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
本文关键词：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自本世纪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外大国的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在昔日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形成中美二元格局。2009年之后，随着中美相对实力此消彼长速度的加快，东亚二元格局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中国的崛起导致世界权力中心的竞争从欧洲转移到东亚。Christopher Layne，“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 The National Interest，May/June，2012，pp21-3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在美国势力范围所覆盖的东亚地区，中国与周边的东亚国家关系发生明显逆转。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东亚地区的利益格局如何在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的基础上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作为新兴崛起国和地区霸主的中美两国战略利益，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决定着东亚秩序的未来走势？中国在争取对自身和整个区域有利的地区秩序走势过程中，需要在周边战略上进行怎样的调整和策略应对？
一、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变化：
中美二元格局由兼容到相斥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是指在一定的国际关系构成中，由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相互联系、制约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它拥有两个维度，一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二是利益关系。我们从这两个维度出发，可以理解本世纪以来中国周边格局的变迁，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地区格局在性质上的变化。目前中国周边问题和矛盾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在南亚和中亚美国势力影响较弱的地区，相关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较为温和，这些区域的利益格局并未发生本质改变。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本世纪以来中国周边的东亚格局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其中，我们围绕组成东亚格局的三条线索展开：一是中美两国和中国与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实力对比变化，二是实力对比基础上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互动，三是东亚地区的公共利益。以下分析框架和研究详见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在该文中，作者把地区秩序区分为“紧密合作秩序”“松散合作秩序”“无合作冲突”与“无合作秩序”四种类型。紧密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平衡，高水平供给可满足强需求。无合作冲突：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高位失衡，低水平供给无法满足强需求。松散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低位失衡，弱需求获得高水平供给。无合作秩序：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处于低位平衡，低水平供给满足弱需求。
“二战”结束后，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以美国军事和市场力量为主导的格局。在这一地区格局下，东亚内部以日本为生产链条的“雁首”，“雁型”模式由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他认为，充当“雁阵之首”的日本为整个东亚地区提供技术和投资。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它将进入成熟期的大规模制造产业转移到雁阵的“两翼”地区，即生产成本已占据优势的亚洲四小龙地区；四小龙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又继续将这些产业转移到“雁阵之尾”，即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诸国及中国沿海区域。Kaname Akamatsu，“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eveloping Economies，Mar/Aug，No1，1962，pp3-25。日本作为美国的亚太盟友，辅助美国满足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需求。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衰落，与此同时中国实力迅速崛起，后者在东亚地区内部格局中，发展成为中心力量。Ramkishen Rajan，“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What Does It Imply for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8，No26，2003，pp2639-2643；Robert SRoss，“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in William WKeller and Thomas GRawski（eds），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7.这一时期，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和主要利益诉求是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心置于全球反恐，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主要是，分享中国和东亚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一利益诉求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东亚地区的作为空间。直至2009年，东亚地区存在中美两个相互兼容并存的主导力量，其基本格局是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和谐并存。祁怀高：《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两种体系的兼容并存》，《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关于亚太地区制度均势战略的讨论，具体参见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在和谐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以互补和彼此兼容的方式满足了地区的公共利益。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高了东亚成员在经济领域的利益需求。东亚地区缺少内部完整的生产-销售市场，大多数成员同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中间环节，其经济运转主要依赖于外部市场而非内部需求，因此对于世界经济环境具有脆弱性依赖，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弱。东亚经济的脆弱性使其成员对于稳定的汇率、市场和相关合作机制、制度建设等公共利益需求程度增强。20世纪末以来，美国为东亚提供经济领域公共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美国开始限制东亚的市场份额，以致东亚“雁型”模式生产链条前端地区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后端地区吞食。周小兵：《和谐东亚的基础经济关系》，《当代亚太》2007年第12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坐视危机在东亚的蔓延。在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及此后的经济萧条中，美国作为危机的根源，无意也无力帮助东亚经济体走出困境。与此同时，为了给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为东亚地区提供公共利益的意愿提升，并发展成为地区内部唯一有能力在经济领域提供主要公共产品的大国。一方面，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实质上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家间的协同发展。渡边利夫：《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东亚的回应》，倪月菊、赵英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冲击提高了东亚地区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的需求，其成员通过给予中国更多友善的回报提升了后者在经济合作领域为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利益的动力，关于这段时期中国自愿、有意识地通过推动合作构造地区“共有利益”的过程参见阮宗泽著《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章。东亚地区经济领域总体呈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松散合作局面。
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和区域内大国关系相对和谐，因此与经济领域不断增长的公共利益需求相比，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公共利益需求较弱。美国在东亚仅以较低成本投入便可维持该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美国作为外部力量，通过与区域内供给相互兼容和互补的方式提高了东亚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美国有意愿和能力为东亚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并且在供给能力上具有优势。中国有意愿在经济领域为东亚提供公共产品，且其供给能力上的优势不断提升。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4/2005， pp64-99.其表现形式是，美国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和关系协调为东亚地区提供常规性安全保护和危机管理，迈克尔·马斯坦杜诺：《不完全霸权与亚太安全秩序》，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国通过推动多边经济合作提高东亚经济体来自贸易等领域的收益。David Shambaugh，，“Asia in Transition：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Vol105，No690，2006，pp153-159；Zhang Yunling and Tang Shiping，“Chinas Regional Strategy，” in Shambaugh（ed），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48-70.中美两国兼容互补的供给总体上满足了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公共利益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通过“以经促政”的战略，换取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善意和良好的周边政治安全环境，并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美国通过低成本维持着地区安全领域的主导权，并从东亚生产网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繁荣中分享经济收益。中美两国和东亚国家在正和博弈中实现了互利共赢。在东亚的力量格局中，中国面对的不是美国的安全联盟体系，而是利益兼容的中美、中日双边关系和与东盟之间相互促进的多边关系。
