、M2、M3、M4……Mw 号总共 W 户，完成从 N 户 企业中抽取 W 户的任务。需要警告的是，虽然理论上来说，按照这样随机抽取的样本对全 体企业有很好的代表性， 且使用这套数据的多篇文章被国内顶尖经济类期刊采用， 但本文更 多地认为本研究所揭示的相关关系，只是反映了被调查的企业的情况，在推论到总体时，仍 然需要慎重。 （二）因变量 在 2008 年的调查中，被访者首先被问及是否是哪一级（镇、乡、县、地、省、国家或 者不是） 的人大代表。 当时被问及同样的问题， 即是否政协委员时， 排除了乡镇一级的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问题都不是多选题， 这样事实上要求被访者选择的是自己拥有的最高级 别的政治身份。 本研究中，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被分为三类：“县乡镇级代表/委员”，“地级及以上代表 /委员”，“普通企业家”。更具体地来说，对于人大来代表，是这样界定的：（1）“县乡镇级 代表”由县和乡镇级的代表组成；（2）“地级及以上代表”包括地级、省级和国家级的代表； （3）“普通企业家”则指的是没有人大代表身份的企业家。对于政协委员来说，情况略有不 同：（1）“县级政协委员”指的是县级政协中的企业家委员。这里有一个难题：在 2008 年的 调查中，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 40 条相关规定，问卷没有设计镇一级的政 协委员这个选项，而是将县设定为政协的最低层级。也就是，标记在这里的只有县级这个层 次。然而在实践中，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一些镇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协， 这是“机构膨胀”带来的一种后果。 镇级政协的存在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使得此次的调查中该 部分的代表被忽略。不过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这一部分的人数很少，以至于对于整个政 协的构成影响不大，所以上述问题也可忽略不计。另外两类范畴是：（2）“地级及以上政协 委员”，（3）“普通企业家”，也就是没有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家。 （三）自变量 本研究一共有 10 个自变量，它们可以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类：政治可靠度（变量 1-2），经济实力（变量 3-4），社会责任感（变量 5-6），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 7-10）。 表 1 列出了本研究的因变量、自变量及其定义。

6

表1
变量名称 因变量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自变量 从商年限 雇员人数 营业额 慈善 年龄 政党身份 工商联成员 教育 性别 认证

变量定义
定 义

1-县乡镇级代表, 2-地级及以上级别代表, 3-其他。 1-县级委员, 2-地级及以上级别委员, 3-其他。

开始经营自己企业的年限。 2007 年公司雇员人数。 2007 年公司营业总额(人民币 10,000 元)。 自私人企业运营后投入慈善事业的总额 (人民币 10，000 元)。 2008 年被访者的年龄。 1 表示“老党员”, 2 表示“新党员”, 3 表示“民主党派党员”, 4 表示其他。 1 表示是工商联成员, 0 其他。 1 表示研究生, 2 表示大学, 3 表示高中及以下。 1 表示女, 0 表示男。 1 表示有任何一项认证, 0 表示没有。

1.政党身份分为四类：A.“老党员”，即在创办自己的私营企业或者企业“改制”之前就入 党的经营私营企业主。在 2008 年的调查中，对于那些通过“改制”获得国有或者集体资产所 有权的私营企业主， 问卷询问了他们进行“改制”的时间； 对于其他没有“改制”经历的被访者， 问卷询问了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经营自己的企业。 由于问卷还同时针对党员企业主询问了入党 时间，因此我们很很容易地计算出一个变量来测量被访者是在创业之前还是之后入党。 ① B.“新党员”，即在开办自己企业之后入党的被访者。C.“民主党派”。不过，由于此项调查 没有涉及加入民主党派的时间这一问题， 因此我们不能够确定被访者是在经营自己企业之前 还是之后加入这些民主党派的。 从日常经验上看， 他们大多是在自己的事业发展之后被当地 干部劝说加入的。D.“群众”，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共青团成员的被访者也被归为此 类。 这主要是因为共青团主要是在中学生中发展成员， 所以不能作为测量政治可靠度的指标。
②

