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国家芬兰的中国文化语言翻译问题研究

【摘要】 近几年随着中国与欧盟国家关系的日益重要,中国与欧盟各个国家往来逐渐频繁。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经济贸易的交流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沟通和互识。这就需要知识界学术界对异质文化之间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提供知识和理论上的智慧支持。在研究过程中,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研究固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对于欧洲不同国家的个案研究更加重要,只有基于此才能够更好地认识、理解对方,尽量避免负面的、消极的误读和曲解。因为芬兰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以及中芬交流中的历史因素,在研究中仅仅套用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化交流中的模式来解释芬兰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并不适用,而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具体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察看芬兰对中国的接受和理解。本论文《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以北欧国家芬兰为对象,从学术上梳理芬兰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文化在芬兰的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以来对于芬兰与中国文化交流研究的不足。笔者将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研究论题锁定在中芬文化交流史的大范围内,先做基础的历史梳理,厘清中国与芬兰文化交流和影响史,清楚掌握中国文化向芬兰传播的历史轨迹,辨析各个时代中芬文化交流的特点。在大量收集芬兰与欧洲有关中国文化译介和著作第一手资料以及比较全面掌握国内欧洲汉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之上,以历时性研究为手段,梳理了芬兰语境下自20世纪上半期直到今天对中国文化的译介情况,主要梳理了芬兰语的中国文学哲学作品译介情况。通过对译者背景、译介源语言以及芬兰国家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几个方面的考察,阐释了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以及芬兰各个时期翻译的特点。采用阐释学、译介学理论对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学翻译活动进行分析。以中国诗歌翻译为个案研究,分析了芬兰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芬兰翻译学界在受到欧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对中国诗歌的“创造性叛逆”译介。通过芬兰翻翻译中译介语言的变化,从一个角度分析芬兰受欧洲其他国家汉学的影响以及芬兰自身的汉学发展。同时,与芬兰文化交流的国别研究对“非中心”的国家研究有普遍意义。不同于其他欧洲的中心国家,芬兰从地理位置到政治发展,从经济实力到文化渊源,一直处于欧洲的非中心、边缘的地位。所以作为典型的边缘国家,芬兰语境下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接受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巨大的区别,有着与中心国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本论文试图认真以芬兰为例辨析欧洲各个民族与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研究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和文化特点,真正总结出欧洲各个不同国家自身对中国文化接受的规律和特点。
 
【关键词】 芬兰； 翻译研究； 翻译史； 中外文化交流； 海外汉学；

第一章芬兰对中国的发现与认识

第一节芬兰民族意识及芬兰语文学的源起

在整个瑞典统治时期，因为严令禁止使用芬兰民族语言文字，并且规定除拉丁语之外只准以瑞典语为通用语言。在歡次战争和镇压之后，瑞典不断加剧对芬兰民族文化的压制。芬兰语的文本诞生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最早的芬兰语文本是迈克尔?阿格里高拉(Mikael Agricola, 1510-1557) *编写的识字读物：处(Abddria, Aapiskirja)、十六世纪芬兰没有印刷设备，所有的书都要在斯德哥尔摩印刷。实际上，阿格里高拉总共付印了9本芬兰语的文本。因其主教的身份，他翻译的基本者P是宗教文本，包括1544年出版的《祈祷书》(Rukouskirja、和1548年出版的《新约》。他还用芬兰语编写了很多其他的宗教文本。阿格里高拉被认为是芬兰书面语和芬兰语文学之父6。宗教改革的影响逐步体现，从十七世纪开始拉丁文不再通行，瑞典语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开始兴起，而芬兰文字的使用也趁此机会在民间悄悄流行起来。但整个瑞典治下的六百年间，芬兰语文本数量很少，且大多只是各种官方文件、政府规定、法律条文的译本，芬兰的文学也只有寥若晨星的一些芬兰语创作或者翻译的诗歌，且大多是宗教文学作品，体裁也局限于赞美诗和散文。