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时期；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中美邻之间实力对比迅速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差距拉大。中国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韩国、澳新等亚太主要经济体最大的贸易伙伴或出口市场。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中美邻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美在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但是由此引发的利益关系变化，使这种二元格局的性质发生了重要改变。此前，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更多在于从地区经济繁荣中获益，特别是分享中国发展的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壮大，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巩固和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和地区霸权，以防止中国崛起成为东亚地区新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开始试图获得与自身实力和贡献相匹配的地区影响力。因此，中美两国的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变化。根据不同领域和议题上，中美之间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和互利共赢的正和博弈共存，但零和博弈上升为主导性规则。东亚地区二元格局的竞争性和相斥性开始替代其互利性和兼容性。
尽管美国和东亚诸国对中国的相对实力下降，但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力量格局中，中美各自力量及其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博弈关系，变为中国与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美国依靠其地区军事联盟关系对东亚秩序的走向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规则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相对实力衰落的美国，开始试图强化其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利用其盟国力量，挑动它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推动并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安全体系。朱锋：《奥巴马政府“转身亚洲”战略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7页；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美国不但通过双边手段加固与这些国家的联盟紧密度，而且在背后推动其亚太盟友及准盟友之间军事关系的深化。Richard Tanter，“The New American-l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the Asia Pacific：Binding Japan and Australia，Containing China，” Japan Focus，March 17，2007；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美国的联盟体系对中国的制衡可能导致地区力量格局的天平进一步向美国倾斜，以致亚太地区权力结构更加失衡。
由于战略利益的变化，中美两国的互动关系在2009年之后出现重要调整，并由此影响到东亚地区公共利益的供求关系。安全和经济领域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竞争和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杨原也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机制是为区域内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机会，并由此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引起了美国战略上的制衡。一方面，随着美国做出的一系列“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和东亚地区国家对于中美两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预期不断上升，对于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引发冲突的担忧日益加深。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Tammen，“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9，No4，2003，pp269-271；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Thompson，“Power Transition，Challenge and the（Re）Emergence of Chin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9，No4，2003，pp315-342；Ronald LTammen and Jacek Kugler，“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No1，2006，pp35-55；高原明生：《日本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秩序》；金炳局：《夹在崛起的中国与霸权主义的美国之间：韩国的“防范战略”》，载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郑永年：《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5期。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和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的对华战略增加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深化矛盾的方式，刺激部分东亚国家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产生更强的现实需求。在美国力量的影响下，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海域的领土争端被视为地区安全隐患。Joshua PRowan，“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Asean，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Vol45，No3，2005，pp414-436.这些因素都导致东亚成员对于安全领域公共利益的需求不断加强。
在公共利益需求上升的同时，中美两国在地区公共领域的相互兼容性越来越低。主导权竞争导致东亚地区各种合作机制和规则之间相互掣肘，区域公共利益的供给效率明显下降。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王明国：《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美国从接触逐渐转向遏制发展的对华政策和中美两国在处理地区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是地区合作陷入困境的根源。它使亚太地区的博弈关系陷入如下局面：美国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纵容和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矛盾的深化，使这些国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军事联盟体系和经济合作机制产生更强的心理需求和依赖；一些东亚国家利用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在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索要高价；同时，这些国家又可以通过与中国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谈判意向和进程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试图从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竞争和相斥的东亚二元格局下，中美邻的战略博弈使地区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合作议题渐渐发展成为服务于大国权力竞争和小国从中渔利的战略工具，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而逐步丧失共同合作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地区公共福利的初衷和功效。美国力推TPP的重要政治意图之一在于通过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议程瓦解中国和东盟多年努力建立的“东盟10+X”合作框架，破坏目前东亚地区经济领域以中国为中心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规则。美国意图通过主导TPP，取代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多边合作体系，将安全、经济两大体系共同整合于美国的管理之下。TPP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它对于中国主推的东亚合作都具有明显的消减作用。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宋伟：《试论美国对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限度》，《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在钓鱼岛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中日韩合作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政治对抗性而保留的经济平台，同时也是日本在TPP谈判中向美国施压的筹码。在大国竞争的胶着局势下，东盟国家也试图以共同体形式推动RCEP，力求重新获得东亚合作的驾驶员地位。各方都意图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经济合作机制和框架，以致不同机制和框架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彼此拆台。中美两国在处理东亚地区公共事务上相斥程度的提高同时意味着，通过建立多边机制的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贺凯认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中国和东亚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制度制衡手段，即通过多边机制缓解压力和威胁，并以此构建地区安全秩序。Kai He，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手段缓解压力和威胁，构建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空间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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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键词：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本文编号：23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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