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社会嵌入性治理机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发布时间：2021-11-02 23:03
发展海外投资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治理机制。已有大量文献讨论了国家层面的良好关系如何有助于降低微观层面的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但东道国国内政局变动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会在相当程度削弱国家关系对投资风险治理的有效性,因而有必要将风险治理从国家关系层面拓展到社会关系层面,探讨海外投资企业通过嵌入当地社会提升风险治理能力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讨论社会嵌入与国家关系这两种治理之间的协同效应。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企业家为对象的研究表明,我国同时存在"双边关系—政府认同—投资风险"的国家治理模式和"社会嵌入—社会认同—投资风险"的社会治理模式,二者的协调效应表现在社会认同的增强有利于促进政府认同。因而中国企业走出去应避免"国家中心论"或"社会中心论"的片面性,"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双管齐下,才能全面提升海外投资的风险治理能力。
【文章来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0,35(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投资风险的国家治理模式框架图及影响路径
本文以“已经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家”为研究对象，实证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社会嵌入性影响机制及治理模式，为国家从微观层面推动企业更好地规避投资风险提供对策建议。由于跨国调研有较大难度，本文将调查地点选择在国内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中国企业家进行调研，探知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切实感受和主观认知。之所以选择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是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已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能为调研提供便利;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5%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一带[28]。具体调研过程中，研究团队在各地经委、工商联、企业家协会和学校“上合组织培训基地”的支持下，实地走访相关企业，与企业家面对面访谈，以较好地了解企业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切实感受，获取有深度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这些企业家的介绍，接触更多的已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家，充实和扩大调研对象。在此基础上，采取便利抽样(因为企业问卷调查进入难度较大，很难做到随机抽样)加分层抽样(保证样本尽量与总体分布一致)的方法，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共发放300份问卷实施“结构式问卷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92份，通过“结构方程”(AMOS软件)定量分析，验证社会嵌入性如何通过“社会认同—政府认同”的中介效应影响投资风险，并得出不同路径的影响系数。(二)研究框架
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民营企业家的主观评价，再采用因子分析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判断。社会嵌入性问卷调查共列举了15个测项(见表4)，所有测项的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卡方值为7564.625，相应的概率P值接近于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15个测项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KOM值为0.906，也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OM值大于0.5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再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提取的5个公因子解释了93.926%的总方差。根据分析需要，给这5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环保团体因子、当地社区因子、宗教组织因子、当地媒体因子和当地工会因子。量化的因子分析结果能检验社会嵌入性的多维意义结构。按照假设2的预设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拟合。图3以直观的形式反映了投资风险的社会治理模式，表5则报告了“关系嵌入—信任—转移意愿”的路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嵌入的5个测量变量对社会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路径均明确。标准化影响系数表明，企业与当地媒体的关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程度最强，为0.603;企业与当地工会的关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程度最低，为0.130;企业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企业与宗教组织的关系、企业与环保团体的关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程度依次为0.466、0.362、0.201。究其原因，主要是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东道国民众毕竟是少数，所以其通过工会对整个社会认同的影响作用有限。数据还显示，社会认同对投资风险的负影响效应显著，影响路径明确，标准化影响系数为-0.303，影响程度较高。通过AMOS软件运算得出的?2值为4264.7，通过了α=0.001假设检验，模型拟合很好;拟合优度指数RMSEA=0.137，说明模型适配性不错;相对拟合度指数CFI=0.885,RFI=0.833,NFI=0.873，因而拟合为优。总体而言，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假设2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逆全球化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视角[J]. 郭周明,田云华,周燕萍.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2]“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与信用问题——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为例[J]. 孙志毅,许可,杨文静. 河南社会科学. 2019(10)
[3]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孕育、生成与有效应对[J]. 林红.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17)
[4]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投资风险——东南亚地区的证据[J]. 张晓涛,刘亿,王鑫. 国际贸易. 2019(08)
[5]“逆全球化”风潮下中国在美洲非常规油气投资风险分析[J]. 王双,周云亨.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6]“一带一路”投资风险与中国企业ODI方式选择——基于企业内外部双因素视角的实证检验[J]. 张长征,徐艺. 管理现代化. 2019(03)
[7]“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识别与对策研究[J]. 张栋,许燕,张舒媛. 东北亚论坛. 2019(03)
