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马列文论研究状况考察

  本文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从整个文艺理论界来看，近年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正日趋于边缘，已经有学者对此表示了忧虑，然而，我感觉边缘化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却未必是坏事情，因为做学问本来就是“坐冷板凳”的事业。历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研究成果都不是鹜趋于赶热闹者所能取得。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为数不多的执著于马列文论研究的学者们并未终止前进的步伐，“新的整合、新的探索和新的开拓”也从来没有停顿，所以我在为写此文而搜集、梳理材料时，虽不见丰富，但脑海中也并未闪过“贫乏”二字。通过对近年马列文论研究状况的考察，一些新的研究维度和新的研究走向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它们都生动、深刻而凝重，带着跋涉和探索的气息，向更远的期待不懈地延伸着……

　　凸显中国因素

　　近几年来，中国因素的凸显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比较突出的一个维度，显示了马列文论在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当前中国因素凸显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对马列文论中国化进程的研究上，由侧重社会实践层面转向了侧重文化精神层面，由侧重实践必然性的探讨转向了侧重文化必然性的探讨。

　　王元骧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想前提》（《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６年第５期）一文中着力论述了马列文论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与我国实际的结合。他认为，文学是以人为对象和目的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历史层面而我国传统文化是从伦理道德层面来理解人的，并且各自都有特定的时代内容和阶级属性；但两者之间仍有契合和同构的成分，这些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契合与同构成分正是马列文论中国化的一个思想前提。黄力之也撰文（《中国历史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５年第７期）指出，一种外来文化要融入非出产地，必须与本土文化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双向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适应，满足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文化愿望。显然，其论述的着力点也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满足转向文化满足。支克坚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一文中认为，马列文论中国化的范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它完全建筑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二是它完全建筑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他还指出：“规定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精神，在一种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这也显示出研究者对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的重视和强调。

　　虽然文艺问题相对于本土问题、思想问题是比较微观的方面，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要面对的对象毕竟还是文艺问题。程金城就在这个相对微观的问题上对马列文论中国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化必须适应中国文学的现实需要，马列文论中国化的当代发展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的新结合点，找到与中国文学价值重建的新契合点，使一般的理论提倡和意识形态信念真正转变成建构新的文学价值体系的“必需”因子和自觉追求。（《文学价值体系重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４期）马列文论中国化研究中中国因素的凸显，还表现在对我国当代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的学术思想所进行的系统研究上，这相对于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比如茅盾、胡风、周扬等）的研究是一个新的拓展。刘文斌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这样的研究，已经涉及的学者有吴元迈、陆贵山、董学文、刘润为、李万武、黄力之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在当代的最新展示，从实证的方面为人们理解和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态提供了一个模式和思路。

　　寻求现代阐释

　　马列文论研究在新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阐释维度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从连续数届的全国马列文论年会的主题（２００２年第１９届年会主题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２００３年第２０届年会主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届年会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学的当代性”，２００５年第２２届年会主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也可以看到这一趋势的不断加强。从马列文论实现现代阐释的方式或路径来看，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径。马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与启迪》（《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一文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当代文论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新时期我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有某些契合，或者说中国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路径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某些思路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冯宪光也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新应当有开放意识，应当理解“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在引进、吸收西方当代文艺学成果，“洋为中用”时，主要应当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成果，可以批判地借鉴西方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路。（《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成果》，《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寻求中国马列文论的现代阐释已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他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冯宪光对沃尔佩的语义学美学研究、对伊格尔顿美学思想的研究以及对２０世纪西马文论本体论主要形态的研究，马驰对詹姆逊的美学思想、伊格尔顿的美学观、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精神的当代意义、伯明翰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文化研究路径的研究，都增强了马列文论阐释当下的活力。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研究方面追求现代阐释也成为了一个重要指向。程正民、王志耕、邱运华合著的《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批评的现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中，把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放在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在还其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它进行现代阐释，揭示出它对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意义。可见，这种颇有代表性的研究指向，已经成为时代发展对于马列文论研究的一个必然诉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反思之径。首先是对于文论文本局限的反思，比如在分析俄国文论文本向中国迁徙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异的情况时，林精华经过细致的考证后指出，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１９４８年初版）的重要的唯物主义美学命题“美是生活”，其实应译为“美是生命”。（《文学理论的迁徙：俄国文论与中国建构的俄苏文论》，《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３期）这种反思和修改显然适应了现代阐释的需要，对人们理解车氏的文艺观念提供了更广泛的新的意蕴空间。其次是对文论研究思维方式的反思，李思孝认为在现阶段对马列文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基于已然性的“合法性辩护”阶段是不够的，不能仅仅停留于“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转向基于必然性的“合理性辩护”，“在更深层理论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黄河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通过这样的研究思维转向来实现马列文论的现代阐释。再次是对马列文论疏离时代的反思，２００４年，从《文艺报》对“人民文学”要不要“重新出发”开始，一些学者对马列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人民性”展开了讨论，２００５年《文艺理论与批评》和《文艺争鸣》杂志都刊发了数篇争论文章。虽然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具有共识性的结论，并且既有“诠释不足”，也有“诠释过度”的缺憾；但这场争论本身就显示出一些学者对于以往“人民性”内涵的不满足，研究者感觉到以往对于“人民性”范畴的阐释，已经不能够满足今天人们以之理解现实的需要，他们的反思不是要探讨“人民性”的原生意义是什么，而是要面对当下，从这一概念中挖掘出具有现代阐释力的新的意义维度。

