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的重大机遇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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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 发布日期：2016-01-22

摘要：习近平主席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应深刻认识并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进程中，可以寻找其中更多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可以放大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比较优势。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巨大机遇，，香港的当务之急是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更好地发挥香港重要作用、解决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构建以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伟大战略构想；是中国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上，站在造福于更多国家和地区、重塑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景之上，提出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对外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是通过形成良好的、互动的周边环境，维护中国海权和陆权的核心战略。推进建设“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调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积极性，更需要形成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两岸四地相向而行的集成优势。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要把握住

这一历史机遇、重塑香港的核心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香港在软件和硬件上具有不可取代、难以复制的特殊优势，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机遇，香港主动呼应并占据国家战略制高点，将形成全新的可持续的战略要地，重塑香港的核心竞争力。

（一）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进程中，可以寻找其中更多的共同点和交汇点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使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努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共同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共享发展的权益和利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中国一贯遵循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原则，契合沿带沿路国家的共同利益。沿带沿路各国和地区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也是共享发挥成果的兄弟。这一战略构想如能变成现实，将共同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沿带沿路地区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国不但需要与大国强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且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进入新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关照他国利益，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香港首先应把自身作为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在祖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共享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长期以来，香港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香港一直是国家连接国际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桥头堡。香港只有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同时也才能为自己带来新的发展。国际化因素与内地发展因素交织互动，形成香港经济的独特特征，随着时间推移，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将起到决定性作用。2014年内地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50.3%，占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总额53.9%。截至2014年底，内地在香港上市企业共有87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0%，占香港股市全部集资额的74%。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全球最大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截至2014年底人民币存款达1.2万亿，经香港银行处理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再升63%，达至6.3万亿。截至2014年底，内地访港旅客占全部访港旅客77.7%，为香港带来数以千亿港元的经济收益。香港服务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93%，在为内地制造业和广阔市场服务的同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保持了约3%的增长和约3.2%的发达经济体最低失业率。

从未来发展空间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覆盖46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3%，GDP总量约22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30%。区域内大多数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这是中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投资的重点，预计在今后25年内国内将大幅提高对该地区的投资，其比重将逐渐占到中国对外总投资的70%，成为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重要区域。“一带一路”战略将为香港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香港金融业的领先优势将有机会转化为实际效益。香港既是世界著名的国际性金融中心，也是目前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角色独特，这个一手牵着中国内地金融市场、一手牵着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城市构成的全球金融市场，是国家最宝贵的金融资源。香港有诸多国际金融机构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也有众多基金公司和财富管理公司，这些公司汇聚了具有全球知识和经验的高端人才，可以为内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所需的金融信息、国际联系和专业配套服务。2014年开通的“沪港通”与正在准备开通的“深港通”，表明香港在内地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接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和上合组织金融机构的筹建，为香港发挥优势提供了更大空间。香港不仅在投资融资、项目资金管理、资金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以派上用场，香港完善的金融体系、专业的金融分工、透明标准化的金融产品、齐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强大的金融信息聚集、金融研发能力和境外融资能力等综合优势更可以产生集成效应。

（二）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可以放大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比较优势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让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走出去”的中国力量为一个古老文明注入了开拓进取的基因，也为香港创造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新空间。近两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大大加速。中国对外投资区域也不断扩展，从投资的国别地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已经从传统区域逐步拓展，多元化区域投资特征明显。2014年中国内地对亚洲投资增长了48.9%，对东盟增长了27.6%，对非洲增长了将近22%，对香港投资增长了50.8%，对俄罗斯增长了35%。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深入，随着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战略构想和倡议的响应，围绕这一地域的贸易和投资将有大幅增加，这将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沿线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还有九个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有关专家预测，亚洲地区除中、日、韩三国外，未来十年基础设施每年投资需82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总投资金额分别为1600亿美元和2800亿美元，相关国家自身仅能提供约4000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在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9%，高出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四个百分点。过去十年，中国企业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就从1.8亿美元扩大到86亿美元，年均增加54%，这充分表明共同投资潜力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快紧密合作与深度融合，而香港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力资本流通的综合优势，可以通过为国家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的合作，推动形成更为合理的跨区域、跨市场、跨国境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在更高水平上整合或运用不同国家、区域的生产要素，加快各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