2.工商联成员。这指的是被访者是否是工商联的成员。虽然工商联也和人大和政协对应 设置了行政级别，但是 2008 年的调查中没有收集该方面的信息。因此，它在本文中只是一 个简单的二分变量，其中 0 表示否，1 表示是。 3.2007 年职工人数。 有人会质疑这个变量是否有效， 因为职工人数更多的是与公司相关， 而不是与所有者有关。然而，另一方面来说，企业所有者的特性与企业本身的特性同样密不 可分，尤其是在我国，很多公司所有者也同时是管理者(Chen et al.,2006)。因此，用企业本 身的数据来分析企业主的问题并不是很明显。 此外， 该数据库中没有两个受访者是来自于同 ③ 一家企业的现象，因此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
①

②

③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 “改制”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人认为对一些企业来说， “改制”可以被粗略地理解成中国将国有或者 集体所有企业“私有化”的委婉说法。然而， “改制”不能完全等同于私有化或者管理层收购,因为它提供了合法的政策支持 使得私营企业主摆脱模糊的产权安排：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很多私营企业主使用“红色帽子戏法” ，通过将自己企业注册 为国有或集体企业来掩饰私人所有权。因此，那些“红帽子企业” ，大多数采取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形式，在“改制”之前 就已经是由私营企业主实际掌控了。不过，数据本身没有告诉我们哪些企业戴过“红帽子” 。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忽略 这些公司复杂的财产权，从而在“创业年”的计算上存在偏差。 此外，大多数声称自己是共青团员的被访者都已经超过最高年龄 28 岁的限制。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任何超过 28 岁的共青团员都不再保留团籍，除非该团员担任团内领导职务（该团员必须同时也是共产党员） 。在 2008 年的调查中，全 部 314 个声称自己是共青团员的被访者只有 34 人没有超过 28 岁，比例不到 12%。正是考虑到这一问题，从 2010 年开始，该 系列调查中已不再将团员作为政治面貌的一种。 本文的一名匿名评审提出应该控制行业类型，因为不同行业的雇员数量意义是不同的。行业类型对入选人大或政协的影响可

7

4.营业额。此次调查收集了被访私营企业的营业额，以人民币每 1 万元为测量单位（调 查进行时间为 2008 年 6 月）。 5.慈善。用企业成立后对于慈善事业的投入来测量（以人民币每 1 万元为测量单位） 。 6.认证。以企业是否获得以下认证来评估：ISO9000,CCEE, UL, CE 标志及 QS 认证。① 7.教育水平。问卷中的教育有六个类别，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 、大 专、 大学和研究生。 由于本研究侧重探讨大学学历和研究生学历相对于其他学历是否具有显 著效应，因此教育水平被合并成三个类别，高中及以下； 大学； 研究生。这里大学包括大专。 8.性别。这是一个二分变量：男性和女性。 9.2008 年时的年龄。我们可以从表格 2 中看到，被访者年龄最小的为 21 岁，最大的达 到 84 岁。在中国，人大代表当选年龄不低于 18 岁，但是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最高年 龄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有的甚至担任代表或委员直到去世。 10.从商年数。指的是开始经营私人企业的时间，测量方式是 2008 年减去被访者开始经 营自己的企业的年份。 (四)方法 如前所叙，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常委会”层级的数据，因此两个企业家即便一个为县级， 一个为市级，也很难在技术层面断定谁的实际地位更高（更不要说其中存在的其他争议） 。 因为很可能两人一位县级人大常委，而另一人为市级普通人大代表。也就是说，无法采用 Ordinal 回归。于是，本文对于两个因变量的基本分析策略是使用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也被 称为多项 logit 模型）。这个模型与一般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不同，因为它的因变量可以拥有 两个以上的类别。 这里将会有不止一个回归方程， 而是两个或者以上的方程会被同时估计 （方 程的数目等于因变量内部的数目减一） 。 模型参数表示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对某一因变量 类别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相对于其他参照类别来说的。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性结果 表 2 显示了上述自变量和因变量在人大模型、 政协模型和样本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 数据来看，私营企业主平均拥有超过 6 年的经营经验。其中男性企业主超过 80%。各个企 业的营业额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从最少的 20000 元到最多的近 12 亿元。他们的企业规模由 雇佣 10 人的个体家庭企业，到雇佣 6167 名员工的大型企业不等。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发现： 首先，“县乡镇”级和“地级及以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席位是稀缺资源。690 名被访者 （81.2%）从未被选为人大代表，680 名被访者 (81%)从未当选为政协委员。②对于那些“入 选者”，“地级及以上”比“县乡镇一级”更加罕见：102 名受访者是“县乡镇级”人大代表，58