　　其三，是西方现代文论思潮评析之径。陆贵山通过对西方社会文化（文论）思潮的研究和评析，确立了一条通往马列文论现代阐释的蹊径。他在《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一文中指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架构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认为，新历史主义这样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主张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对这些思想资料加以整合创新，以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陆贵山对西方文化（文论）思潮的系列评论文章，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对异质文论进行了深入的评析，而且注意吸纳异质文论中合理的、积极的因子以丰富马列文论，激活马列文论中那些沉睡着的可能性，使之显示出旺盛的现代阐释力。

　　回到理论去

　　常识是理论之敌。当马克思主义文论术语或命题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成为习语，当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在日常语境中使用这些概念或命题时，当人们认为这些概念或命题已经具有了常识性或自明性而不再需要解释和思考时，这些概念或命题的理论意义就被终结了。在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马列文论中的两个核心范畴——“反映”和“意识形态”的遭际就是如此。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常识化、仪式化了，它们的理论活力也因而被窒息了。在近几年的马列文论研究中，这种常识化和仪式化趋势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他们从打破常识入手，力图实现对这些范畴的新的和深的理论解读，这一方面要求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另一方面也要求理论范畴回到理论去。

　　董学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在回到理论方面做出了努力，在谈到“反映”概念时，该著认为，“反映”是认识、是把握、是过程、是中介、是抽象、是反思，“反映”的哲学含义应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反映”既是“映”，也是“思”，并且主要是“思”；其二，“反映”是一个不断地超越与扬弃的思维运动过程；其三，“反映”还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活动、生命过程。一个概念依据其抽象度的不同，可以建立起不同的意义层次，意义层次不同含义也就不同。“反映”概念，人们可以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也可以在实证的或具体学科的层面上去理解，还可以从日常话语层面去理解。显然，对于马列文论中的“反映”概念来说，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才能真切把握其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细读，对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行了新的架构：它对把文艺直接认知为意识形态提出了质疑，认为文艺不直接是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要素与意识形态相适应，并因而间接地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意识形式。这为人们重新认识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提供了更多的选项。

　　２００５年，文艺理论界关于文艺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文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和讨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热点。这个热点在２００６年以４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和７月由李志宏主编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的出版而达到一个高潮。这场讨论，在我看来，对于马列文论研究的推动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经典文本的解读更深入、更细致、更确切了，一是这次讨论使一些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走出了常识、重新回到或接近了理论思维层面。这一理论取向和姿态，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说，是比在知识论意义上的语义辨析与考订更有价值的收获。任何“固定的、‘永恒的’形式只能葬送历史生成的不断地变动的性质”（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８页），在马列文论研究中回到经典文本，显然不应只是为了获得合法化的形式，而是为了在当前语境中理论如何更合理地重新出发。

　　人的思维是有惰性的。习惯了日常思维，去进行理论思维是难的，惰性往往倾向于把理论思维拉回到日常层面。反对日常思维，是理论的需要，是马列文论回到理论的需要，而当前的迹象表明现在这种努力已经是在路上了。

　　新综合形态

　　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应用于文艺研究，广泛吸收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成果，多种方法综合、多重资源整合，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新综合形态，这也是近几年来马列文论研究的新气象。

　　何国瑞主编《社会主义文艺学》（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种综合性推进，它鲜明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惟一指导思想，广泛吸收、借鉴一切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文艺理论和方法，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性、本质、功能和发展规律，从而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体系。该著把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概括为蕴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体现集体主义的道德情感、具有人民大众的美感形式（见该著第３章）四个维度，表现出对马列文论特质的综合把握。王元骧著《文学原理》修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的一大特色就是引入了“实践观点之反思”，突破了初版本单一认识论视角的拘囿，把文学作为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并由此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来论述文学的认识和实践统一的特性。突出地实现了其建基于新的理论认识上的新的综合。

　　具有代表性的马列文论的新综合形态还有陆贵山的论文《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文学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５期）和董学文、张永刚的著作《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陆贵山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把握文学本质有四个向度，即展现文学“本质面”的广度、开掘文学“本质层”的深度、追寻文学“本质踪”的矢度和把握文学“本质链”的圆度；探讨文学本质有六大学理系统，即自然主义、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从而使对文学本质的研究呈现出合力态势，表现为综合形态。董学文、张永刚的《文学原理》自觉地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把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把文学“公转律”和“自转律”有机辩证地综合起来展开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观点在该文本中也被作者采取有机融入的方式加以综合，具体作法是不通过直接引语的方式来立论，而是尽量用自己的理论语言来表达，把经典作家的话巧妙自然地转化或嵌入到文学基本原理的论证里边，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成为一种内在于文本的力量。综合不是拼贴，不是堆砌，不是多个观点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能够体现出理论个性和创新意识的整体有机物，在这方面，董学文、张永刚对《文学原理》的建构具有示范意义。

　　结语：开放性及其限度

  本文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