同时芬兰的经济远远落后与其他北欧国家，十八世纪时仍然是毁林开荒，刀耕火种以解决粮食和饲料的匿乏。十九世纪仍然以农业为主，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生产水平低下，经济、交通落后，加上宗主国瑞典的盘剥掠夺，使芬兰贫穷落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而且芬兰历来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争夺之地，无论是瑞典向东扩张还是俄国向西觊觎，战火必然连累到芬兰。战乱频仍也是拖累芬兰经济的重要因素。瑞典统治芬兰长达六个世纪之后，十九世纪初俄罗斯为了从战略上保护圣彼得堡，又开始与瑞典争夺芬兰，许诺给芬兰很多前所未有的自治权。在1807年的协议中，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企定好了前线的分割条约。经过一些战争，俄罗斯最终得到了对芬兰的控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成为芬兰大公，芬兰成为俄罗斯的大公国，内部实行自治。此时战事明显减少，芬兰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复苏发展。芬兰大公国成为行政和立法上都独立于沙俄帝国的单独“国家”，芬兰保持了他的独立性。直到此时，芬兰才开始了 “芬兰意识”。所谓“芬兰意识”，即认为产生了一个新的名叫“芬兰”的政治实体。7芬兰人1809年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 “一个民族应有的地位”，第一次获得了民族国家的权利。在一任总督期间，芬兰已经形成了内部行政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开始了独立行政时期。在自治时期，芬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出现了自己语言（芬兰语）的学校，自己的工业、银行、金融体系。语言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在瑞典统治时期，除了定居芬兰的瑞典移民讲瑞典语之外，芬兰的“上等人”才有资格讲瑞典语，只有接受了瑞典的髙等教育并且精通瑞典语的芬兰人才能谋求一官半职。这些都阻碍了芬兰民族文学的发展。相反俄国政府对芬兰语的发展并没有限制，反而积极促进，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强化芬兰语言的使用，进而弱化原来的官方文职用语一“瑞典语一在芬兰的使用，进而弱化一直与俄罗斯争夺芬兰的瑞典对芬兰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笼络芬兰人心。1828年在大学中设立了第一个芬兰语讲师的位子，1831年芬兰文学协会成立。从1840年代开始，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行政官员被要求掌握芬兰语。1850年大学设立芬兰语教授，1858年芬兰成立了第一所用芬兰语教学的中学。在此期间，芬兰民族文学也开始成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芬兰的民族史诗诗人艾利亚斯?林纳（EliasLdnnrot)带着对自己的语言芬兰语的热情，从卡累利亚地区搜集芬兰头口民歌，1835年编写出史诗《卡勒瓦拉》UCalevaJa、，1849年又重新改写。这部史诗的诞生意味着芬兰民族也可以完成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诗中对人民和大自然的歌颂，对芬兰民族感的苏醒和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让芬兰人有了 “芬兰意识”之后，开始有了 “芬兰民族”。的意识。

第二节芬兰对中国的早期认识

芬兰对中国最早的研究与十八世纪随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乘船到达中国的芬兰人伊斯雷尔?雷尼尔斯（Israel Reinius, 1729-1797)有关。1746年2月13日他乘船离开瑞典港口城市哥德堡，直到1747年6月13日才屡经波折到达广州，停留半年后于1748年1月5日返航，同年6月27日回到哥德堡。次年，他向图尔库学院（the Academy of Turku) 13提交了他的硕士论文《旅华笔记》(Notes Collected During a Trip to China)。这是芬兰出版的第一本有关中国的论述，虽仅有47页，伹是尽作者所能，描述了中国的植物、动物、自然资源和物产，以及中国人的外形特征，此外还记载了此次中国之行。另外一位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芬兰人彼得.约翰.布雷德(Peter Johann Bladh, 1746-1816)曾先后五次在广州逗留。“他后来把自己在中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提交报告给斯德哥尔摩科学协会。IS但考虑到当时芬兰语在芬兰的地位，可想而知这两篇报告的受众可能只限于上层的瑞典语学术圈，并未广泛流传。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纷纷瓜分中国之际，芬兰自己也在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取自身的发展和独立。芬兰在独立前并没有和中国的双边交往。在中芬交流史的有关记叙中，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半期这一时间段芬兰与中国的官方交流是非常单薄的。早在1878年之前I6芬兰就出版了一本书《有关中国》卿nalaisista) ’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等基本信息，以及中国的凤俗人情等，包括中国婚礼习俗、中国对父母的孝敬等。这是笔者目前看到最早的芬兰语版本的有关中国的书籍。