①

②

能确实存在，但在调查问卷中行业是一道多选题，且没有进行排序。考虑到众多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现实，本文没有采用 行业这一指标。 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是国际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中国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CCEE）是是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工 产品安全认证组织（IECEE）的唯一机构。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UL）是一家独立产品安全认证机构，总部设在美国芝加 哥。CE 标志（法文“Conformite Europeenne”的字母缩写）为符合欧洲健康、安全和环境要求的产品提供认证。QS 是质量 安全的缩写，是中国食品安全的标志，代表对食品和食品制造企业的监管体系。作者在这里没有将所有的认证体系一一列举， 因为不同的认证体系与不同行业紧密相关。例如，一家 IT 企业就不会想要得到食品质量认证。因此，大量的认证并不代表更 高的产品质量。 有人也许会争论说，有证据表明私营企业主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常不会超过 10%。例如，一项报告指出，安徽省阜阳市 1996 年时，有 6.6%的私营企业主是各级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Heberer, 2003)。在我看来这一比例应该更新。人大和政协 中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在最近几年增幅相当大，因为自 2006 年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要求从“两新团体”(新经济和新社会 团体)中吸纳更多的代表。本文中私营企业主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非常接近于个案研究收集的结果，同时与笔者利 用“中国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近些年数据所做的分析(吕鹏, 2012)接近。

8

名是“地级及以上”人大代表，分别占总样本数的 12%和 6.8%。至于政协委员，有 110 名 （13.1%） “县级委员”和 50 名（6%）“地级及以上委员”。进一步分析发现，地级以上的省 级和国家的代表更是稀少：这两级的人大代表分别占 1.1% 和 0.3%；两级的政协委员分别 占 1.4% 和 0.1%。 其次，有相当大比例的被访者是共产党员，分别占人大系统的 30.5% 和政协系统的 29.8%。然而，“新党员”即那些开办自己企业之后才入党的被访者，只占很小的比例，分别 占人大模型的 3.1% 和政协模型的 3.2% 。 虽然进一步的分析揭示， 68.6%的“新党员”在 2001 年以后才加入共产党，但是可以认定的是，一般私营企业主的入党热情不高，他们只占党员 总数的 11.5%。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与媒体的报道相反：当 1998 年私营企业主正式获准 可以入党时，许多记者和评论家预计将会掀起资本家入党的高潮。事实上，之前的研究已经 表明(陈光金, 2006；张厚义, 2007)，多数拥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是“老党员”，他们大部 分都有在国家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经验。 最后，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表 1 中涉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时，存 在大量的缺失值：分别为 843 和 840。换句话说，在两个模型中的样本量，即针对模型中所 有变量都不缺失的个案数量，分别为 850 人和 840 人。也就是说，本文的推论可能更适合于 这些人群，对更大总体的推论尚缺乏一个完美的数据库的支持。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多数没 有回答此项问题的人是因为他们既没有进入人大也没有进入政协。 当然一些其他可能性也不 能被排除，如出于隐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对其他一些问题未予应答。 大量的缺失值不会影响多项 logistic 回归方程对于最小样本量的要求，即每个自变量要 求 15 至 20 个个案。 数据库已经收集了 850 名和 840 名分别拥有人大和政协成员身份的个案， 以及 10 个自变量。因此比率分别达到了 85:1 和 84:1：超过规定的 15-20 个个案，甚至达到 了每个自变量对应 30-50 个个案。
表1 人大模型、政协模型和样本中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人大 因变量 分类 频次 边际百分比 频次 政协 边际百分比

县乡镇级人大 人大或政协成员 (县级政协) 地级及以上 普通 自变量 “老党员” 政党身份 “新党员” “民主党派成员” 群众 是 工商联成员 否 研究生 教育 大学生 高中及以下 女 性别 男 认证 是 232 27 28 563 291 559 93 421 336 160 690 279 27.3% 3.2% 3.3% 66.2% 34.2% 65.8% 10.9% 49.5% 39.5% 18.8% 81.2% 32.8% 224 26 34 556 297 543 95 414 331 154 686 266 26.7% 3.1% 4.0% 66.2% 35.4% 64.6% 11.3% 49.3% 39.4% 18.3% 81.7% 31.7% 102 58 690 12.0% 6.8% 81.2% 110 50 680 13.1% 6.0% 81.0%

9

否 有效值 缺失值 总计 分组人数 观测值 雇员人数（人） 营业额（万元） 慈善（万元） 年龄（年） 从商年限（年） 1625 1566 1583 1687 1693

