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治理
发布时间:2021-02-01 10:02
为提升突发事件中公安机关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与风险防控职能,有必要对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和查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剖析网络谣言的治理成效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运用BDP数据可视化分析工具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268个网络谣言案例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网络谣言传播机理、文本特征的更新加大了网络谣言的查处难度,紧急状态下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发生异化。公安机关应根据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理和变化趋势,依法采取科学防控措施、完善预警机制、规制案件处置流程、创新治理方法、严格规范执法,构建以数据驱动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通过对疫情期间网络谣言治理问题的实证研究,审视病灶并对症下药,回应社会公众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和期待,为公安机关切实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有效控制执法风险提供理论指引。
【文章来源】: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20,(03)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疫情期间网络谣言发展趋势图
运用BDP数据可视化分析软件对网络谣言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绘制如图2所示的网络谣言词云图,得到出现频次最高的15个词语:新型冠状病毒(79次)、传染(75次)、肺炎(74次)、武汉(56次)、确诊(51次)、病人(38次)、隔离(34次)、村镇(30次)、医院(27次)、小区(26次)、死亡(19次)、疑似(17次)、发热(16次)、超市(11次)、指挥部(10次)。高频词语能够反映谣言文本的内容特征,词频数据表明网络谣言的内容主要聚焦于疫情信息本身,同时还涉及公众生活秩序与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多地都出现了以“指挥部”之名发布虚假防控信息的案例,而“村镇”一词的高频次出现则说明除城市以外,村镇的谣言治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所以在网络谣言的甄别环节,应当特别注意这些高频词语的搜集和比对。2.4 微信成为疫情期间网络谣言传播的重灾区
在政府采取严格管控措施的紧急状态下,网络社交平台成为居家隔离的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如图3所示,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平台呈多样化,除QQ、微博、微信、贴吧之外,还出现了快手、抖音等新兴网络社交平台,绝大多数平台以运营移动端应用为主要业务,网络谣言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传播的态势明显。从各平台传播的谣言数量上看,QQ、快手、抖音、贴吧、短信、传统媒体和论坛的占比均未超过2%,90%以上的网络谣言来源于微信和微博,其中微信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占比高达81.72%。而微信这种相对封闭的私人社交平台,为网络谣言的隐蔽传播提供了可滋生环境,加剧了网络谣言的治理难度。2.5 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载体形式呈多媒体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突发危机事件中谣言追责的理性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支撑的讨论[J]. 陈堂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05)
[2]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特点、影响与对策建议[J]. 马立德,李占一. 新闻战线. 2020(03)
[3]网络谣言的成因及打击策略[J]. 明乐齐.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8(02)
[4]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发展态势与管控研究[J]. 缪金祥.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6(02)
[5]政媒共治:灾难事件中网络造谣与辟谣的信息行为研究——基于“8·12天津爆炸事故”谣言的内容分析[J]. 曾润喜,魏冯. 电子政务. 2016(05)
[6]微信的传播特性与北京微信治理体系建构对策[J]. 李茂,王一诺. 电子政务. 2015(08)
[7]论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J]. 欧科良,胡宇.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3(06)
[8]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J]. 黄毅峰. 理论与现代化. 2010(03)
[9]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传播系统及过程分析[J]. 王灿发,何雯. 青年记者. 2009(33)
[10]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的时段性特征及管理对策[J]. 李志宏,何济乐,吴鹏飞. 图书情报工作. 2007(10)
本文编号:3012597
【文章来源】: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20,(03)
【文章页数】:8 页
【部分图文】:
疫情期间网络谣言发展趋势图
运用BDP数据可视化分析软件对网络谣言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绘制如图2所示的网络谣言词云图,得到出现频次最高的15个词语:新型冠状病毒(79次)、传染(75次)、肺炎(74次)、武汉(56次)、确诊(51次)、病人(38次)、隔离(34次)、村镇(30次)、医院(27次)、小区(26次)、死亡(19次)、疑似(17次)、发热(16次)、超市(11次)、指挥部(10次)。高频词语能够反映谣言文本的内容特征,词频数据表明网络谣言的内容主要聚焦于疫情信息本身,同时还涉及公众生活秩序与疫情防控等方面的内容,例如多地都出现了以“指挥部”之名发布虚假防控信息的案例,而“村镇”一词的高频次出现则说明除城市以外,村镇的谣言治理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所以在网络谣言的甄别环节,应当特别注意这些高频词语的搜集和比对。2.4 微信成为疫情期间网络谣言传播的重灾区
在政府采取严格管控措施的紧急状态下,网络社交平台成为居家隔离的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如图3所示,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平台呈多样化,除QQ、微博、微信、贴吧之外,还出现了快手、抖音等新兴网络社交平台,绝大多数平台以运营移动端应用为主要业务,网络谣言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传播的态势明显。从各平台传播的谣言数量上看,QQ、快手、抖音、贴吧、短信、传统媒体和论坛的占比均未超过2%,90%以上的网络谣言来源于微信和微博,其中微信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占比高达81.72%。而微信这种相对封闭的私人社交平台,为网络谣言的隐蔽传播提供了可滋生环境,加剧了网络谣言的治理难度。2.5 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载体形式呈多媒体化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突发危机事件中谣言追责的理性问题——基于区块链技术支撑的讨论[J]. 陈堂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05)
[2]重大突发事件中谣言的特点、影响与对策建议[J]. 马立德,李占一. 新闻战线. 2020(03)
[3]网络谣言的成因及打击策略[J]. 明乐齐.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8(02)
[4]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舆情发展态势与管控研究[J]. 缪金祥. 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2016(02)
[5]政媒共治:灾难事件中网络造谣与辟谣的信息行为研究——基于“8·12天津爆炸事故”谣言的内容分析[J]. 曾润喜,魏冯. 电子政务. 2016(05)
[6]微信的传播特性与北京微信治理体系建构对策[J]. 李茂,王一诺. 电子政务. 2015(08)
[7]论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J]. 欧科良,胡宇.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3(06)
[8]谣言传播与社会冲突的内在逻辑探析——从瓮安“6·28”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说起[J]. 黄毅峰. 理论与现代化. 2010(03)
[9]突发公共事件的谣言传播系统及过程分析[J]. 王灿发,何雯. 青年记者. 2009(33)
[10]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模式的时段性特征及管理对策[J]. 李志宏,何济乐,吴鹏飞. 图书情报工作. 2007(10)
本文编号:301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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