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利用开放的市场、优越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法律法规等先发优势，在配置全球性资源方面抢占鳌头。香港的港口和机场都是现代流通的国际性枢纽。港口条件优越，多年位于世界货物周转速度和中转比重的前列，维多利亚港是深水不冻港，可供远洋轮随时进出；海港外有天然屏障，港口风平浪静，是仅次于美国旧金山市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第三大优良的天然港口。香港机场管理水平国际一流，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24小时全天候运作，可直飞全球约180个地点，2014年旅客接送量达到6200万人次；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航空货运站和三家高效率的空运中心，每星期约有4100架次定期客运和全货运航班，前往全球145个目的地；2001年以来期间八度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香港在全球资讯科技的国际排名中位居前列，在2013年10月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全球各国及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排行榜中，香港位居第10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3年全球资讯科技报告”，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在第14位，在亚洲排在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之后。这些有利条件，用则有，用则多，用则增，用则强；不用则无，不用则消减，不用则不成其为优势。香港优势发挥好的时候，香港经济就繁荣，反之则萧条。“一带一路”为香港创造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最好机遇。

（三）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进程中，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前沿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已经开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先导的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毫无疑问，香港在这样的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中机遇唾手可得。

中国在全球、亚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在国际、洲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决定着香港的作用只能增强不能减弱，香港的地位只能提高不能降低，香港与祖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发展理念、思路和策略原则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必要调整。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上个世纪80年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今天的中国不同于60年前全球冷战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迫切需要重新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合作，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应有的胸襟和气魄。古丝绸之路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一种文明交流、交往和交互的文化符号，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其所展现出的互利共赢合作理念以及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将再一次唤醒沿线各国对经贸文化交流的认同。香港是世界公认的经贸文化之都，可以率先塑造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新秩序的市场环境，率先塑造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价值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也是对人类社会可以做出的新贡献

香港长期处于祖国开放发展前沿，扮演着亚洲贸易航运中心的角色，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中国与欧洲和美洲贸易的重要节点。过去十年，香港贸易最大的变化是在转口贸易下降的同时离岸贸易活动快速发展，表现出从较高增值的转口贸易向较低增值的离岸贸易转变的显著特征。中国从2014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成为120多个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3%。香港只有强化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做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化桥和合作纽带”，保证转口贸易比重保持在一定水平，保证满足新的机遇产生新的市场服务需求，就可以避免贸易及相关产业进一步虚拟化。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出口依赖度高，平均在35%左右，其中很多国家已将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香港在推进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一方面可以为这些巨大贸易流量可能产生的服务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一方面可以推动与内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转型升级，努力恢复其作为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基本属性，进行功能创新，拓展CEPA的实际效用；再一方面，推进内地与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准确把握其发展潜力；另外，配合内地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也可以为香港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

（四）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在内地经济新常态动力机制转换中发挥共振作用，同时起到对冲国际风险的防火墙作用

“一带一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通过强劲的、更有效的、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格局，籍此打破一些国家以霸权主义为主导的所谓战略再平衡，有利于构建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新平衡，对冲国际战争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有利于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争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战略主动和回旋空间；有利于我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发展周期。环顾全球，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处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轴心地位，国家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创造和平环境是大家的共同愿望。经过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已经成具备技术优势和可输出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将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规模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动力机制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红利”“改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制度红利”将替代曾经发挥重大作用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实现动力机制、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管理方式的重大转换，将使中国继续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发展韧性、发展空间的经济体。香港可以继续与祖国内地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分享市场、投资、贸易、环境发展中的收益，可以搭“一带一路”这个最大的“顺风车”，也可以与祖国一道共同创造快速车，还可以搭祖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便车”，与祖国共同满足世界特别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个崛起中大国的新期待。

香港具有丰富的国际化人才，这是香港独特的条件。香港具有“两文三语”优势，香港是英语与粤语通用的城市，港人从小接受英语教育，在国际商业中具有语言优势，回归之后与内地往来密切，普通话也成为港人重要的语言工具。香港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熟悉国际规则、法律、惯例，有丰富的处理国际业务的经验，可以作为内地企业的转换带和桥梁。香港法律制度与国际相关法律制度接轨，具有法制社会的基础和框架，这使香港有可能在法制化社会得以改进和改善。目前尽管香港创新驱动的动能不足，但全球科技创新的高端资源仍向香港聚集，世界多所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选择落户香港。如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2015年2月决定在香港成立卡罗琳医学院中国／香港中心；美国康奈尔大学也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培育动物医学方面的专才；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2014年在香港开设分校。香港专业服务发达，聚集了大量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和高端服务人才，能够提供国际化水平的专业服务。这些专业服务机构熟悉国际管理、西方会计制度、税例商业管理与顾问、会计及审计咨询，这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不可或缺的服务。应该强调的是，香港企业经历了从香港向内地转移、从内地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的过程，在国际经营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既需要克服转入国的限制，也需要适应转入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更要面对当地企业的竞争，在这方面香港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香港在祖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中，抓紧将这些积累的优势转化为新的优势，可以为香港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五）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国际国内互动、互通和互补的跨国界大区域和次区域的新布局中，应该也可以找到自己新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方向