571 850 843 1693 847a 最小 10 .2 0 21 2

67.2% 100.0%

574 840 853 1693 835a

68.3% 100.0%

最大 6167 118929 8666 84 25

平均值 85.17 2701.82 27.117 44.14 6.33

标准差 314.554 9443.891 239.644 8.865 3.829

注：a 因变量在全部 847 (100.0%) 子类中有惟一取值。

（二）回归结果 我们的分析根据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从检验人大代表（模型 1）开始。然后再加入对政 协委员（模型 2）的分析。两个模型中，卡方值在 0.0001 水平上显著，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 论：因变量和自变量组之间显著相关。此外，在 SPSS 运行的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 多重共线性是通过对 B 系数和标准误差的检测来判断的。B 系数（如表 2 所示）和标准误 差（standard error）都不过大（模型 1 和模型 2 中没有一个被分析的自变量的标准误差大于 2） 。所以没有证据表明该项分析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表 3 确认了假设 1： 经济实力 （在这项调查中由“雇员数量”和“营业额”这两个指标测量） 在人大和政协的选举中只是起到一个“门槛”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在四个回归方程 统计显著性相当微弱（p<0.05 甚至 p<0.1） ，有的情况下显著性则不存在（地级及以上级别 的政协委员，雇员数没有表现出显著性） 。 政治可靠度的一组变量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假设 2.3 认为工商联成员身份对于企业主获 选人大和政协起着很强的作用。表 2 显示确实如此：在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工商联成员身份 显著地增加了企业主当选为“县乡镇”和“地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在“县 乡镇级人大”、“地级及以上人大”、“县乡镇级政协”、“地级及以上政协”几个级别上可能性 分别增长了 3.3 倍，3.8 倍，11.0 倍和 4.1 倍。这和其他学者（Dickson, 2007）的研究发现相 呼应。 然而， 政党身份的影响没有体现出一贯的效果。 如表 3 所示， 在第一个回归方程中， “老 党员”、“新党员”和“民主党派”表现出了统计上显著相关关系，尽管如果坚持更高标准的话， “民主党派”的显著性（P<0.1）可以忽略。更具体地说，创业之前入党的私营企业主当选为 县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的可能性比一般企业主大 3.4 倍，创业之后入党的当选可能性增加了 8 倍。在第二个回归方程中，在地级及以上级别的人大选举中，“老党员”的当选概率增加了 2.5 倍。①然而，在“地市级以上”这里，有两个变化发生了：“新党员”和“民主党派”的显著性 消失了。这些发现证实了党员身份对筛选人大代表有影响（假设 2.1）；尤其是那些与地方 干部有着长期关系的老党员在高一级的选举中占有更多优势（假设 2.1）。

①

应当承认存在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为那些影响企业家成为党员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其成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因素。 我们没有问被访者哪一年被选进人大/政协的相关信息；因此进一步的分析和“损害控制”是不可能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 有效区分了“老党员”和“新党员” 。通常的，那些影响一个人在开始经营自己生意之前入党的因素（例如家庭背景，在单位 的政治忠诚，与单位领导的私人关系等）和决定人大/政协委员的因素不同。