芬兰对中国更广泛的了解始于前往中国传教士的各种报告和游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芬兰的传教士也与其他北欧国家，例如瑞典、挪威的传教士有着广泛的合作和联系。而这一时期中国与芬兰之间的交流活动主要是芬兰基督教信义会派传教士来华。1892年，芬兰播道会（Th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Finland)派遣威海米娜?阿比爱宁（Vilhelmiina Arpiainen)和另夕卜两名传教士到达扬州，辗转浙江、江西为中国内地差会工作。I7另一个重要的芬兰传教组织，基督教信义会芬兰差会（Finnish Evangelical Lutheran Mission)派遣的第一位传教士尔兰德?斯沃宁（Erland Sihvonen)于1902年到达湖南北部。此后在湖南传教五十余年。从此传教士发表了几十份旅行游记和各种传教报告，见诸报刊或者出版发行。例如1908年出版的沃利宁（A.Wuorinen)的《中国旅行观察》Matkahavainnoista Kiinasta),上册题为我的旅行所见min益 ndin nmtkallani) 0 下册题为中国图景{Kuvauksia Kiinasta)。传教团体也出版了一些芬兰传教士的工作报告，包括芬兰差会来华第一位传教士汉纳斯?苏博伦(Hannes Sjoblom) 1907年出版的报告合集《中国和芬兰的工作》。

第二章二十世纪上半期对中国文化的翻译

第一节时代背景

芬兰自1809年被瑞典割让给俄国，与俄国经历了前五十年的“蜜月期”，之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俄国逐渐走出克里米亚战争的困境，同土耳其的九次俄土战争大体结束，波兰的武装起义也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和德国结成军事联盟,因此芬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位置就变得更加重要。此时，芬兰的国防和铁路网根据这一形势变化进行了调整和建设。同时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经由丹麦逐步传入北欧各国，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下半叶，丹麦、瑞典、当时隶属于瑞典的挪威和隶属于俄国的芬兰先后开始工业革命，由手工业阶段向机械生产阶段过渡。1900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芬兰的文化和工业负有盛名。此时，从商业上而言，芬兰巳经更多的加入西方市场，德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发展上也越来越向德国靠近。俄国为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德国，进行争夺芬兰，90年代起俄国对芬兰的政策一改原来的怀柔宽松态度，变为推行全盘的“俄罗斯化”。将芬兰的邮政、海关、货币等纳入俄国的行政系统，并且要求芬兰按照俄罗斯的法律重新立法。1899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发表《二月宣言》，全面推翻以前所做出的承诺，要取消芬兰享有独立自主的特权。1900年颁布了新的语言法，规定俄语要逐步成为参政院、中央直属部门和省政府的官方语言。这些政策引起了芬兰国内的强烈反对，唤醒了芬兰人的民族意识，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俄国总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鲍利科夫（Nikolai Ivanovits Bobrikov)实施镇压。最后1904年总督在芬兰独立运动中被剌杀。不过此时因为日俄战争的关系，俄国一直没有对芬兰用兵。1905年因为日俄战争，俄国实行大罢工，也波及到芬兰。尽管俄国与芬兰之间的政治关系非常紧张，芬兰国内的右翼和社民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国内说瑞典语的芬兰人希望芬兰能与瑞典靠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希望芬兰同德国联盟。在大罢工期间，芬兰形成了两种敌对武装势力，其一是红色赤卫队，得到俄国革命力量的支持，另一股是白色近卫军，受到德国的帮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成立苏维埃政权，12月芬兰借此机会宣布独立。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是动荡不安，1918年红军和白军爆发了短暂但是十分惨烈的内战，最后以白军胜利告终，芬兰也由此划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后国内政治格局逐渐稳定。1919年确立为总统选举制的共和国。

本文编号：8925