多年来中国区域布局基本上是在国内规划各区域发展，这种规划思路和方法已经严重滞后于今天中国发展的实际，滞后于世界和区域发展的实际，也难以更好地发挥香港的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对不适应这一布局的区域规划作出适度、适当和适时的调整，形成国内布局与对外开放布局互为表里、链接一体、相互支撑的新布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东快西慢、陆强海弱格局。由于香港等主要因素，沿海地区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15%。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与东部地区平均167公里出海距离相比，西部地区平均出海距离长达2052公里，是东部地区的12.3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间开放程度的不平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打破长期以来区域、产业和开放领域思维、视野和边界的局促，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也可以为香港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使香港的区位优势重新得到发挥。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将逐步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中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中国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弥补传统欧亚大陆桥辐射力的缺失，将西部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了一起，以跨境大贸易大合作大通关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中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

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特殊的区域位置，香港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国际化中心城市，而且香港地理位置居中，是内地通往世界的南大门，是沟通远东各地，联结澳洲、欧洲、美洲各地的枢纽点。近年来香港与广东、澳门与广东分别签署了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其战略定位之一就是建设世界级大城市群，包括香港在内的粤港澳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在“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区域位置不可替代。香港与深圳在推进港深一体化发展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如进一步打通信息流、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阻障，香港与深圳将共同成为国际重要枢纽，其地位将难以取代。在内地区域布局中，推进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都将成为“一带一路”新增长点。这也是香港链接内地与国际新的着眼点。粤港澳地区处于亚洲的中心地带，亚洲处于亚太中心地带，亚太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因此，对中国“一带一路”而言，粤港澳地区是沟通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通道和枢纽。

二、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巨大机遇，

香港的当务之急是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

更好地发挥香港的重要作用、解决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面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香港社会应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责任感、自豪感和解决自身问题的紧迫感。把香港放在祖国发展的大棋局下，放在世界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找到打破局限的路径。

（一）香港当前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表现为发展失衡、贫富失衡、产业失衡、心态失衡和动能不足

一是发展失衡。2014年香港经济增长2.5%，低于2013年3.1%。特区政府预测2015年香港经济增速是1%～3%，市场一般预测是2.5%左右，低于亚洲曾经的其他三小龙的水平。特区政府预计2016年—2019年香港经济增长率为3.5%，低于过去十年平均增速。《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十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已上升一位与香港并列第五。2014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连续12年第一的香港首次被深圳超越。香港在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从回归初的16%下降到目前不足3%。以同为都会城市的新加坡为例，过去20年香港经济年均增幅只有3.4%，而新加坡却高达5%以上；两地人均GDP在20年前相差不大，但2014年新加坡人均GDP高达5.5万美元，香港则不足4万美元；在全球旅游竞争力的最新排名也不如新加坡。与此同时，内地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也正在迎头赶上，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香港综合经济竞争力已被深圳超越。香港经济动力减弱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问题，除了有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外部环境，香港正面对着前有强敌、后有追兵、自身后劲乏力的困境。

二是贫富失衡。2013年香港人均GDP3.8万美元，但贫困人口却达131.2万历史新高，占总人口的19.6%，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贫富最悬殊的发达地区。雇员报酬占GDP比重从上世纪末的55.6%降至2013年的50.8%，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451升至2011年的0.537，低收入人群不断壮大。从2003年到2013年，香港实际GDP增长了55.6%，而从业者的薪金并没有明显提高。香港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2003年是一万港元，2013年是1.3万港元，折合年增长率不足3%，“按行业类别划分的就业人士评价薪金指数”显示，以1999年第一季度为100，2003年和2013年所有行业类别的实质指数分别为106.8和114.3，表明香港普通工薪阶层并未从对内地开放中得到实惠。1985年—2014年的30年间，香港私人住宅售价狂涨13.9倍，但人均名义GDP只上升5.4倍，房价升幅比收入快1.5倍以上，加上高楼价、高租金影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减少了年轻一代发挥才智和就业选择的机会。这是导致香港社会问题的重要动因，社会大众和大资本越来越对立，香港社会弥漫着仇富的气氛。