10

“民主党派”成员身份无论是在“县级”还是在“地级及以上”的政协委员选举中都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而党员身份在县这个级别上几乎没有多大作用。 这从全国层面上肯定了其他学者 （Dickson，2007）于 2005 年针对 8 个县所做的局部调查之后的发现。方程 3 和方程 4 所表 明，“民主党派”成员身份非常有利于政协推选，那些拥有民主党派身份的企业主被推选上的 可能性更大，在“县级”和“地级及以上”分别达到 7.7 和 13.5 倍。这和假设 2.2 的推测逻辑一 致：政协作为一个政治协商机构，主要功能是作为“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帮助执政党团结包 括八个民主政党在内的社会政治团体，协调他们的立场和达成政治共识。 除了“民主党派”成员身份， 慈善事业和企业责任认证是另外两个可以用来突出政协和人 大模型的不同之处的变量。在模型 1 中，慈善事业和认证与人大代表资格正相关：慈善总额 每增加一个单位，在县乡镇级和地级及以上级别人大当选的概率分别增加 0.2% 和 0.3%； 持有任何的认证， 这个企业家当选县乡镇级和地级及以人大代表的可能性分别增加大约 71% 和 185%。另外，慈善事业和认证在模型 2 中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由此可以部分的拒绝假 设 3。然而，这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论断：相比与人大，政协对企业家社会责任 的强调相对较弱。 从表 3 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三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特征——年龄、 从商年限和性别——无 论在哪个模型中都对于“被选私营企业主”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证实了假设 4.1。教育水平的 积极作用也得到了支持， 虽然拥有研究生或和大学学历只对地级及以上的人大选举有明显帮 助，分别使得入选的可能性增加了 6 倍和 3 倍。①不过，在县一级政协选举中，表 3 显示， 拥有研究生学历和大学学历使得入选可能性分别增加了 2.4 和 2.1 倍。 并且， 拥有研究生学 历使得私营企业主在地级及以上的政协选举中当选可能性增加了 5 倍。如同假设 4.2 最后一 部分所述的那样， 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统战工作的特点， 政协系统长期偏好于拥有高学历的 优秀候选人。 当然，本文只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对很多其他有助于当选人大代 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因素进行测量， 例如私营企业主和当地干部的个人关系， 而这可能恰恰是 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再比如，私营企业主自身真实的政治意愿也没有被调查，因此无从知晓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参政议政中的作用。此外，任何因果性的解释都应当谨慎，尤其是考虑 到本文中数据没有涉及“时间维度”：我们并不知道被访企业主进入人大或政协的具体时间。 因此内生性和逆向因果性可能都存在。比如，可能存在的一种情况是，有关部门先确定某个 企业家可以加入政协，所以才让其加入民主党派，以获得一定的界别资格。再比如，可能一 些被访者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之前是前任的党政干部， 甚至有可能在创业之前就是人大代表或 政协委员。虽然本文并不试图提供任何因果解释，更不涉及到“机制”层面的因果解释，但仍 然希望接下来的全国调查能够在这方面设计更多的问题、 提供更多的信息， 使得更多更加透 彻的后续分析成为可能。此外，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关注制度解释，通过对某个区域确定时间 段的个案研究，提供更加深入的分析。

①

这里我的发现与迪克森的发现不同，他认为： “教育水平具有曲线性的影响：那些有着高中学历的企业家比学历更低或者更高 的有大学学历的企业家进入人大的可能性更高”(Dickson, 2007：845)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资料收集方式引起的，迪克森 的数据是 2005 年在 8 个县收集的，而本文数据是 2008 年全国范围内的。

11

表3

检验私营企业主“议会”成员资格的决定因素的多项式 Logit 回归
模型1 人大代表 县乡镇级人大 vs.普通企业家 地级及以上人大 vs.普通企业家 Std. Error 1.054 .043 .001 .000 .001 .020 .359 .000 .870 .364 .556 .482 .535 .366 1.038 1.001 1.000 1.003 1.009 2.498 2.614E-9 .905 3.781 5.916 3.209 .773 2.856 模型2 政协委员 县级政协 vs.普通企业家 Std. Error .741 .032
*

地级及以上政协 vs.普通企业家 Std. Error 1.102 .039 .000 .000 .000 .022 .402 .783 .572 .390 .486 .415 .539 .369 1.158 1.000 1.000 1.000 1.023 1.374 1.547 13.512 4.087 4.883 1.186 .583 1.856

自变量 B 截距 从商年限 雇员人数 营业额 慈善事业 年龄 老党员 政党身份 (参 照群:群众) 民主党派 工商联会员 教育(参照群: 高中以下) 性别 认证 -2 Log Likelihood Nagelkerke Pseudo R-Sqr 是 研究生 大学生 女 是 新党员 -3.902 .017 .001 .000
*

Std. Error .731 .032 .001 .000 .001 .015 .282 .481 .540 .257 .436 .268 .356 .259

Exp(B)

B -6.034

Exp(B)

B -4.858 .036 -.002 .000 .000 .015 .644* .923+ 2.039*** 2.401*** .877* .755
**

Exp(B)

B -6.512

Exp(B)