[8]“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媒体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J]. 李红秀. 学术论坛. 2019(02)
[9]非政府组织、地方治理与海外投资风险——以湄公河下游水电开发为例[J]. 韩叶.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01)
[10]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OFDI布局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J]. 黎绍凯,张广来,张杨勋. 商业研究. 2018(12)
本文编号：3472545
【文章来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0,35(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投资风险的国家治理模式框架图及影响路径
本文以“已经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家”为研究对象，实证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社会嵌入性影响机制及治理模式，为国家从微观层面推动企业更好地规避投资风险提供对策建议。由于跨国调研有较大难度，本文将调查地点选择在国内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中国企业家进行调研，探知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切实感受和主观认知。之所以选择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是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已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能为调研提供便利;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85%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一带[28]。具体调研过程中，研究团队在各地经委、工商联、企业家协会和学校“上合组织培训基地”的支持下，实地走访相关企业，与企业家面对面访谈，以较好地了解企业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切实感受，获取有深度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这些企业家的介绍，接触更多的已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家，充实和扩大调研对象。在此基础上，采取便利抽样(因为企业问卷调查进入难度较大，很难做到随机抽样)加分层抽样(保证样本尽量与总体分布一致)的方法，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共发放300份问卷实施“结构式问卷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92份，通过“结构方程”(AMOS软件)定量分析，验证社会嵌入性如何通过“社会认同—政府认同”的中介效应影响投资风险，并得出不同路径的影响系数。(二)研究框架
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民营企业家的主观评价，再采用因子分析定量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判断。社会嵌入性问卷调查共列举了15个测项(见表4)，所有测项的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卡方值为7564.625，相应的概率P值接近于0，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这15个测项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KOM值为0.906，也适合进行因子分析(KOM值大于0.5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再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提取的5个公因子解释了93.926%的总方差。根据分析需要，给这5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环保团体因子、当地社区因子、宗教组织因子、当地媒体因子和当地工会因子。量化的因子分析结果能检验社会嵌入性的多维意义结构。按照假设2的预设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拟合。图3以直观的形式反映了投资风险的社会治理模式，表5则报告了“关系嵌入—信任—转移意愿”的路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嵌入的5个测量变量对社会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路径均明确。标准化影响系数表明，企业与当地媒体的关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程度最强，为0.603;企业与当地工会的关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程度最低，为0.130;企业与当地社区的关系、企业与宗教组织的关系、企业与环保团体的关系对社会认同的影响程度依次为0.466、0.362、0.201。究其原因，主要是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东道国民众毕竟是少数，所以其通过工会对整个社会认同的影响作用有限。数据还显示，社会认同对投资风险的负影响效应显著，影响路径明确，标准化影响系数为-0.303，影响程度较高。通过AMOS软件运算得出的?2值为4264.7，通过了α=0.001假设检验，模型拟合很好;拟合优度指数RMSEA=0.137，说明模型适配性不错;相对拟合度指数CFI=0.885,RFI=0.833,NFI=0.873，因而拟合为优。总体而言，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假设2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逆全球化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中国方案——基于“一带一路”视角[J]. 郭周明,田云华,周燕萍.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2]“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与信用问题——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为例[J]. 孙志毅,许可,杨文静. 河南社会科学. 2019(10)
[3]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孕育、生成与有效应对[J]. 林红.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17)
[4]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大型项目投资风险——东南亚地区的证据[J]. 张晓涛,刘亿,王鑫. 国际贸易. 2019(08)
[5]“逆全球化”风潮下中国在美洲非常规油气投资风险分析[J]. 王双,周云亨.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6]“一带一路”投资风险与中国企业ODI方式选择——基于企业内外部双因素视角的实证检验[J]. 张长征,徐艺. 管理现代化. 2019(03)
[7]“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识别与对策研究[J]. 张栋,许燕,张舒媛. 东北亚论坛. 2019(03)
[8]“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媒体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J]. 李红秀. 学术论坛. 2019(02)
[9]非政府组织、地方治理与海外投资风险——以湄公河下游水电开发为例[J]. 韩叶.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01)
[10]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OFDI布局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J]. 黎绍凯,张广来,张杨勋. 商业研究. 2018(12)
本文编号：347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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