三是产业失衡。过去十年间，香港除了金融和旅游的比例略有增长外，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比例几乎没有变化。2009年，特区政府提出发展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环保等六项优势产业，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六项优势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7.4%增加到2012年的8.7%，五年仅增加了1.3个百分点。目前香港第二产业比重不到10%，其中“纯粹”的制造业比重不到2%，以金融、地产为代表的高价值低就业产业与以餐饮、旅游等低价值高就业服务业之间的“二元”分化越来越严重。香港经济、产业、社会诸领域关系结构呈现出固化和僵滞状态。香港的优势在于服务业，但服务业发展必须建立在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之上，香港本地服务市场需求不足，外部市场服务需求难以保障，占GDP的90%以上高比例服务业使香港经济趋于非实体化和虚拟化。尤其在香港服务业中金融和贸易物流比重较大，两大产业对外部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四是心态失衡。香港社会心态失衡是导致社会畸形和矛盾丛生的重要原因。不论是哪个阶层，皆有不满之理由：年轻人缺少上升空间和机会，普遍对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得到高薪岗位的机会、具有自己住房的机会、在社会受尊重的机会减少满腹不满，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和代际传承正在瓦解“人人都可以会成为富人”的香港梦。年轻一代对社会不满加重，反应形式趋于对抗性表达和暴力化表达，导致香港社会具有动荡的社会基础。老年人中大部分缺少生活保障，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资料，截至2015年年中，香港60岁以上人口为160万人，占总人口的22%，已经远超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10%的上限，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在2041年达至30%。而香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地区，香港有近1/3的长者生活于贫困线下，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13.3%的水平。据此估算，到回归50年，香港将有近百万长者处于贫困状态。

本段主要数字和自来来自朱文晖博士内部研究报告。中产阶层由于资产波动、收入几乎停滞、实质生活水平下降、“中产下流”的自我感知、社会阶层对立等问题，也对社会产生抵触心理。“占中运动”就是典型的香港社会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较量转向全面、非理性、不合作的政治对抗的表现。

五是动能不足。香港经济高度依赖于单一的服务产业及其产业的二元化形态使得香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空间狭窄，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而且，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长期难以突破和解决，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内生动力，经济虚拟化和发展波动性的隐忧一直难以消除。新增长点培育受到较大制约，回归乃至于回归前至今，香港R&D（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从来没有超1%，大体维持在0.8%左右，本地产业投资不活跃，科技研发投入无内在推力。创新要素和活动的缺乏，再加上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服务业结构的虚拟性和外向性化，导致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香港人口年龄中位数快速上升，每年增加约0.4岁，2013年已达到42岁。年龄中位数的上升，意味着城市活力的下降，也意味着今后对于社会福利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幅增加。

（二）香港在新形势下，既有难得的机遇，又有巨大的挑战。香港既要正视自己的优势，也要提高现代政府执政能力，特别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整体进行战略设计的能力。建议香港特区政府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当前重点抓五件大事

一是抓紧研究确立香港在祖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香港融入“一带一路”和香港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方案，与中央政府密切配合，综合国家战略需要、香港自身利益以及资源优势，明确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和“十三五”期间所承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功能，相关职责和义务，确定当前和未来五年香港战略行动计划。

二是争取在香港组建“一带一路”投资基金。建议由特区政府牵头成立香港“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或香港丝路投资基金，为香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平台支持。专门成立法定机构或委托现有法定机构负责管理和运作，基金由特区政府、民间和社会资本构成，可重点吸引在港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参与，包括伊斯兰金融、非洲在港资金等。资金在严格风险管控的基础上实行完全市场化规范运作。

三是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在香港设立境外运营的融资机构。建议特区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专业研究机构，就香港承担亚投行境外运营的融资功能进行深入研究，对这些功能在香港运营的优势和益处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并编制具体的操作方案，以此争取中央政府作出决策。

四是切实落实《粤港合作框架》。前几年签订的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对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三地经济融合发展、互动发展和互补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省是香港产业转移、产业服务、产业链链接的最重要省份，也是中国内地GDP总量、税收总量、贸易总量排在第一位的经济大省，广州、深圳等城市与香港比肩而立，这是需要承认并适应的现实。内地发展快了，这对香港是压力更应该是动力，这对粤港合作框架确定的把这个地区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有力支撑，也使这个地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定位更加重要，借力“一带一路”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就可以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五是抓紧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立体化重要枢纽。香港具有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高端人才集聚的比较优势，具有空运、海洋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的立体交通能力，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与伊斯兰国家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把香港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道和重要枢纽，既是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经之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安全的需要，也是突破美国及其盟友对我国进行海上围堵的需要。香港这个地位确立了，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也就找到了，整合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的效率和水平也就提高了。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弘扬起来，香港也可以起到重要而独特的作用，香港社会只要转变思路，转变过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就一定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

（编辑：张伟）

来源：《全球化》，2016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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