1.017 1.001 1.000 1.002 1.008 3.393 8.021 2.629 3.229 .709 .924 .824 1.716

.037 .001 .000
*

1.037 .998 1.000 .999 1.015 1.904 2.516 7.686 11.037 2.404 2.128 0.606 1.387

.147 .000 .000
+

.001 .000 .001 .015 .273 .538 .496 .280 .401 .281 .365 .256

+

+

.002* .008 1.222*** 2.082*** .966+ 1.172*** -.344 -.079 -.194 .540
*

.003** .009 .916** -19.762 -.100 1.330*** 1.778*** 1.166
*

.000 .023 .317 .436 2.604*** 1.408*** 1.586** .171 -.539 .618 740.336 .399

-.257 1.049 755.487 .395
**

-.502 .327

注：+ p<0.1，* p<0.05，**p<0.01，***p<0.001。预测的总体百分比，模型1为82.5%, 模型2为81.3%。

12

社会学研究

五、结

论

本文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人大和政协系统从私营企业主 阶层中遴选成员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在经济上，经济实力这个因素扮 演的角色不能被过分夸大，更不能将遴选当做一场“金钱游戏”；但另 一方面，经济实力作为一个“门槛”，确实是影响入选的可能性的不可 或缺的因素。在政治上，表 1 和表 2 的分析结果表明了政治可靠性在 人大和政协遴选中的重要性，但是两者由于自身角色和历史习惯的不 同，因此对党员身份和“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偏好不同。社会方面， 人大系统更强调慈善和企业社会责任认证，而政协系统则将教育水平 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 此外，遴选模式在各个不同行政级别上出现了差异。例如，在地 级及以上级别，人大代表的要求标准比政协委员高，其中“老党员”的 贡献更是表现出了统计显著性。除此以外，与县乡镇一级不同，大学 和研究生教育水平对于地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有显著影响。同样，只有 研究生教育水平对地级以上政协有统计学显著性。当然，这些不同要 远远低于人大和政协成员之间的差异。更进一步的省级和全国级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个案研究可能会揭示更多有趣的发现。 受到数据和篇幅所限，笔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仅仅通过本文所揭 示的相关性，我们很难揭示出许多读者所期待的更深层次的因果关 系。这也正是本文放弃提出任何机制层面的解释的原因：如果经验材 料不能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笔者宁愿放弃提出一个无法检验 的“理论”。本文因此没有也无法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一些关键 性的因素进行探讨，这既包括了党政官员、人大和政协官员在这个过 程中的政治考虑和庇护关系，也包括了部分私营企业主自身的政治经 营。 另一方面，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确实也可以提炼出一个描述 层面的术语， 用以概括私营企业主被选入人大和政协的某些特征。 “财 绅政治”一词即为本文的一个尝试。“财绅”在中国不是一个新词，它通 常代指绅士阶级中的“富商”阶层。在中文中，绅士广为接受的称呼是 “士绅”或者“绅缙”，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传统中国意义重大。最初，中 国士绅作为一个阶层主要是指地主，他们大多是退休官员或者其家属

13

社会学研究

和后代(Chang & Zhang, 1955)。 根据儒家的阶级制度， 四个“职业类别” 中，士大夫和农民地位最高，手工业者和商人地位依次下降。实践中， 由于农业是仅次于官宦的行业，士大夫退休之后会通过雇佣佃农成为 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这些地主不一定是商人，但是他们通 常很富有，他们也被期待成为当地儒家君子式的楷模或者核心支柱。 此外，官吏之子渴望通过科举考试，有时通过贿赂，向上流动进入士 大夫阶层，囊中羞涩的绅士有时会选择和商人家庭联姻。尤其是在晚 清，中央权臣联合地方精英发起“洋务运动”，一些富有商人被授予政 治头衔， 有的称之为“红顶商人”(Pearson, 1997)。 这就是中国背景下“财 绅”的来由。 总之，士绅阶层作为富有的统治阶级在稳定中国社会方面发挥了 强有力的作用，他们也因此受到国家的褒奖。虽然乡村的士绅通常不 涉及商业 (Fei,1946) ，但是城市中的士绅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经商的传 统，尤其是 18 世纪 60 年代之后更是如此。尽管一些“财绅”同时也是 买办或者剥削者，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良好的社会形象是对士绅们 的要求，这需要通过资助学校和公共事业，保护地方社会等等方式体 现。 因此，本文引进的“财绅政治”这个词意指的是，想要获得政治头 衔的私营企业主越来越被期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涉及较高 层次的政治头衔时。 要求他们不只是富有， 也需要像“士绅”那样行为。 由此，本文提出需要检验的问题，即一个好的社会形象（以慈善事业、 产品认可和良好的教育这几个方面来表示）是否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这样的政治荣誉相关。 研究发现， 虽然经济和政治因素确实有影响， 但是社会因素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意味着私营企业主成为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许不是简单的反映了庇护主义 —— 它可能在某种 程度上为中国社会新兴的士绅阶层奠定基础或者与此密切相连。 回想起革命年代对于士绅的态度，这股新社会力量的形成或者具 有讽刺意味。在 19 世纪 20 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激进者将地主作为 封建势力加以批判。 毛泽东领导发起对“劣绅恶霸”的攻击来消灭剥削。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地主式士绅”和“文化式士绅”被通过阶级斗 争的方式处决、处罚和受辱，这个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消失了。80 年代 之后情况得到改变，党和国家开始“建设市场经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引入官方意识形态之中。于 是，士绅的势力在经济领域开始复苏，尤其是在那些有着深厚商业传

14

社会学研究

统的省份(章敬平, 2004)。 更加有趣的是， 如有学者(Goodman, 2013) 发 现的那样，通过影响经济精英们个人行为和精神，家庭背景——尤其 是那些父母在党政机关中或者祖父母曾经是 1949 年之前的统治阶级 的新经济精英—— 在促使这些人走上致富的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历史可能不会重演，但是“财绅政治”是否会继续以及它如何影响 历史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陈光金，2003，《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社会参与分析》，陈光金主编《中 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学 习与探索》第1期。 梁建、陈爽英、盖庆恩，2010，《私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管理世界》 第7期。 陆铭、潘慧，2009， 《政企纽带：民营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发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党论、唐清泉，2009，《中国私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吕鹏，2012，《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分化与政治面貌变化》，陆学艺、李培林、陈光金主编《201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2008，《中国私营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公司价值》，《经济研 究》第7期。 张厚义，2007，《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成长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汝信, 陆学艺、李培林主编 《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章敬平，2004，《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drew, M. 2010, “China's Conventional Cruise and Ballistic Missile Force Modernization and Deployment.”China Brief 10(1). Chang, C. & Z. Zhang 1955,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en, G., J. Li & H. Matlay 2006，“Who Are the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A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Attributes and Business Governance.”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13(2). Chen, J. & B. J. Dickson 2008，“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1). Chen, J. & Y. Zhong 2002，“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s 64(1). Chen, M. 2011，Tiger Girls: Women and Enterpri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Choi, E. K. & K. X. Zhou 2001，“Entrepreneurs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Transitional Econom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Rent-seeking.” The China Review 4(1). Dickson, B. 2000，“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4). —— 2007, “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China Quarterly 192(4). Fan, J. P. H., T. J. Wong & T. Zhang 2007，“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s Newly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4(2). Fan, Y., N. Chen & D. A. Kirby 1996，“Chinese Peasant Entrepreneurs: an Examination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34(4). Fei, H. T. 1946，“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1). Goodman, D. 2008，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London: Routledge. —— 2013，“New Economic Elites: The Social Basis of Local Power.” China Studies 18(3). Guiheux, G. 2006，“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Entrepreneurs: Challenge or Opportunity for the

15

社会学研究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cial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73(1). Heberer, T. 2003，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Vie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Strategic Groups. London: Brill Academic Publication. Hu, X. & J. Shi 2009，“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Diversific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Top 500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 3(2). Kennedy, S. 2008， The Business of Lobbying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 H., L. Meng & J. Zhang 2006，“Why Do Entrepreneurs Enter Poli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Inquiry 44(3). Li, H., L. Meng, Q. Wang & L. A. Zhou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7(2). Ma, D. & W. Parish 2006，“Tocquevillian Moments: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by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Social Forces 85(2). Nathan, A.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1). Nee, V. & S. Opper 2009， “Bringing Market Transition Theory to the Firm.”In S. Opper (ed.)， Work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fter Thirty Years of Transition（Vol. 19）. New Yor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O'Brien, K. J. 1994，“Agents and Remonstrators: Role Accumulation by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Deputies.” China Quarterly 138(3). —— 2008，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i, J. C. & S. Rozelle 2000， “Elections and Power: The Locus of Decision-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China Quarterly 162(3). Pearson, M. M. 1997，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ng, Y. 2004，“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1). Tian, Z., H. Gao & M. Cone 2008，“A study of the Ethical Issues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0(3). Tsai, K. S. 2007，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Wank, D. 200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an, X. 2011, “Regime Inclus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Loc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Post-Mao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66(3). Zhou, W. 2009，“Bank Financing in China's Private Sector: The Payoffs of Political Capital.” World Development 37(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杨 典

16



  本文关键词：私营企业主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因素分析，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